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他山之石 ——《科技导报》的来龙去脉
回首往事，不是为了播种怨恨，也无需以此炫玉自售。一段让自己念念不释的特殊经历，对个人来说或许如同猴王转世那么重要，但在别人看来却只是一颗小草的成长过程而已。然而史山总是由无数沙粒和石头堆积起来，那沙粒和石头就是亿万个体生命的今世前生，其中固然有帝王将相，而更多的则是凡夫俗子。
往事如流无法倒回，经历似烟却是挥之不去，凝结成为怀念的云块。怀念是一段能让现实牵绊过往的途径，途中充满着喜悦与忧伤。当你我在怀念中回到峥嵘岁月和锦瑟年华时，我们“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
2006年一天晚上,绍兴家乡领导来京宴请部分老乡，我也应邀出席，邻座坐的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当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时，我不禁惊呆了，因为名片上他的另一头衔竟是中国科技导报社社长、主编。我问他：“你知道《科技导报》的来历吗？”
“至今弄不清楚，只听说是三机部有个六二八所创办的，不知道这《导报》与六二八所怎么会发生关系。”他说。
“这六二八所其实指的就是我。”我笑着说。
“是你？怎么回事啊？”轮到他惊讶了。
听了我的简短叙述后，他说：“我马上叫副主编苏青采访你。”
两天后，苏青果然来了电话，约我到导报社谈一谈。正好《导报》的美国创办人之一聂华桐在清华大学任职高等研究中心主任，于是我约他一起到了久别的中国科技导报社接受采访。
导报社的断线终于在时隔二十年后接上了，而我原来所在单位航空工业部六二八所这根曾系连我二十二年的风筝线，却是永远断绝了。
二十四年前的一个春日，怀着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的强烈愿望，我轻轻的走进了《科技导报》；两年之后，带着峥嵘岁月中留下的痛楚和喜悦，我悄悄的离开了《科技导报》。
事情始于我在留学美国期间，一天突然接到一位陌生女人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自报家门说：“我叫钱宁，在美国编辑一本综合性的中文杂志《科技导报》。”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科技导报》，钱宁来电的用意是想邀我担任兼职编辑，她大概是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数学系教授鲁永振那里获得我的信息的。
后来我才知道，《科技导报》原来是一本来历非同小可的杂志，它是以陈省身、杨振宁为顾问、由聂华桐、袁旂、潘毓刚、谢定裕、蒲慕明、钱致榕、牛春匀等一批著名华裔学者于1980年在美国创办、在中国发行的一本综合性中文杂志，旨在为中国现代化献计献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本杂志出版发行后，给中国送来一股新风，受到各界学者和高层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1982年我回国前夕，钱宁又一次来电，希望我能留在美国并到《科技导报》编辑部工作。但我急于投入四化建设，归心如箭，而且我对编辑工作毫无兴趣，因而婉拒了她的邀请。
1984年夏，我留美归国的第三年，曾两度通话却素昧平生的钱宁，不知怎么找到了我的（保密）单位，突然来到百万庄找我。虽然是初次见面，她却如老朋友那样一见如故，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在美国出版印刷的《科技导报》停刊了，希望我在北京接过断线的风筝，续办一本新《导报》。见我露出犹豫为难的脸色，她补充说：“老谢，你别担心影响你的工作，《导报》有资金，有稿件，你只需要抽点时间找几个人兼职做些编辑、出版工作就行了。我这里还有一封清华大学名誉校长刘达给你的亲笔信，刘校长表示愿意出任《导报》筹备组负责人，委托你具体负责《导报》的筹办。”
接过刘达的信，我很快打开细看了一遍。使我惊讶的是，这位解放后哈尔滨市首任市长、在清华大学有口皆碑的老校长，怎么能知道我这个无名之辈而且不惜纡尊降贵，亲自给我写信？这无疑是钱宁做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钱宁的丈夫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而在科技大担任党委书记长达十二年的刘达，视人才为宝，很器重钱宁丈夫的才华，更何况钱宁本人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
