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涵华丨我的语文老师 / 开普饭

总第1427期

图｜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

2019年秋，我有暇再次去逛北京的后海。从后海出来，没几步路就拐到了定阜路。在林木葱茏之间看到一座中西合璧的大楼。走近一看，有牌子：“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奇怪了，北太平庄校区那么大，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再往前走几步，又看到墙上挂的第二块牌子，方的，上书“辅仁大学旧址”。当时，心里就像有半只孤独多年的虎符突然找到了它的另一半，两者“当啷”一声撞在一起，震得我整个人都愣住了。余音袅袅中，想起了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任士毅先生。

他的大学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关于辅仁大学，沧海桑田中有许多一言难尽的话题。简言之，它是上世纪20年代罗马天主教办的教会学校，委托美国本笃会管理，中国这边的负责人是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和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英敛之先生去世后，由陈垣先生任校长。1933年，辅仁改由德国圣言会接管。抗战期间，因为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日本人不便染指，所以辅仁大学就成了整个沦陷区唯一一所不受日本人控制的大学，沦陷区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辅仁大学为荣。

当时的辅仁大学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全英语授课，国文讲文言文。考进去难，毕业更难。有资料说，从建校到1936年，辅仁大学6届总招生数是879人，总毕业数仅401人，还不到一半。

任老师1921年生。进入辅仁大学读书，应该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上世纪40年代辅仁大学的资料。

关于辅仁大学，还有后话。1950年政府宣布接管辅仁大学。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辅仁并入了北师大。时隔8年，台湾又成立了一所辅仁，还是教会学校，至今仍是台湾诸多大学里的“名门望族”。

任老师的家族像他的母校一样，也是名门望族。知情的老城人一提起就称之为“任举人家”，口气里充满了羡慕与尊重。任老师的名字也有说头。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就出自《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段话涵括了老师姓名里所有的字。

四中1903年成立，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堂。1970年我们入学就读，四中成了“戴帽”高中，任老师是我们三班的副班主任。他中等个，面白，相貌端正，走路有些慢，稳稳当当的。他谦和，儒雅，只要一走近他就会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氛围，不由得呼吸放慢、心平气和，觉得自己该老老实实去做点什么。这应该就是所谓“气场”吧。不过，除此之外，他好像还有些心事重重，不管课上课下，那种置身事外的谨慎总让人产生一丝难以亲近的距离感。眼神中，跟和善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种更博大的东西。很淡，能感受到，却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一共四个班，任老师教后两个。那时候已经有课本了，前两个班的老师总是将课本内容简单讲过，然后就延伸开来讲文学史，李白杜甫白居易啥的，洋洋洒洒，很受同学欢迎。任老师却总是按部就班，老老实实地平铺直叙，上课时一脸平静，语速均匀，从没见到过他眉飞色舞的样子。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前两个班同学那么多的“欢欣鼓舞”。渴望大起大落的青春，对“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珍贵邂逅，也就是一句差强人意的“好像还行吧？”

在教了大半辈子语文之后，我已经厘清了不同教学风格的长与短。它不仅仅是主讲者的主观选择，更受个人禀赋的影响与左右。个性张扬的讲法因为生命热情的投射与感染，会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而另一种，教师的个性似乎隐退，作品本身的内涵却静静展现在学生面前。前者有磁性，后者靠自觉。任老师的课属于后者。

不知不觉中，我开始对语文课感兴趣，写作文也渐渐比以前上心。任老师的评语总是很平实，但每次我都会有所触动，有时甚至会顺着老师的思路走出很远，很像是一张白纸被施了魔法，一点点显现出了线条清晰的花纹。慢慢的，等待发作文本、看老师给的评语成了一个念想，只要一看到任老师平静地抱着一大摞本子走进教室，我就会悄悄兴奋起来。

顺便说一句，任老师那一手字，钢笔也好粉笔也好，统统像他的为人，不张扬却耐端详，越看越觉得功力深厚。管中窥豹，当年辅仁大学和北大、清华、燕京比肩而立，实在有它的道理。

我对任老师的语文课越来越感兴趣。到后来，他不抱作文本子进教室我也期待，回家便到处找文学类书籍看。前几年，上海有个教当代文学的青年学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很有意思，叫《一代文学青年的苦出身》。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几乎无书可看，为数不多的几本小说如《高玉宝》《欧阳海》等，也比较“贫瘠”，以至于我们因“缺乏营养”而“贫血”。在这样的背景下，课本里的那几首古诗就成了“山珍海味”。

