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福州】张德平丨童年里的生猪“储蓄罐” / 开普饭

童年里的生猪“储蓄罐”

作者/张德平

许多年后再回忆起我的童年生活，若一言以蔽之——日子过得贫穷拮据，却也无忧无虑、充满欢乐。因为忧愁都是父母的，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就只有放肆的玩和发奋读书，即便时常要帮助家里干点家务农活吧，也是苦少乐多。因为年少，所以对于儿时伙食的糟糠、衣着的简陋并不太放在心上。只是每每到了开学前的那两天，见到父母由于凑不出俩儿子学费而急得四处奔走借钱时的窘迫，我才深切体会何为“愁滋味”。

学费，对我家而言，是全年最大的一笔开销。记忆里，每到开学季，家里总会迎来两位体形彪悍的杀猪倌，每当看着他们一前一后地吆喝着把我家里养了大半年的三两头生猪扛走，我儿时的心里都会生出些许不舍与悲壮，因为这些猪友们平日里和我同吃同住，我与它们之间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我心里总觉得这些“二师兄”们是为了资助我的学费而“英勇就义”去的。

在农村，除了家境比较富裕的个别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为的是以此存下一笔能够办大事的钱。而绝大多数农户都在房前屋后建有独立的猪圈，我们家呢，在“1992年闽北特大洪灾”所致的房屋倒塌重建中，为了支持后来的316国道拓宽改造，而不得不将宅基地缩减了近一半，再加上因为盖房子背上了大笔债务，家里还要供养两个背书包的读书郎，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屋后的空地被邻居们先后买走做了猪圈和鸡舍，而被迫把生猪圈养在自家的厨房里。这样一来，虽有百害但也不失一利，那便是母亲在做完我们一家人饭后，不用刷锅，直接掺进些自来水煮猪潲，煮熟了就用大勺舀起潲水一转身便倒在了位于厨房另一侧的猪槽里，省去了邻居家那样舀潲水、提潲水的辛苦。

此番回忆起来，我的童年不仅是与猪同吃同住，还在同一口锅里吃饭。平时散学归来早，我都会先到田里拔些猪草回来喂猪，若是回来时母亲的晚饭还没做好，我便会拿起猪草来像逗猫那样地逗猪玩。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竟能忍受生猪身上那股特有的臭味而不以为臭，简直不可思议。

直到后来哥哥到了县城上高中，成了一名寄宿生，母亲为了应付我们兄弟俩日渐高涨的学费，才到福州给别人当起了住家保姆。而在那之前的好些年，我们的学业之所以能得以勉强维系，还真得仰仗这先后好几批次出栏的“二师兄”们的“仗义”。那时，每当生猪成年后出栏一卖，我和哥哥一学期的学费便能凑出个八九分了。

倘若遭遇上“猪瘟”肆虐的年月，那就是另一番光景了。记事以来，我目睹过三次猪瘟的荼毒。印象中，这样不愉快的事情都发生在春夏之交的多雨季节。恰逢阴雨绵绵的天气，人的心情本就是低落的。而平日里靠打零工维持家庭生计的父亲，每到这个时节则更是显得焦躁、易怒，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却又没有稳定收入，因为背负着房屋重建时欠下的旧债尚未还清又新添奶奶动手术欠下的新债，并且还要应付两个儿子求学的开支，整个家庭的重担压得他几乎喘不上气，偏又遭遇连绵的阴雨迫使他没法出门讨生活。然而这许多的无奈，对儿时的的我来说，是从父亲出神地望着门外绵延不息的雨珠时的忧郁眼神里怎样也读不出来的情节，我只是一味地感慨父亲的喜怒无常。每到这时，平日里顽皮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父亲身上的“逆鳞”，生怕惹怒父亲。然而，即便我谨小慎微地扮演者“乖孩子”，但生活总难免“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时候。在连续下了好几天不歇的雨后，爸妈辛苦饲养了半年左右的猪仔耳根上、肚皮上，还有大腿内侧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许多大小不一的出血点。渐渐地，猪仔们变得无精打采、食欲不振，走起路来四肢无力、摇摇晃晃的，甚至躺在地上长卧不起。见此情景，父亲往往总是恨铁不成钢似地气不打一处来，举起竹鞭或是铲猪粪用的铁锹就重重得往他平日里疼爱有加的猪背上狠狠抽去。母亲见状，总是不慌不忙地夺下父亲手里的“凶器”扔到屋后的柴禾堆里，接着一言不发地窝在灶台边煮着打听来的治疗猪瘟的偏方。但除了仅有一次成功挽回一条猪的性命外，母亲的努力都是徒劳。通常在一个多星期后的某个雨歇的夜晚，我们只能默默心疼地看着父亲含泪将病死的接近成年的猪扛到肩上，晃晃悠悠地拉到村里的垃圾焚烧场去烧掉。被那肮脏的夜火一同燃尽的，还有我们兄弟俩新学期的学费。

劫难过后，母亲总是里里外外地将厨房里的猪圈彻底清洗一番，再用滚烫的开水烫上两遍。第二天天没亮，母亲就早早起床赶到镇上去挑选新的一批小猪仔回来。有时不知是等不到车，还是为了省下1块5毛钱的车费，母亲通常会一路小跑地挑着猪仔从镇上步行8公里回家。每当这时，母亲的脸上除了挂着豆大的汗珠外，还洋溢着希望的憨笑，仿佛是在和昨日的伤痛做个了断。

我们的童年，虽然从未拥有过同龄孩子那样可爱的小猪储蓄罐，却一直以来都在厨房里饲养着几头肥壮的生猪“储蓄罐”——别人的储蓄罐里存着的是用来买零食和玩具的零花钱，我们的“储蓄罐”里存的却是用来挣脱命运枷锁的求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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