刘达的信和钱宁的情，使我很难推开这份为中国四化建设送来的厚礼。由于我是六二八所三室室主任兼支部书记，在首先征求三室全体人员的意见并获得支持后，我向所长做了汇报，决心搬来这块他山之石。但当我接手并开展筹备工作时，却发现钱宁对我开了个大玩笑，许的愿都是空头支票。交到我手上的三本沉甸甸的美国《科技导报》和一堆宣传广告，除了渗透着炎黄子孙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激情和承载了汇集四海智慧、创办中国兰德公司的理想外，在物质上却是一无所有：无挂靠单位、无承办机构、无国内刊号、无开办经费、无办公地点、无工作人员，甚至连钱宁许诺的稿件都没有。
在创办初期，钱宁带我去拜访和认识几位热心的前辈领导，其中有刘达、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子野（原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等人。把这些人介绍给我后，就仿佛将一副货郎担子交给了我，嘱我沿街叫卖要钱，但我能卖什么呢？担子两边空无一物，而且连“担子”也是虚无的。面临白手起家的难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组织”，于是以“这块攻四化之玉的他山石不仅对国家很用用，而且也十分有助于我们所的业务工作”为由，试图说服六二八所领导接纳和支持《导报》，但当满腔期望被那位目空一切的所长全盘否定后，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决定暂以我的主任办公室作为《导报》办公地点，好在三室的全体员工们都支持我并愿意尽义务。
求助于本所支持的最初努力虽然失败，我却仍不甘心且也无法安心，在那个时候要办成一件事，没有“组织”作为后盾和靠山，断乎是毫无希望的，于是我越级找到了由航空工业部主管的中国航空学会。令我深受鼓舞的是，航空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志远不仅对《导报》予以高度评价，而且对我在中国创办《导报》之举极为赞赏，还领我引见了航空工业部有关领导，其中有部办公厅主任、学会秘书长董孝，学会副理事长、原副部长油江以及理事长、副部长段之俊，他们都对《导报》表示了极大兴趣和热情支持。王志远本人更尽其所能，从学会的有限经费中拨出2000元供《导报》筹建工作所用。
为了给《导报》在中国领到“出生证”，最切实可行的捷径是取得中央领导首肯和支持。经过一番思考和搜索之后，我想到了我的同事、任弼时之女陈松（任远芳），陈松是一位很和善和热于助人的人，在所内表现得十分低调。我找到陈松，对她说：“陈松，你知道我在办《科技导报》吗？”
“听说了，这是件好事啊！” 陈松说，“小谢，祝你成功！”
“要成功还离不开你的帮忙。”我说。
“我是两手空空，能帮你什么忙？”陈松奇怪地问，接着又说，“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为你效劳。”
“我想请你母亲出马，为《科技导报》征求几位中央领导的题词。”我坦率提出要求。
“现在倒是有个机会，因为我母亲正在北戴河疗养，与一些中央领导人都住在一起。这样吧，你把有关资料给我，我去北戴河'出差’一趟，不过出差的火车票要向你报销。”陈松沉思一会，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没问题，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听了她的回答，我不禁心花怒放。
几天后，陈松给我带来了好消息，由于她母亲、任弼时遗孀陈琮英的奔走努力，特别在陈云夫人于若木的热心帮助下，陈松为我带回了陈云、徐向前、杨尚昆为《科技导报》的题词，以后又补送来邓颖超的题词。此后我自己通过其他渠道，先后征集了严济慈、茅以升、卢嘉锡、裴丽生等著名科学家的题词，为《导报》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题词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是，于若木从此与《导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导报》有求必应的福星。她也成为我的忘年交，后来我一直以“于阿姨”相称，还成了出入中南海的常客。
