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推断《红楼梦》时代背景

作者：至真斋主

一部小说必然会有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我们只有知道时代背景才能深入剖析导致人物命运变化的社会根源，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红楼梦》采用“假语存”、“真事隐”的写作手法，这种写作手法本身就说明这部书或者有不能明言的隐情，或者涉及敏感的时政，这是在专制时代作者不得已而为之的写作手法。“假语存”敷衍的表面故事不是作者所要真正表现的内容，它是为“真事隐”作掩护，其“真事隐”的部分，也就是隐藏在背后的“故事”才是作者真正要向我们传达的内容。这种“真事隐”的写作手法也必然不会明示时代背景，用空空道人的话说是“无朝代年纪可考”。同时，“真事隐”的写作手法也决定了书中所说的作者“石兄”、传书者“空空道人”、题名者“吴玉峰”“东鲁孔梅溪”、增删者“曹雪芹”、批书人“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名字也必然是化名，如果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是真名，在当时就会很轻易地找到他们，我们也就不会在几百年以后费尽心思去考证他们了。然而，这样的话此书采用“真事隐”的写作手法也就失败了，因为一旦他们这些参与者被暴露，这部书也就没有秘密可言了。如果此书有干涉朝政的“真事隐”，那么在文字狱时代参与此书创作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遭祸是注定的。因此，所有把“曹雪芹”或其他参与者当做真名的考证研究都是荒谬的。

《红楼梦》隐去了时代背景，我们就不能根据书中的信息推断出时代背景来吗？当然可以。作者既然要向我们传达“真事隐”的信息，就必然会让我们想办法探究出“真事”来。如果不能让我们探究出“真事”来，那么，作者采用“真事隐”的写作手法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达到向读者传达“真事”的目的。而要探究出“真事”来就必须知道“真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为了让我们知道时代背景，作者会故意设置一些涉及到时代背景信息的“机关”来让我们破解。《红楼梦》作者设置了很多这样的“机关”，我仅举三例说明。

第一个“机关”：“末世”

《红楼梦》文本中有三处提到了“末世”。第一回贾雨村出场时，书中说：“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第五回王熙凤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贾探春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还有多处批语提到“末世”。例如，第二回冷子兴介绍宁荣两府：“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在这里甲戌本有侧批：“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对“末世”一词很多人理解成了衰败、混乱、民不聊生等意思。“末世”虽然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常常是衰败、混乱、民不聊生，然而，衰败、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可不一定就是末世。那么“末世”一词的本意是什么呢？我们来拆分解释一下“末世”一词。“末”字在这里只当“最后”、“终了”讲。如末尾、末日、末代。“世”字跟“末”字搭配时，“世”字可以有两种意思：一、父子相继为世。如果“末世”针对家族而言，那就是这个家族绝种不再延续。二、时代、朝代。如果“末世”针对时代或朝代而言，那就是指这个时代或朝代的最后阶段，即这个时代或朝代行将结束或灭亡的时期。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对“末世”一词，《古汉语时间范畴词典》解释为：一个朝代的后期。例如，《三国志·魏书》：“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红楼梦》文本和批语在使用“末世”一词时，有时候指朝代末期，有时候指一个家族的末期，但是在指家族末期时是特指这个家族的历史影射层面，而不是指这个家族“假语存”层面的状况。《红楼梦》文本中说贾雨村、王熙凤、贾探春生于末世，都指的是朝代的末期，即明末。批语说荣府到了末世指的是荣府所影射的皇家到了末世。

主流红学家认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清中期，然而清中期正处在雍乾盛世，距离晚清还有一百多年，何来末世一说？有的红学家也觉得把清中期当做清朝末世说不通，于是就把《红楼梦》中的“末世”解读成封建社会的末世，并且认为作者是在为封建社会的末世敲丧钟，这不但没有理解《红楼梦》中“末世”一词的含义，而且是用十九世纪才产生的“封建社会”的概念来套在《红楼梦》上。在中国古籍中有“封建”一词，意思是“封国土、建诸侯”。唐朝柳宗元写有《封建论》，将夏、商、周、汉四个朝代认定为“封建”。《红楼梦》作者所处的时代对“封建”一词的理解只能是分封制的社会管理制度，而秦朝和晋朝至清朝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宗法郡县制”，生活在十八世纪以前的《红楼梦》作者不可能有十九世纪才产生的马克思定义的“封建社会”概念。

