刘蔷：天禄琳琅——乾隆皇帝的藏书

前面的话

下面的文章来自网络，是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2020年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题目为《天禄琳琅——乾隆皇帝的藏书》。

版本目录学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掌握的治学门径。“书”和“目”是一组对应的关系，藏书因战争、水火、偷盗等种种原因散佚，但目录还保存下来，让后人可以从中看到藏书的原貌。

“天禄琳琅”书前后两编是两批藏书，都是中国古代宫廷善本特藏。为其编纂的书目和乾嘉时代另外一部著名的官修书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两个高峰。

“天禄琳琅”藏书在编成的时代就很有名，许多著名古籍都被收录其中。宋版书自来最为人珍视者有三，即宋版《两汉书》、《文选》、《杜诗》，被明人董其昌称为“鼎足海内者也”。其中《两汉书》与《六臣注文选》皆在“天禄琳琅”前编。

但如此有名的一批书，在2009年之前的研究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批书的版本鉴定错误非常之多。尽管《天禄琳琅书目》的编纂体例严谨，提要中有丰富的版本内容，从清中期就产生了很大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对善本的编纂和著录依然因循“天禄琳琅”传统，但是它的提要错误太多，影响了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后编书记载的宋版书三分之二是错的，元版书一半有误，整体错误在一半以上。

讲座把“天禄琳琅”作为清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事件，梳理其大概的始末源流。

“天禄琳琅”特藏的建立

清宫档案记载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谕令内廷翰林，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宋元明之精善者，别于昭仁殿设架庋藏，御笔题为“天禄琳琅”。

这是一批宫廷善本藏书，那么何谓善本？古籍界现在对善本有一个通行的规定，即符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提出的“三性”、“九条”原则的古籍。“古籍”的界定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以前。“三性”指的是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九条”是对“三性”的补充说明。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之前出现的，无论是雕版印刷本，还是活字印刷本，今天一般都算作善本。但乾隆皇帝对“善本”的判定，与当代的标准是不同的。他认为清代当朝印刷的书不是善本，宋元明的精善部分才算。

乾隆四十年（1775），昭仁殿珍籍益富，大学士于敏中等大臣奉勅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收书429部。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大火，殃及昭仁殿，前编书尽毁。已是太上皇的乾隆令彭元瑞等再辑宫中珍藏，编为《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收书664部。前后二编，共著录1093部善本。“天禄琳琅书目”指的就是《前编》、《后编》两部书目。

关于这批藏书的定名，乾隆皇帝题匾为“天禄琳琅”。“天禄”取汉代“藏书三阁”典故。天禄是传说中一种神兽，头生两角，有翅能飞，能去灾祸、保福禄，常与辟邪成组出现。汉代建未央宫，在其北建立“藏书三阁”，即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阁是收藏及整理书籍的地方，还为朝廷培养人才。所以后来“天禄”、“石渠”成为宫廷收藏代称。“琳琅”寓意内府藏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对于乾隆为何将善本置于昭仁殿，前编书目中有《御制题昭仁殿诗》可供考证。诗下有注云：“皇祖在御時，常寝兴于此。”明朝皇帝及顺治、康熙的寝宫在乾清宫，但该殿太过巍峨宽大，不适应中国古人的居住观念。所以康熙真正的寝宫是昭仁殿。因为是皇祖居所，故而乾隆说：“予不敢居，因以贮天禄琳琅诸善本。”诗中云：“好书敢谓承先志，新德惟期澡我身。”在此读书，可以继承皇祖之志，澡身浴德。昭仁殿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侧，是一座面阔三间、有独立院落的建筑，自此直到清末，这里便成为清宫的善本书库。

清宫藏书源流建立

清宫藏书的主要来源首先是前朝皇室遗存。中国是宗法的社会，《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视祭祀为国典。《周礼·天官》云：“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祭器、宝物象征着国统、皇位。频繁的改朝换代中，新王朝为证明具有正统地位，需得到有“天命神授”身份认证性的物件，如传国玉玺、宝物书籍等。新王朝接收前朝旧藏，表示继承前朝的天命，所以故宫收藏的字画古籍上有历代皇家的收藏印。在“天禄琳琅”书上就有南宋辑熙殿，元代翰林国史院等的藏书印。