《科技导报》是外来客，作为一本美国杂志，在国内不经申报批准是不允许出版发行的。本来束手无策、心里无底的我，在拿到这八幅题字后，自然有了自信和底气，甚至有一种“财”大气粗、理直气壮的感觉。当我怀揣着珍贵的题字（手稿），信心满满地到出版署要求批准《导报》正式在中国的出版发行，得到的答复却是科技杂志审批一概由国家科委负责。我按指示跑到国家科委，科委表示从未有过审批先例，要我到中国科协去办理，不料科协又将这个棘手的皮球踢回科委——也实在难为他们了，这的确一件“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事，政治性又强，哪一家都不想主动承担风险。我骑车从三里河科委到魏公村科协，在一天内先后往返五次，最后终于找到了科委政策局局长吴明瑜。随着这位思想比较开明的局长果断地批下“同意”二字，《科技导报》就在中国国土上呱呱落地了。后来在采访中听说这段小故事时，《人民日报》记者魏亚南戏谑地说：“老谢，你的自行车为你立了功，应该评为'功劳车’。”
办刊需要有主管单位和承办机构，尽管《科技导报》得到段子俊、油江、董孝、尤其是王志远的积极支持，但无论航空学会或领导个人都不能作为杂志的主管单位和承办机构。于是我和钱宁策划自行组建一个“中国科技导报社”，这一建议得到刘达赞同，一个以刘达为社长、钱宁为顾问、我为总干事的导报社就这样在刘达家里问世了。三位副社长的人选是由我提出并经刘达同意圈定的，其中有柴泽民（首任中国驻美大使）、李超（原冶金部副部长）和沈鸿（著名机械专家、一机部顾问、原副部长）。社委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部级领导及社会知名人士，其中有：马洪、王子野、汪道涵（上海市长）、陈昊苏（北京副市长）、段子俊、高扬文（煤炭部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钱伟长（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童大林（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一是实在无地可投胎，二是由于我担任着三室主任，把导报社放在同一个楼内便于兼顾工作。经刘达亲自出面与六二八所领导商洽，由所内腾出一间办公室租借给导报社，考虑到导报社没有经费，租金允许在以后补交。办刊需要专业人才，经私下商谈并经相关部门负责人同意，我从所内借调了擅长出版的傅之发和善于经营的蔡玉林，后来又把被该所返聘的研究员冷远猷挖了过来，他是研究、编辑工作的行家里手。对《导报》前景十分看好的董孝，还动员他的女儿董斌来导报社做“义工”。因落实政策从外地回京的陈毅长兄、国务院参事陈修和之子陈德京，也闻讯投奔到了导报社。五名陆续招募来的“志愿者”，就成为导报社的最初员工。
在我合作过的人中，钱宁是少有精力过人的工作狂和夜猫子，每天都像三伏天的电扇，不停地旋转，而且并不遵循常人的作息习惯。她又是个脑子急转弯的高智商和办事不过夜的急性子，一旦在脑中闪出一个想法，就非得立即告诉他人。钱宁经常不在中国，时而来一趟也是匆匆忙忙，她似乎永远那么忙。只要她在北京，我就不得不承受她半夜三更敲门之苦，倘若不在北京，而在美国洛杉矶家，她不分昼夜的随时来电就更让我伤透脑筋。
但她又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眼看《导报》的创办有点眉目，就乘机要把他的叔叔、一位从外地工厂退休的副总工程师钱止庵放进导报社，意图显然是安插亲信保护自己的利益。尽管她叔叔长期在工厂从事具体技术工作，对《导报》工作帮不了什么忙，更何况他的文字功底很差，但碍于钱宁的面子，不收留显然是不可能的。由于级别不高但却年逾花甲，又是钱宁的长辈，而且还要天天坐班，对他的安排使我和刘达很费脑筋。最后还是我建议给他挂一个“常务副社长”之名，分工负责导报社的经营，钱宁知道后对此安排表示很满意。而这位“常务副社长”上班后，又带来一个残疾人的外甥，我也只好无奈地收留了。
应刘达提议并亲自邀请，清华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孟昭英教授同意出任《导报》主编，刘达、钱宁又与我一起研究确定了《导报》中方编委会名单。在我对新增编委逐一拜访后，二十余位在科技、经济、医学、教育、社会学等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都对号入座，组成了一个极具权威的编委会。在拜访聘请中，大多数学者如吴文俊、卢家锡、吴良镛、高景德、梁守槃、唐振绪、张香桐、王梓坤、袁方、董辅礽、高尚全、顾方舟等，都没费多少口舌一拍即合，但也有一些学者却颇费口实，厉以宁就是其中之一。