第二个“机关”：“女娲补天”“地陷东南”

《红楼梦》楔子用“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引出青埂峰下那块被遗弃的补天石来历。又在《石头记》正文开篇说：“那日地陷东南”。紧接着引出家住姑苏的甄士隐女儿英莲遭劫、葫芦庙大火烧毁甄家等情节。“女娲补天”神话故事中水神共工造反与火神祝融交战，让熟悉这个神话故事和“五德终始说”的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明清易代史。“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学者、阴阳家邹衍，根据阴阳五行思想首先提出来的。他把阴阳五行思想上升运用到了国家理念和朝代更迭原因的历史观上。他认为虞（舜）、夏、殷、周的历史是一个胜负转化的发展过程，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徙于土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而这种五德相胜又是被历史周期律预先决定的，他认为王朝的兴起必有天意符瑞作为象征和验证。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创立为战国后期各国君主实现统一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自称“奉天承运”。所谓“承运”，就是继承某一“德”运。每一个开国皇帝都要给自己的新朝赋予一种克胜前朝的新德，从而证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合法政权。而每一德都有专属颜色，因此改朝换代同时也意味着国家颜色的改变，这种颜色同样也被新朝所崇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政令：以十月为正月，崇尚黑色，改黄河名为“德水”，以六为数度等。秦始皇成为了“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以后朝代的统治者也都按照邹衍“五德终始说”的五行顺序立德。元末，朱元璋参加的红巾军是追认宋的火德，火为红色，火克金，红色就成了反元武装最鲜明的旗帜。明朝建立也就崇火德，尚红色。朱元璋对五行学说很痴迷，他将自己的后代事先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起好名字。例如，朱棣这个辈份的都属木德，最后一个字带木。木生火，下一辈名字带火，以此类推。明末，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自称以水德王。这很明显有水克大明火之意。据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贼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其后将主要兵力用于对明战争。皇太极为什么要改国号金为清？很明显清属水有克制大明火之意。

崇祯十七年甲申，也是李自成大顺国永昌元年，爱新觉罗氏大清国顺治元年，张献忠大西国大顺元年，是为四元交汇。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乱世。水德王李自成攻克北京，大明皇帝崇祯自缢。随后明将吴三桂联合大清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大清迁都北京，随后向南征伐逐步统一全国。在明遗民看来“甲申之变”崇祯殉国，江山易主就是天塌地陷，跟《石头记》说的“那日地陷东南”意思相同。“地陷东南”寓意国家遭难，而非一个家庭的不幸。女娲补天是因为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在《红楼梦》开篇用这个神话作引是在提醒我们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代表水神的李自成农民军和满清正在与火德大明交战争夺天下统治权，造成哀鸿遍野、白骨如山的惨景。在《红楼梦》文本中也有多处以水指代清廷。例如，太虚幻境的迷津，大观园里的水系，《葬花吟》中的沟渠之水。秦可卿葬礼有一条批语也提示我们：“清，属水，子也。”《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广联诗又用“女娲补天”的神话隐写明末争夺皇权的战争。薛宝钗起句：“鳌愁坤轴陷。”表面意思是：海龟为大雪压垮了地轴而愁苦。天塌地陷，女娲又要“断鳌足，以立四极”而补天了，所以海龟发愁。史湘云接句：“龙斗阵云销。”表面意思是：天上的玉龙结束战斗，烟消云散了。“龙斗”取意于《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史湘云接句隐喻各路抗清力量的失败，清廷一统天下。通灵玉讽刺诗：“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同样隐含着时代背景是明末，各方势力为争夺江山统治权相互厮杀，导致“白骨如山忘姓氏”的惨景。

第三个“机关”：“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第二回贾雨村说：“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近日”在这里指“最近的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吧？倪云林生于公元1301年（元成宗大德五年），卒于1374年（明太祖洪武七年）。唐伯虎生于1470年（明宪宗成化六年），卒于1524年（明世宗嘉靖三年）。祝枝山生于1461年（明英宗天顺五年），卒于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他们三人中倪云林生活的时代在元末明初，唐伯虎和祝枝山都在嘉靖初期去世。这“近日”有多近？就是指唐伯虎、祝枝山晚年生活的嘉靖朝！而清代乾隆朝距离唐伯虎、祝枝山生活的时代有二百年，还能说“近日”吗？这是《红楼梦》作者有意设置的“机关”，目的就是让我们定位《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红楼梦》中有一个好修道的人物“贾敬”，谐音正是同样好修道的“嘉靖”。这不是巧合，而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用“贾敬”影射“嘉靖”。这也是《红楼梦》作者确定的明朝末世起始时间。把明朝末世的起始时间定在嘉靖朝，在书中通过批书人的批语也向我们做了提示。在第二回冷子兴说：“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在这里甲戌本批语：“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叹叹！”如果“末世”指一个家族，贾敬是贾家第三代，不是贾家末世子孙，何来“末世”一说？因此，《红楼梦》里的“末世”是指朝代末期，贾家影射皇家。