来源之二是朝廷征书与私人进献。“天禄琳琅”藏书中还有三四十部曾藏于明代文渊阁的书。这些有前代皇家藏书印的书，往往又有明末清初私人藏书家的印。说明这些书在明末战火中曾流出皇宫，经私人藏书家之手，又辗转回到宫中。这样的书数量不多，更多的是清入关以后，向民间不断征书或私人进献得到的。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时，开四库馆向民间征书，也有少量的书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到“天禄琳琅”中来。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来源是抄没罪臣之书。《天禄琳琅书目》的提要把书上所有进宫之前的藏书印一一著录，对首次出现的藏书家加以简单介绍。《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揆叙藏书共计100部，每册都盖“谦牧堂藏书记”、“谦牧堂书画记”二印，但始终没有提揆叙的名字。《前编》无一部揆叙旧藏，而《后编》中揆叙藏书占到近六分之一，这些书全部是经抄没入宫的。

揆叙之谦牧堂贮书最富，为满洲世家之冠。因曾与皇八子胤禩结党谋夺皇储，雍正二年（1724年）世宗发其罪，追夺官位。其家彻底被抄，是在明珠四世孙成安时。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成安家藏图书、文玩尽归大内。档案中记载乾隆皇帝知道揆叙藏书丰富，命令抄成书目，供其阅览。另有一例是张缙彦收藏过的宋版前后《汉书》。张缙彦被夺官、抄家，流放宁古塔，死在戍所。这部书能入藏，可能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特殊途径。

来源之四是宫里、朝廷自己编、抄、刻的书。很多影宋抄本都是宫里自己组织抄写的。总结下来，前编书据书目前面的茶宴诗、诗注，可以推测取自武英殿和“内阁大库”。后编书七成出自御花园旧藏，另外三成，乃抄没入宫的藏书。

《天禄琳琅书目》作为宫廷收藏的整理，体例与普通藏书目录有所不同。《前编书目》被收录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并著录其体例曰：“其次序，则宋、金、元、明版各从其代，仍以经、史、子、集分类。”先按版本年代排序，同时代的书再按经史子集排序。对每本书著录的内容“则并登之，每种详其锓刻年月及收藏家题跋印记。”在排列上，影宋抄哪怕是清代的也缀在宋版书之后，放在元朝之前，可以窥见乾隆时代对于抄本的认识。

《天禄琳琅书目》属于鉴藏目录，向皇帝说明这些收藏有什么特殊的文物价值、鉴藏价值。所以每本书要把跟版本有关系的版刻年月、收藏印记，曾在哪些名家手上流传过等著录出来。这种做法在书画著录中常见，但将之原原本本引入到藏书目录中来，并编成体例完善的善本书目，是从《天禄琳琅书目》开始的。所以我们说《天禄琳琅书目》是第一部官修的善本目录。官家提倡善本风气，重视时代更早的古籍，上行下效，影响整个民间藏书，使民间原有的“佞宋”之风更盛。当下对善本的标准——“三性”原则，首重的也还是文物性。不过其中著录的“宋元版书”有不少错误。

天禄琳琅藏书上的印章 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前编》书的焚毁与重建

为何在嘉庆二年又编了后编书目，前编书如何消失，在档案中都没有记载。彭元瑞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末“识语”中并未交代缘何有续编之举，只是说“溯初编时五十余年，《书目》成亦二十余年矣。逮今嘉庆丁巳十月，乃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辑，越七月，编成。”

在档案中有一段记载，说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乾清宫发生大火，乾清宫与弘德殿、昭仁殿两配殿皆成废墟。火灾之后，殿内之书不见下落。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便有了前编书遭焚毁的推测。十一月下旬，是北方最冷之时，宫殿以暖阁、熏殿等方式取暖。由于掌火太监郝士通的疏忽，没有把炭火彻底压灭，风吹复燃。内务府大臣发现时，火情已成燎原之势，《东华录》，清宫旧档如《永琅等奏为乾清宫失火缘由将太监郝士通等分别治罪折》（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和珅福长安等奏为遵旨补建乾清宫交泰殿昭仁殿工程折》（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等，皆可证昭仁殿曾失火之实。