1984年11月16日，中国科技导报社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成立，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首都有关媒体都派记者前来参加。刘达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向大会作了导报社的筹备工作汇报。一家未经工商局登记注册的“纯”民间机构，以如此盛大场面宣告成立，并为各大媒体迅速传播报道，大概在国内是仅有绝无的。
一天刘达社长来电通知我说，时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的波士顿学院教授潘毓刚已到北京，他是美国《导报》的发起人和参与者之一，嘱我安排时间一起与他见面。在宴请潘毓刚席间，刘达提出请他作为《导报》在美国的总召集人，他痛快地答应了，后来他为《导报》做了大量工作。《科技导报》的名义创始人是陈省身、杨振宁，是刊物的牌子，因此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认可至关重要。多亏时在中科院外事局工作的我同学李家祥做内线，及时为我提供信息，使我得以掌握他们访华的确切时间和日程安排。1984年10月，获悉陈省身来京的消息后，我立即与他取得联系，并分别陪同柴泽民和刘达对他拜访和宴请。宴请中，痛快而热心的陈省身应允继续担任新《导报》编委，我趁机向他求得一幅给《导报》的题词。
1984年12月的一天，我从报上看到杨振宁到北京的消息，又从李家祥那里打听到他在27日晚上到北大演讲，在李家祥的安排下，杨振宁同意演讲后与导报社委见面。当我在北大礼堂门口接到杨振宁并陪着他来到航空工业部贵宾厅时，已经晚上十时许了，刘达、柴泽民、马洪、童大林、王子野、段子俊、陈昊苏、李超以及钱宁等，都已及时赶到并等候在那里。在会见时，刘达邀请杨振宁继续支持《导报》并担任编委，杨振宁欣然接受，并为《导报》留下了题词。
次年7月，李家祥给我通风报信说，李政道夫妇即将来京，并为我们预留了一次宴请机会。闻讯后我不禁萌生了邀他参加《导报》编委会的念头，请负责接待的李家祥给李政道下点毛毛雨。一天晚上我陪同柴泽民夫妇在北京知味观饭店宴请李政道夫妇，在席间谈话中李政道不仅痛快地答应了担任编委的邀请，而且主动表示要为《导报》写一篇文章，饭后还为《导报》题了词。李政道的加入，成为我们筹建工作中的一大收获。
在与陈省身、杨振宁等人在见面交谈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问题，即如果钱宁继续留在《导报》班子内，他们就可能拒绝担任编委并退出。显然钱宁在美国负责《导报》工作期间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极为不良印象，人们特别怀疑由她一人掌控的《导报》财务收支问题。其实在北京筹办《导报》之初，我已觉察到钱宁操控导报社的欲望十分明显。而在后来合作过程中，她与我们的歧见也日益扩大，特别在导报社先出刊还是先赚钱的问题上。钱宁认为眼下没钱办刊就应该打着《导报》旗号先做生意赚钱，而且还将一个不知在哪里弄来的年轻“游民”，安置到导报社做“业务经理”，暴露了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居心。刘达与我都坚决反对她的主张和做法，刘达严肃地指出：导报社如果不出杂志而去做生意，挂着羊头卖狗肉，岂非成了一家骗钱的皮包公司？其结果必将失去人心，今后如何有脸面对广大读者。
双方矛盾不断扩大，终因有一天钱宁撕破面皮，公然向一无所有的导报社索要“佣金”，致使我们与她的感情完全破裂。经刘达、柴泽民、李超等社领导研究，决定免去钱宁“顾问”的头衔并不允许她继续干预导报社业务。近乎疯狂的钱宁竟然不计后果，一天气势汹汹地跑到导报社办公室，和我大吵一场。当看到公司员工对她异口同声地严厉指责，于是趁大家不备时抢走了摊在办公桌上正在进行编排的《导报》第一期稿件，然后飞快地夺门而逃。我们发觉后立即追出门外，边追边喊“抓贼”，其实“追赶”只是佯装表演，目的是乘机将她彻底驱逐。已经安排好的稿件缺失，我只好向潘毓刚和京内部分编委求助，在美中两边的编委共同努力下，总算很快填补了空白。与《导报》分道扬镳的钱宁，将这一可悲的结局归咎于我，并因此对我耿耿于怀，甚至去上海向时任上海市长的导报社社委汪道涵控告我的“不义”行为。不了解内因的汪道涵还为此专门给刘达打来电话，严厉地批评了我，经刘达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