关于明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败的，从明亡之后到当今一直争论不休。很多史学家认为明朝的衰败从万历朝开始，而《红楼梦》作者的观点很特别，认为明朝的衰败是从嘉靖1542年“壬寅宫变”后，从此迷恋修道不上朝开始的。《红楼梦》第五回秦可卿判词：“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红楼梦曲·好事终》：“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箕裘”是指先辈的事业。判词和曲子都把贾家的衰落归咎于贾敬。在此处批书人感慨道：“深意他人不解。”嘉靖帝前期力革前朝时弊，集异纳谏，勤于政务，打击权臣和封建地主贵族势力，大赦天下，诛杀佞臣，任用贤臣，整顿朝纲，总揽内外大政，裁抑司礼监的权力，撤废镇守太监，严肃监察制度，中央集权得到复兴和加强，使朝政为之一新。在经济上严革贪赃枉法，勘查皇庄和勋戚庄园，还地于民，鼓励耕织，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减轻租银，体恤民情，治理水灾，极大地缓解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在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守兵东南，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在文化上改革科举之弊，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天下翕然称治”。然而“壬寅宫变”后，嘉靖开始不上朝，而且迷信方士，炼丹修道，好长生不老之术。大兴土木，虚耗国库，任用奸臣严嵩专国二十年，吏治败坏，残害忠良，边事废弛。大礼议之争造成“礼崩乐坏”，明朝的党争之风也由此开始。真是“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红楼梦》作者把明朝衰败的开始时间定位在嘉靖朝，这与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的观点不谋而合。谈迁在私修史书《国榷》中对嘉靖评价道：“吏治繁伪，兵政窳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

以上论证了《红楼梦》作者故意设置的时代背景“机关”。其实在《红楼梦》写作过程中还必然会留下那个时代的更多信息，这也是我们准确定位时代背景的考证材料。

一、从权势熏天的太监看《红楼梦》的时代背景。

《红楼梦》里的太监出场虽然不多，但是给人的印象很不好，他们有的卖官鬻爵，有的巧取豪夺。贾家是公侯之家，又有元妃为靠山，按说这些太监对贾家应该毕恭毕敬才是，可是我们看到的太监却是对贾家肆无忌惮，连不信阴司地狱报应的贾府大管家王熙凤都惧他们几分。《红楼梦》作者开篇自云这部书是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那么书中写的世事就是作者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胡适红学认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清中期，那么书中描写的太监符合清朝时期的情景吗？清朝是从入关以后才完整地建立太监制度的。顺治进驻北京紫禁城后接收了一批明朝太监，隶属于内务府管辖。那时太监只有1000名，他们担当洒扫、传膳等杂役。顺治曾经严令太监：“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顺治十二年（1655年）更命工部在交泰殿立铁牌：“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统治时期，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对太监的约束非常严格。严禁太监干预朝政；另外吃酒赌博、当差懒惰、口出怨言、混乱行走、言语高声等行为也是禁止的。乾隆时还禁止太监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的来往。清朝始终对太监加以提防，所以在清朝早中期有名气的太监极为罕见，始终没有出现过太监干政的现象。直到清朝后期，慈禧太后执政期间，一些太监才逐渐被慈禧所信用，相继出现了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人。《红楼梦》里描写的太监只能是明朝的太监。像戴权那样权势熏天、卖官鬻爵的“内相”太监，在清朝根本就不存在，像夏守忠、周太监那样居然敢盘剥公侯贵族的太监在清朝是不可想象的，安德海一到山东境内，就被捕获就地正法。而一提起明朝的太监，相信了解明朝历史的人都清楚，宦官集团是多么猖獗，阉党集团祸乱了明朝，这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