北方一般没有冬季建房的习惯，但是当年冬天就立即重建三大殿，同时还令彭元瑞等再辑宫中珍藏，迅速恢复“天禄琳琅”旧观。这些行为透着反常。此时乾隆皇帝已是耄耋之年，嘉庆是即位不久的“儿皇帝”。古代宫中大火，会被认为是天谴，预示皇帝朝政有失。但父子两代皇帝谁来下罪己诏是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恢复旧貌，把这件事抹平。

后编书错误众多与这种匆忙找书、编书，无暇细看是有关系的。而且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八十八岁了，在转年嘉庆四年的正月便去世了。编纂者笃定老皇帝不会有余暇去细看，所以不管是不是真宋版书，一概选入。皇帝希望恢复的书要比前编更好，所以后编书目增加了卷数，添加所谓的“辽刻本”。而且还称：“绝无翻雕赝刻”，俨然此地无银三百两。

天禄琳琅藏书的外部特征

这批书从清末开始流散四方，判定一部书是否是“天禄琳琅”藏书，可以依靠其外部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书装、签题划一，二是玺印钤盖划一。

“天禄琳琅”藏书外表装帧和书签题法是整齐划一的。

《天禄琳琅书目·凡例》记载其外装“其宋金版及影宋抄皆函以锦，元版以蓝色绨，明版以褐色绨，用示差等。”但书籍外装在流传过程中可能被重新装帧，此时可以通过书签来判断。书签特征是把版本放在书名之前，突出版本情况。《凡例》曰：“签题旧未画一者，今悉更正套签，于旧藏者添识'乙未重订’，续入者则识'乾隆乙未重装’用志裒集次第。”

另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它的钤印也是整齐划一的。即使书改装了，里面的钤印还可能保存下来。《前编》凡例曰：“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御玺二：曰'乾隆御览之宝，曰'天禄琳琅’。”而且前编书虽然尽毁，但还有“目外书”以做实物参考。另有一直接例证，即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之《春秋经传集解》。乾隆皇帝很喜欢“岳氏五经”，想单独存放。但只找到了四部，少一部《春秋经传集解》，后在“天禄琳琅”前编中找到并另存。之后翻刻殿版书，用影刻方式复刻了该书，板式和书上印记都被刻下，忠实再现了“天禄琳琅”前编书的原貌。

此外，还有一例证。昭仁殿的书未必全被著录到《天禄琳琅书目》中，有一些书没被著录进前编，但是又经过宫廷整理，加盖印章，重装整齐划一的书签、书衣、函套。前编书目的目外书，又被收录到后编书目中来，这样的书有两部，可以通过它们获知前编书是什么钤印状况。

后编也称“天禄继鉴”书，其编纂非常草率，既无凡例，也没有君臣唱和的茶宴诗，只有一个不足百字的“识语”。后编书附页上有乾隆的三方大印，根据书开本大小的不同，使用不同的附页三玺，分别称大三玺、中三玺、小三玺。

天禄琳琅藏书的流散

首先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当时宫禁松弛，少量书通过太监盗卖等方式流散出宫。溥仪小朝廷时盗运出宫的书是最多的。民国以后溥仪又在宫中待了十四年，以赏赐溥杰的名义，令溥杰将值钱的、好携带的宝物运出宫，来为复辟筹资。一些小书画，最珍贵的宋元版书被带出宫。后在溥仪的寝宫中发现一卷《赏溥杰单》，自云昭仁殿中全部宋元珍本都被盗卖出宫了。

运出宫的书先是被运到天津少量倒卖，之后又被运到伪满洲国，放置在伪满皇宫“小白楼”。楼中的书面临潮湿、鼠噬，有东北经历的书，保存都不太好。伪满洲国时期经历少量变卖，大的流散是在抗战结束之后，长春经历一段无政府状态时期，看管人员发现无人管理，于是开始偷抢。伪皇宫一圈出现专门盗卖字画、古籍的现象。