尽管刘达和我都不同意钱宁的先赚钱、后办刊主张，但经济压力的重负使我们愁眉不展。导报社的全部经费只有航空学会无偿提供的2000元人民币，早已用得精光，而我和其余几位员工全是不付工资的“义工”。眼看复刊后第一期《导报》的编辑工作即将完成，印刷经费依然没有着落，急得刘达三天两头给我来电商量。为此刘达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召开了一次社长会，请大家一起商讨《导报》的经费和出路问题。在刘达的鼓励下，我提出了欠资印刊、出了杂志后再登广告筹资的思路，刘达听后首先拍手叫好，其余几位副社长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一致表示赞同。这次会议成了导报社成长过程中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当会议结束时，我目送年高德劭的刘达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向专车的背影，对这位老革命的敬仰之情难以言表。
《导报》即将付梓，我毫无疑义地选定新华印刷厂作为印刷定点工厂，因为这是北京最有名的一家印刷厂，更因为我的浙大老同学杨方明是该厂副厂长。我陪同柴泽民和王子野造访新华印刷厂厂长，希望他能为我们欠资印刷《导报》，看到驻美大使和出版署老领导亲临工厂求情，加上副厂长杨方明已事先做了工作，厂长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第一期（总第四期）《导报》在1985年春节后正式出版，2月24日，中国科技导报社在民族文化宫隆重举行《科技导报》复刊茶话会。刘达对这一茶话会十分重视，希望邀请一位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讲话，我遂奉命去找于若木。在于若木不遗余力三次打电话力邀田纪云副总理的情况下，田纪云只好将参加全国劳资工作会议的时间推迟一小时，先来到复刊茶话会会场并致祝贺词。
《导报》复刊后，我立即找到导报社委高扬文，他曾许诺一旦《导报》复刊，就会给我们一笔广告费。高扬文果不食言，动员属下公司在《导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当即支付了1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费，后来钱止庵也向他原来的主管单位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要来一笔广告费，使导报社一下子走出了经济困境。在付清房租、印刷费和其他借款后，为工作方便，我们买了一辆伏尔加车。在当时六二八所（百万庄分部）仅有一辆破旧吉普的情况下，我们的伏尔加车在小院子进进出出，用得最频的是钱宁叔叔，十分引人注目和刺眼。
从美国移植到中国的《科技导报》，遵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针，针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改革开放热潮，接连刊登了“短缺经济学”、“贫穷经济学”、“农复会和台湾的经济发展”、“也谈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匈牙利经济改革”以及对美国兰德公司总裁的采访等一系列重头文章，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中央有关领导和国内学者们也都十分重视。有一篇关于农业经济的文章，是《导报》美国编委、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经济教授邹至庄对1979年诺贝尔奖新得主刘易斯的采访，内容是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陈云很欣赏这篇文章，据说对他后来制订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时有很大启发。