二、十二女伶是《红楼梦》反映康熙朝及以前时代的铁证

土默热先生论证了《红楼梦》中十二女伶是反映康熙朝及以前时代的生活场景。贾府为了迎接元妃省亲，修建大观园的同时，在苏州采办了十二个会唱戏的女孩子组成家班，先集中豢养在梨香院中教习剧目，以备元妃省亲时听戏。这些小戏子均系女性伶人，由此可证那时戏班中不仅旦角由女伶扮演，生角和花脸也是由女伶扮演的。从元代到清康熙年间，戏曲界男性与女性伶人均有，但一直以女性演员为主。是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为“移风易俗”，根除“倡优不分”的社会劣习，严令在全国实行乐籍和女伶双禁，成为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一道重要的分水岭。正由于雍乾两朝厉禁女乐、女伶，导致戏台上一些原本必由女性为之的音声形态，不得不改由男性为之，并由此开创了我国二百多年坤角男扮的传统，也带来了乾嘉年间戏剧界的“花雅之争”。“徽班进京”后，京剧开始大行其道；而京剧从进京时期起，坤角便是由男性伶人扮演的。后来流行的其它剧种，也莫不如此。《红楼梦》中的“十二官”均为女性，生旦净末丑各角色均由女性扮演。这只能是雍乾两代皇帝厉禁乐籍和女伶之前的事情，即发生在康熙朝及以前的事情。主流红学界认为是乾隆年间北京西山茅棚中那个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但曹雪芹其生也晚，不可能亲见购买教习女伶及女伶登台演戏，也不可能胆敢冒犯朝廷禁令，在书中明目张胆写贵族家庭置办、豢养女伶和女伶群体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

三、《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下的文学作品

土默热先生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红楼梦》只能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下的文学作品。我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红楼梦》作者经历了明清易代，在作品中融入了对明朝故国追念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清统治者的愤恨之情，即“怀金悼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风格。如果把《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思想倾向和创作模式等与明文学《金瓶梅》、《三言两拍》、《情史》等作比较，很明显能看出《红楼梦》与明文学的一脉相承。清朝顺治时期和康熙朝中期以前，文学创作的主力是明遗民，他们秉承了明文学传统风格和思想情怀，是晚明文化气脉的延续。晚明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极度女性化，具有浓郁的脂粉气，崇拜并歌颂女性，宣扬意淫观念和纵欲思想，倡导对金粉浮华生活的病态依恋，反对理学和道学，对现实生活有着无尽哀怨。只有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才能诞生《红楼梦》。与这一时期的《长生殿》、《桃花扇》等作品相比较，《红楼梦》无论从思想感情、故事构架，到语言风格，都有惊人的相似。而进入康熙晚期特别是雍正时期后，由于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加上明遗民作家们的相继辞世，晚明文化气脉便终止了。《红楼梦》虽然是晚明文化气脉的延续，但是在思想境界上却与晚明文学有本质区别，这是因为在经历了惨痛的改朝换代后，面对清人统治，明遗民的感情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们在反思明朝覆亡原因的过程中，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他们哀挽汉族江山的失去，在作品中必然流露民族主义情绪。《红楼梦》开篇借用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意在歌颂补天志士，并痛悔自己无力补天。这“天”自然是指已被清人统治而沦亡的华夏江山。清统治者剃发易服的恶政通过宝玉给芳官理头反映在《红楼梦》中，同时也使得晚明文学歌颂女性、厌恶男性的思潮在《红楼梦》中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男人们都被迫留着丑陋不堪的金钱鼠尾头，不但令人羞愧愤懑，更是不孝行为！

以上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红楼梦》文本所透露的明末清初时代信息，书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信息研红者可以自行归纳总结。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先是从清人笔记、诗文中找到了与《红楼梦》中明确说明的增删者“曹雪芹”同名同姓的人，就以为找到了《红楼梦》作者，从而顺理成章地认为《红楼梦》成书于清乾隆时期，时代背景是清中期。然而，胡适得出的结论与《红楼梦》文本所透露的信息严重不符。胡适的考证方法如果运用在其他文学作品上也许是适用的，运用在采用“假语存”“真事隐”写作手法的《红楼梦》上是荒谬的。胡适的方法等同于考证鲁迅却一头扎进了“鲁家庄”，而不是去“周家村”，错误是必然的。而那些盲目崇拜胡适的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们，陷在错误的泥潭里不肯幡然悔悟，实在是红学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