国民党的接收官员不太懂书，把有印的挑出，放在沈阳一家银行的地下书库。还有部分书被运往沈阳故宫。到1947、48年时，沈阳故宫院长金毓黻没有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把沈阳藏的书运到南京，而是把这批书运回故宫，来交换存于故宫博物院的60件宋元明清丝绣。留在故宫中的书在抗战前经历了“故宫文物南迁”，舟车辗转到重庆、贵阳、南京，最后又回到北京。这批书正好是总数的一半，311部书。后来被运到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抗战结束后，我们的政府就不断在民间收购流散的“天禄琳琅”书，有200多部书通过不同渠道陆续回到了北京故宫。1958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主张只收藏做研究的书，要求把明清两朝的书拨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北图欣然接受，205部“天禄琳琅”书被拨到北图。现在“天禄琳琅”书的第二大收藏单位是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只存一部半后编书。

目前已知“天禄琳琅”后编书664部，有2部确知已毁，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飞机炸毁。624部书已知全书或部分卷帙藏在何处，有5部书有前人经眼的线索，只有33部书至今下落不明。“天禄琳琅”后编书可谓“十存其九”。

天禄琳琅书现存情况

一是现藏台湾地区的，这也是藏“天禄琳琅”书最多的一大单位，藏天禄继鉴书计342部。台北故宫是目前藏这批书最多的单位，总共321部。台湾“国家图书馆”9部，傅斯年图书馆4部，台湾大学图书馆有两个残本。私人藏书家潘思源手中有6部。台北故宫藏书的特点是保存了清宫旧装，也有一些很有名的宋版书。

第二大收藏单位是国家图书馆，计227部。四分之三是1959年北京故宫拨交的部分，还有20多部是通过私人藏书家捐赠或购买获得。特点是残缺很厉害，但宋元版的比例非常高，数量之多是所有“天禄琳琅”藏书机构中的第一位。有一些是非常有名的刻本，如宋代公使库刻本《大易粹言》等。辽刻本、金刻本是非常稀见的，但是此处收藏了两本收入《天禄琳琅书目》的“金刻本”。

第三大单位是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继鉴书35部。东北地区是“天禄琳琅”书散藏比较多的地方，这与藏书出宫后先在东北流传的历史有关。

还有现藏大陆其他公藏单位的。除国图、辽图外，大陆还有40家单位收藏了84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之书。这些单位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学校，遍布北国南疆。比较多的是上海图书馆，有9部。特别让人兴奋的是，就在这次讲座前一周，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又新发现了一部“天禄琳琅”藏书。书为两册残本，已经被改装，但最里层护页还是原装。刘蔷老师说这也是她要来给大家做这次讲座的机缘所在。

然后是现藏私人收藏者手中与历年拍卖会上所见的。截止2020年秋，陆续出现于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德宝、中国书店、上海国拍等主办的古籍拍卖会的“天禄琳琅”书，归并同书，计有31部之多。如宋版《童溪易传》、《周易本义》、元版《孔从子》、《仪礼图》、《通鉴总类》等。从开始出现古籍拍卖以来，“天禄琳琅”书屡创古籍拍卖价格记录。如元茶陵本桂山书院刻本《孔丛子》，为现存的茶陵本提供很好样本，2017年拍卖出了800万元的价格。现在“天禄琳琅”书已禁止拍卖出境。

除去国内，还有很多海外单位收藏有“天禄琳琅”书，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等。

古书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部“天禄琳琅”书背后都有一个曲折宛转的流传经历，非常难得。过去藏书家都是尽可能的让书集聚，不得以的情况下，书才会被拆散。明嘉靖十九年（1540）陈敬学德星堂刻本《万首唐人绝句》是《后编》集部的最后一部。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一函八册早先散出，后又流散两册，在前些年某拍卖会上，其所剩六册书连原装函套和书帙被分为八个“标的”拍卖，在和平年代为了追求利益而人为将成套估计拆散实在让人惋惜。

相关文章：

刘明：从殿本《毛诗》看天禄琳琅四阶段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