《导报》又刊登了由《导报》联络人之一谢定裕教授组织十二位美国学者讨论并执笔写成的三峡水坝建设文章，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国外有关水坝建设的情况及对三峡建设的分析和建议，议论说理透彻，逻辑思维清晰，很有说服力，刘达亲自将这本杂志带到“两会”会场分发，影响很大。据说负责三峡工程建设的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在阅读此文后，飞赴纽约听取美国学者的意见。《导报》登载的不仅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策方针的重头文章，也不放过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物，如超级市场，连锁商店，还有高校自主招生办法等，而潘毓刚的一篇文章，强烈驳斥大学要搞经营、搞创收的“改革”观点，大声疾呼应重视和加强基础教学，赢得科技界、教育界的一片喝彩声。
《科技导报》的凤凰涅槃，以崭新的面目问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新华社立即向媒体发布了通稿，各大报都予以转载。当第三期《导报》出版发行后，《人民日报》在1985年12月12日国内版和海外版上，同时刊登了我以晨鸟笔名撰写的介绍《导报》文章《献给父母之邦的一份厚礼》。1986年2月7日，《导报》创始人聂华桐、钱致榕来华访问，中央电视台闻讯后立即安排了对他们专题采访。而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和答谢各方关心支持《导报》的朋友，于1986年夏在海淀剧场赞助大指挥家李德伦举行了一次交响乐专场演出，在高档文艺演出备受冷落的当时，李德伦对导报社以这种行动表示对他和高档文艺的支持深表感谢。
《导报》的影响不断扩大，我也成了媒体关注的“明星”，但却无法解除我的心病，这是因为导报社仍然是一枝浮在云端的无根之木。没有归属单位，没有人员编制，没有资金的长期来源，没有永久的办公场所……。我向六二八所所长汇报，向他解释《导报》与科技情报工作的关系，恳切希望他接纳导报社，但他对我依然是一副冰冷面孔，反而限令我立即脱离导报社归队到三室。我一再申辩，我从未离开过三室，重要的业务活动和安排都是由我拍板决定的，他也是以一声冷笑回答。我又求救于两位好友：三机部三0一所所长李占魁和北京钢铁学院物理化学系主任余宗森，得到他们二人的积极回应，表示在万不得已时他们一定鼎力相助，如导报社不嫌“下嫁”，欢迎到他们那里安身落户。
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从王志远秘书长那里传来一个消息，说三机部主管科技工作的副部长高镇宁，已经调任中国科协书记，不妨和他谈一谈。我一听顿觉眼前一亮，《导报》适逢其时和其主，仿佛有一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但与高镇宁初谈的结果并不理想，其间恰好名动一时的改革家、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教授来到北京，从机场给我打来电话，想把《导报》带到科技大学去，希望与我见面商谈。我婉拒了他的要求，一是《导报》不宜落户到地较偏远的合肥，二是仅仅把《导报》带走，留下导报社几位无枝可栖的工作人员怎么办？我需要对他们的未来负责。
1985年11月，中国科技导报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成立一周年盛会，按照刘达的意图，我托于若木代为邀请邓小平到会指示。于若木经过几番联系，得悉正在医院的邓小平无法前来，特派王震代他出席，同时又邀请了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以及著名历史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开会那天从中午起，收到请柬的与会者三五成群地走进人民大会堂东门，六七十辆“轿车”络绎不断地来到门前停车场，在没有私家车的那个年代，只有部一级干部出行才能享受以车代步的待遇。开会那天找不到在京的《导报》美方编委，我临时邀请了著名美籍生物学家牛满江以及其他几位外籍华人学者出席大会。嘉宾如云，人流蜂拥，仅靠导报社五六个员工接待招呼，已完全不堪应付盛大局面，何况多数重要人物只有我一人认识。当我在带领一位领导人去贵宾室的时候，突然发现中科院院长卢嘉锡独自悄悄坐在会场的一角，赶忙上前道歉并将他带到贵宾室，卢嘉锡还笑着说“没关系，我一人坐在这里很安静。”