任老师的家在中山街，离学校不远也不近。可是他把一人一间的办公室腾出来，让给了来自乡下拖家带口的同事，自己却“天地一沙鸥”，飞来飞去落不住脚。有几天，我正巴巴的等着听老师讲《梦游天姥吟留别》，正好在路上碰见，便兴致勃勃地问：“咱什么时候讲这一课呀？”那时的我把姥（mu）念成了（lao）而不自知，只记得老师迟疑了一下，好像有点“不舒服”，却没说什么，简单回答说：“到下星期吧”。等到该讲《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那天，我有事请假了，心里好遗憾。

虽然喜欢读书，却一向不求甚解，那个字的正确读音，我一直到七八年后进了大学才知道。

又到了上作文课的时候。这次老师给的题目是《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作者是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获奖作品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是他的短篇，反映二战给人们造成的生活悲剧和心灵伤害。当时中苏交恶，报纸上正连篇累牍的批判肖洛霍夫和他的《一个人的遭遇》。

时至今日仍旧认为，老师出这样的题目给我们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小说我们根本没读过。它1957年发表在苏联的《真理报》，当月便被翻译成中文登在《解放军文艺》和《译文》，仿佛“老大哥”给的范本或圭臬。那时，我们才两三岁；而现在，已是1966年以后的71年，14年过去，我到哪里去找这篇早已从九重碧霄一头栽到“水深火热”里的倒霉小说呀！是那时候也有“集体备课制度”？还是上面下达了行政命令？不知道。这题目突兀、不合情理，但是却无人可以抵挡，以至于四个班的同学那几天都在准备口诛笔伐一篇谁也没有读过的苏联小说。

那时候，我的作文已渐渐在要好的同学里有了一点认可，于是越发勤奋起来。这次，虽然私下觉得题目有些“别扭”，却不多想，只是顺着惯性积极寻找报纸上的各种批判文章。先是择出其中引用的几段“珍贵”原文，再找出文中的观点，“大义凛然”的把《一个人的遭遇》“批”了一通。因为下足了功夫，自我感觉良好，喜滋滋地等着发作业本。

至今留在记忆里的，却不是发作文本的那一刻，而是心情沉重地在操场的边缘独自走来走去的情景。老师的评语具体怎么写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觉得口气很严厉，字也比往常更“龙飞凤舞”些。大意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想，不要别人说什么自己也跟着说！

显然，一向“恒温”的任老师动气了。我像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心情沉重地避开所有同学，手里攥着卷成纸筒的作文本，打开看看，再卷起来，就这么走来又走去的反思了好几天。

那张白纸上显现的，不再是不断延伸的优美线条和花纹，而是一个风雨交加中的岔路口。边上，是一棵老树，正在狂风骤雨中用根抓住泥土，树身纹丝不动，枝枝丫丫固执地朝与风相反的方向伸出去……

那一年，我16岁。懵懵懂懂中，似乎明白在这个路口该选择哪个方向，一时又难以说清楚。也许“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说自己想说的话”，正是从任老师的“怒斥”和我羞愧难当的反思开始的。

这就是那棵树的价值。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但它已经“弯”在我心里，虽不是时时刻刻都记着，却也时常浮现，终生难忘。

大约十来年后，我终于“碰”到了《一个人的遭遇》，迫不及待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却没有找到什么“大逆不道”，反而有点被感动，觉得肖洛霍夫“干得不赖”，当年的批判，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了。

前几天，为了这篇小文，我特意在网站上又找到了这篇小说。距第一次知道它的“芳名”，已经过去了50年。我的语文老师任士毅先生，也早已远去了。

白发苍苍的我，再次细读《一个人的遭遇》。也许是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都积攒够了的缘故，这次，堪称振聋发聩。不仅读出了作者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情怀，也突然明白了当年任老师目光中我一直不能解读出来的内容。

“悲悯”。

所谓“悲”就是慈悲，对人间的苦难感同身受；“悯”则是在此基础上生出的无处不在的担忧与博爱。就像被一根针刺破了手，或者其他更深层次的地方；在捂住伤口的同时，他感觉到了更多人的痛，并由此生出一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家国之忧。这位中国传统文化养育、又有机会进入辅仁的读书人，貌似疏离的外表下埋藏着的，正是这样一颗悲悯的心。

植根人性的高贵情感，通常是隐秘的，不会轻易展示出来；同时，它也是一种智慧，一种经久不衰的韧性力量。且不说人类正是在这样的智慧与情感中一路成长，仅具体到白驹过隙的每一个人，又有几个能像老师那样，在生命戛然而止三十八年之后，依然左右着程门立雪者的心？

不管世界如何变幻，我祈愿这悲悯的力量能够一代代薪尽火传，以致永远。

一个人的名字，往往和他的命运或性格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对于任老师这位饱读诗书的“士”来说，“毅”可能是最具有其人生象征意义的一个字。

岁次庚子，滴水成冰。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语文老师任士毅先生。

2021年元月5日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