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学者专家研究《秦公簋》，热点是什么？铭文艺术价值如何？

穿过历史的风云，来到了三千年前的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自1917年出土后，百余年来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为何呢？

循着前行者的足迹，我认真学习研究秦公簋的有关资料，索隐求真，去理解藏品背后的先人思想轨迹及其文化现象。

秦公簋自1917年在甘肃礼县红河镇王家东台一处窖藏出土后，持续性的引发了“研究热”。从大学者、古文字学家柯昌济、王国维开始，先后有冯叙伦、罗振玉、郭沫若、商承祚、吴其昌、冯国瑞等专家学者，都对秦公簋铭文进行了研究。但由于铭文自身交待不清，加上先秦史料太过缺乏，因而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困惑，各家所下结论不一，延续到今天，仍是一笔“糊塗帐”。

一是制作年代上的分歧。王国维认为此器作于秦徏雍后，用于供奉西垂神庙。而郭沫若等人认为是秦景公时器。李学勤等人则认为是秦穆公时器。而名不见经传的当地学人陈泽老先生引经据典，认定是秦襄王时期。诸种说法，终未有定论。

二是铭文内容上理解不同。由于字有印模斑印，损伤残泐痕迹明显，拓本不够清晰，加之古字难识，异体字多（金文有的字多达六十几种），因而大家辨读起来，各持其据，译文不能一致。

三是对铭文内容解读上的分歧。因铭文上未标明年代器主，尤其对关键铭句“十有二公”的说法存有较大疑义。具体指的哪十二公，众说纷纭。我对当地学者陈泽的看法较为赞同。他经过大量研究、实地考察，对大家之论剖析研勘，尤其从历史文献，铭文字体的辨析，与同期出土的秦公钟、镈铭文的比对等等，言之凿凿，证明“十有二公”，实自中潏（秦襄公）始，庄公止。秦公簋为襄公（名中潏）在公元前77O年所制，应是秦开国纪元之器。这种说法直接否定了诸多学者之论，胆识卓见非凡。我觉得，几千年前的事，考证起来颇难，非要有陈泽的勇气、智慧、坚韧不可。

但大家较为认可的意见也不少。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此铭文使用的陶泥活字板，是中国活字板之祖。在商周金文中，至今未见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种陶泥活字铸铭工艺，应比北宋毕昇的陶泥活字板印刷术早1500多年，比德国人谷登堡铜刻活字印刷早2000多年。 考古学家马衡认为：秦公簋是用戳字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学者郭宝钧说，春秋而后出现秦公敦（同簋）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连续印成，这或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

归纳一下说，秦公簋铸铭工艺应开宋代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发明创造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是春秋战国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反映出那个时代先人的文化创意特点。

意料之中的是，专家学者对秦公簋铭文书法艺术大都进行了肯定。普遍认为其铭字体规整严谨，疏密有致，静穆大方，遒劲爽利，清雅潇洒，是春秋时期西戎秦国使用的一种標准化文字。

在对簋铭研究文献初步学习后，着重对铭文书法进行了研究性临习，感到与商周前期金文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走出了成熟金文之规范，是处在正规金文与秦小篆的一种“过渡体”，展现出独特的“另一面”。

秦公簋出现的年代，是秦立国之初。因周平王东迁，秦护佑有功，开始受到周王赏识，成为一方“诸侯”，并接管了西土。文化上承继周朝，逐步拉开了争霸天下的序幕，为若干年后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国力不断上升，《秦公簋》作为开国纪年的器物，其铭文内容自然气魄宏大，历数秦先公创业伟绩，述天时地利之优，发豪迈壮阔誓言，自信心满满。且不说陶制字符活体印铭，工艺上一绝占了先机，书艺也是高人写就，与书写内容相得益彰，珠壁双合。

书体金文宽博大气，劲健雄浑，弃舍周金文的庄严肃穆、雍容典丽之风，代之而来的是一股强悍雄风，笔法灵动，圆转刚狠，苍劲有力，笼盖四野，似乎挟带着大西北的空旷凄凉和粗犷威势而来，拨动着人的心弦。

字势灵动，汪洋恣肆，自由率意，透着一种自矜自信，比周金文显得更加开放，更加雄强，字里行间，似有勃勃生机。

章法参差错落，不衫不整，如乱石铺街，甚至还有点漫散零乱的感觉。但这种散漫之中不也蕴含变革的意味吗！从艺术的角度看，照样呈现出一种独到之美，一种韵律之美。

学习金文大篆，搞懂弄清大篆、小篆转折时的书法形态，确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