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人眼中的二流小说，为何在中国奉为经典
1915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凭借其长篇叙事史诗《约翰·克利斯朵夫》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舞台。
罗曼·罗兰
随后在世界范围内，罗曼·罗兰被“时代精神代言人”，“世界的良心”，“和平主义教皇”等诸多荣誉加身，一时间，他成为正义势力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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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这本小说及作者本人所获得的国际荣誉相比，他们在本国可谓是命运多舛如大雪崩。
罗曼·罗兰的老乡，那位写下《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在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极尽嘲讽：
“对这样的人来说，在一定的情况下，不陷入浅薄与谎言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难于相处的天才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他说的极其平庸的俏皮话竟然出自一个天才人物之口听来实在令人气愤不平…这种艺术愈是浅薄，不真诚，庸俗…不知什么是深刻性，举目所见无不是平庸、虚伪的推理、丑恶，又对之视若无睹，还醉心于对深刻性的赞颂，只有这样的人才说什么'这是深刻的艺术’!”
他直言这部小说不仅有矫饰、浅薄、庸俗、世俗的毛病，而且又好发议论，用“一大堆平庸的思想”议论，根本谈不上思想的深刻，其刻薄程度让人叹为观止。
他甚至认为罗曼·罗兰的写作不够真诚，甚至觉得他没有写作的才能可言。
法国文学研究专家郑克鲁也补了一刀：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其实就是一部二流的作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与罗曼·罗兰的思想倾向有关系；二是小说的创新不够，是一部十足的现实主义小说”。
而翻开哈罗德·布鲁姆那本鼎鼎大名的著作《西方正典》，连罗曼·罗兰的名字一次都未出现过，他显然没把罗曼·罗兰放在正典之列，对其偏见不言自明。
当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跨越时空、语言、文化，来到全然陌生的中国后，却受到了神明般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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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的留法学生之中，有年轻的学子如梁宗岱、阎宗临、汪德耀、徐仲年等对罗曼·罗兰仰慕至深，翻译家傅雷也常与他书信往来，以至于罗曼·罗兰一度被中国留法学生奉为“精神父亲”。
傅雷先生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在中国不断被人翻译、出版、阅读，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可谓既深又远。
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就曾说：“在中国，凡是有教养的人，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几乎无人不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是这部作品热烈的赞美者、崇拜者。”
巴金也曾说：“罗曼·罗兰更对我们的脾胃”。
学者夏志清也评价到：“对于罗曼·罗兰及其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推崇，是许多作家提到的事实，而作家们也试图依据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英雄，却没有成功”。
他只说对了前半句，路翎长篇小说《财主底女儿们》之中的人物蒋纯祖就是克利斯朵夫式的中国英雄。
1941年9月的《泥土》杂志，为《财主底女儿们》这部小说刊登的广告词就是“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该小说为何特别吸引20世纪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其中的知识人，且更符合他们的脾胃？以至于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变成上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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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知识人的典型，既有文化上的独创性或创造性，又具有知识人特有的批判精神与道德担当，不论是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都独具特色。
中国现代知识人对这部小说的领会，无疑要涉及对自己传统的体认，更重要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知行合一，符合中国知识人的实践哲学理念。
如学者牟宗三所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何谓“生命的学问”，他阐释道，“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外则是音乐创作的不断精进，由内则是生命之中充溢着浩然之气，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品性的不断完成。至大则刚，立乎天地之间，这可谓生命之学问的本味真言。
作家王安忆对此也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写一个具体的天才，而是在写一种永恒的、自然的、生命的最精华”。
进一步来说，就是知识人的最精华，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一生投身音乐、完成自己，也正中了中国文化所要求的完成一个人的价值诉求。
中国现代知识人，虽然与这完成一个人的境界有一定距离，为其生命的残缺样式，晚年能达到克利斯朵夫那样澄明境界的少之又少。
傅雷也曾写信对儿媳妇讲：“就说我自己，也还没有度完克利斯朵夫的最后阶段：身为一个激进的怀疑论者，年轻时惯于跟所有形式的偶像对抗，又深受中国传统哲学道德的熏陶，我经历过无比的困难与无穷的痛苦，来适应这信仰的时代。”
但这毕竟是知识人的理想与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克利斯朵夫比中国现代的知识人更像他们心中自我认同的那个自己。
除了知识分子对主人公的精神认同，时代背景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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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中国面临着国将不国的惨烈局面。
自古就有家国情怀的知识人，也一直备受这种失败之耻辱的煎熬，他们无法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更不情愿在故纸堆里摸爬滚打终其一生。
当时中国的作家学者们感时忧国，时间精力大都投注于社会万象以及家国问题方面，他们对的西方小说家们的借鉴，主要还是知识上的同情与支持：或对他们作品的思想与说教，或对作家本人的直接发言，持拿来主义态度，像海绵吸水一样用力吸收。
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早已不再是学术上某几个细节的往前推进，而是国家的救亡图存。
《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作者罗曼·罗兰进入中国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次展开。
在日本全面入侵时代大背景，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一片白色恐怖，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独立思想的自由。
知识界被笼罩在灰色情调之下，许多知识分子在看不到社会前途的遁词下，逃避个人的战斗责任。
在这种窒息沉闷的气氛下，强调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也就是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传统，对于唤起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人’的尊严，唤起他们的斗争精神和斗争热情，是有益的。
不甘堕落的知识分子，经历着难以忍受的精神苦闷与物质生活的压迫，他们要求有一种足以冲破这沉浊气氛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恰恰是给予了这样一种鼓舞的力量，一种大勇者的战斗精神，自然它立刻收到精神饥渴的知识分子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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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部小说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到热烈追捧，也不可不归功于傅雷先生。
傅雷有着不亚于罗曼·罗兰深厚的艺术修养，有着与其同样挺拔的精神人格和同样纯真赤诚的心灵。
他在上世纪译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后，又历经多次修改，他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更是译出了作品的生命，更参透了作者的思想灵魂，创造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
有学者曾仅就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中主人公直视人生的“大勇者精神”进行过考证，发现中国新文学史个性鲜明的作家如巴金、胡风、路翎、萧军、白桦等人，都从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汲取了充分的创作灵感。
无论是法国人眼中的二流小说，还是我们国人心中的经典，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都是一个超乎寻常的“贝多芬”式的英雄。
他有着高尚的灵魂和雄壮的声音，他的英雄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身上昂扬的强奋精神和道德力量，曾激励了诸多青年，以后也将影响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