大会由我主持，在宣布大会开始后，刘达社长作了导报社成立一年的工作总结，然后请薄一波和周谷城作指示。薄一波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度评价《科技导报》的价值和作用。他指出，李政道教授在题字中所说的“以科学振兴中华，从导报促进改革”说得十分恰当，《导报》的社会效益不可低估，以后定会得到正确评价。他在赞扬《导报》在中美学术交流中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特别强调：《导报》是无价之宝，各界各部门都要爱护它和支持它。周谷城在讲话中十分赞成《导报》的综合性，认为从宏观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事物是很重要的。当大会结束贵宾们陆续走出会场时，高镇宁突然走到我面前，开门见山地表示要将导报社和《导报》接纳到科协的意图，并要我准备好材料择日到科协去汇报。
导报社终于找到了娘家，而且是一个十分理想和合适的归宿地。正当我与科协办理交接工作之际，获悉教育部下发了一份关于支持和资助归国留学生重返留学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文件，我的申请经获准并得到一笔旅差费后，就孑身一人赴美访问。访问城市从旧金山开始，途径圣地亚哥、洛杉矶、哥伦布、波士顿、华盛顿，终点为纽约，沿途受到《导报》支持者、联系人等新老朋友的热情接待和帮助，食宿分别在他们家中并受到殷情款待。波士顿之行更得到潘毓刚的特别帮助，而且自此与潘毓刚、王淑江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此行收获甚丰，一个由一批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专家组成的新《导报》海外编委会及各地通讯编辑的班子基本形成，我在短短一月的美国之行中也组了一批稿件。
在访美期间，我深深感受到美籍华人学者、专家对《导报》的感情和对我的热情。最使我感动的一幕是，听说我要去旧金山访问，即将出国的陈省身，不仅派他的弟子来机场接我，而且在我到达的当晚，特邀林同炎、葛守任、林家翘、韦潜光等柏克利大学几位大牌华人教授夫妇为我接风。宴请毕陈省身夫人亲自驾车送我回住地，陈省身还对我道歉说：“小谢，很抱歉，我年岁大了，自己不能开车，只好叫我太太开车了。”其实他夫人并不比他年轻多少。当我提出想邀诺贝尔奖提名人李远哲参加《导报》编委会时，陈省身立即安排我和他会面，使我得以与李远哲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尽管李远哲婉拒了我的邀请，但对《导报》即将复刊表示了热烈祝贺（李元哲在后来的政治表现，才让我了解这位科学家原来是台独观点，怎么可能支持《导报》呢）。在纽约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拜访李政道，见我一到他就立即放下手头工作，热情谦和地与我交谈，在辞别时坚持亲自送我到楼下大门口。
接管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导报社正式成为科协的一个下属单位，几名员工也终于获得了正式编制。在科协正式接管《导报》后，高镇宁与我作了正式谈话，希望我继续为《导报》服务下去。在未来的导报社中，我将担任秘书长之职（局级），并派驻美国两年，作为《导报》和科协在美国的联络人。但我决然拒绝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要归队搞科研，内心的真正原因是我得到航空学会和导报社内部人员的通风报信，有人在我访美期间不断在科协主管导报社的副书记耳边煽风，力图排挤我以摘《导报》之桃，而不明真相的主管副书记偏听偏信，已对他十分器重。我听后付之一笑，长期从事期刊出版工作本来就非我之所爱，而现在不愿更不愿再把时间荒废在毫无意义的争权夺利之中。高镇宁对我的答复十分失望，又委托刘达、柴泽民、李超对我做工作。三位我很敬重的领导分别与我谈了话，衷心希望我留在导报社，可谓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令我十分感动。但我还是于1986年2月22日向志同道合又同心协力地奋斗近两年的老领导们递交了辞职报告。还没等到报告批复，我就随科技导报代表团再次访美了。
1986年3、4月间，由科协副书记陈绳武率领《科技导报》代表团访美，旨在向美国编委们通报导报社近况并建立新的联系。我们一行先后访问了旧金山、哥伦布、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学者、专家徐雄、杨振宁、聂华桐、潘毓刚、牛春匀等人的热情接待，在纽约还受到杨振宁设宴款待，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两位科技领事也到我们下榻的宾馆登门看望。
访问波士顿期间，潘毓刚特地让我一人住在他家，除约了几位波士顿华人学者与我见面外，他要和我深谈《导报》的未来和我个人的去向。谁知我心？潘毓刚是真正了解和理解我的老朋友。在他了解到导报社出现的内部暗斗和我的处境后，与我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一再恳切希望我留在导报社。他说;“老谢，你了解美国，并且已经与美国的《导报》编委相当熟悉，大家欢迎你到美国来，我更愿意与你合作并需要你帮忙。如果你能来，不仅可以做《导报》联络人，而且还可以做我的助手，帮我处理全美华人协会的一些具体事务。你不妨长期住在我家，我可以把你爱人和全家都迁居美国，再给你爱人找一份工作。”潘毓刚的深情真令我难以说“No”，回国后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还是向他说声“Sorry”。
回国后，我于5月20日向刘达社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吐露了我的心声：有人为了达到摘桃、掌权的目的，不仅在导报社内部公开搞派系活动，而且在主管的科协领导甚至在美籍华人中散布我的流言蜚语，因此我决意离开曾耗尽心血创办的导报社。见我去意已决，势已难返，细心而富有经验的刘达怕我回六二八所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地亲笔为我写了一份感人肺腑的工作鉴定。
其实刘达并不知道，他从工作需要出发，希望我继续“挂名”担任“总干事”一事，早被我离开导报社后曾一度主持工作者当做耳边风。然而由于年龄、才能和学历均不符要求，使这位一直觊觎“秘书长”宝座者只能算作返聘的编外人员，为此高镇宁又要求我代科协物色一位我的接班人。几处求访后总算有了着落，三机部三0一所所长李占魁说有一位局级干部，在“文革”后落实政策时被分配在他们所，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他倒对导报社蛮有兴趣。于是我在将他推荐给高振宁并得到认可后，一身轻松地离开了导报社。
1986年夏，当我将导报社的一切事务向科协作了交接回到六二八所后，打算全身心地投入到三室主任的工作中。然而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被告知所长已将我免职了，连我的座位也被搬出主任办公室。这还不够，在难得一遇的职称评定中，我的“副研究员”申请也未获准，尽管我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过二三十篇多篇论文译文，尽管我是当时所内唯一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过论文的人，尽管我在全国各地做过十余次学术报告和讲座，尽管我在出版社正式出版过六本科技译著……而告诉我的理由只有一个——凡不在本所期刊上登载的文章，都不得算作成果，凡不在本部内做的学术报告和工作也均不能认作业绩。似乎这还不能解所长的心头之忿，连我在三室担任了三四年主任的行政级别（正处级）也没有被认可。
就这样在百般无奈中，我在家里逍遥、等待了一段时间。期间三室主任助理杨秋红不仅月月给我送来工资和福利品，而且不时代表三室全体同事特来我家问寒嘘暖。随后我应“召”走进了中国经济出版社，开始了随后的出版生涯。一年后的一天，导报社主要骨干傅之发、蔡玉林二人来找我，谈及对导报社现状的不满，希望我重新回去主持工作。在经济出版社任职的我，已是好马难吃回头草了，但老同事对我的了解和感情使我感到欣慰和感激。
此后我再也没有与导报社进行过任何联系，成了被导报社历届领导所遗忘的人物。年历几度翻新，人事历经更迭，也许这段缘分就此完结了。然而人无意而天有情，当光影流转到二十年后的2006年时，发生了与冯长根邂逅相遇的一幕。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离开导报社二十一年后的一天，我悄悄的重访科技导报社，看到今天《科技导报》香飘万里，一代新人正在为将它建设成“中国的Nasa and Nature”而不懈努力，我由衷地为之庆哉幸哉！停留一个小时后，我悄悄的离开导报社，带走了深沉的回忆，留下了真挚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