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谈|王濛之一：社会背景与家族个人条件
玄怪录·杜子春略
魏晋人物谈（19）
王濛：士人文化人格精神的范本
宁稼雨
如果只是就魏晋历史上的知名度来看，王濛或许比不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乃至王导、王羲之。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中国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角的背景看，王濛的形象却集中代表了士人文化的品格内涵，堪称代表士人文化人格精神的采样范本。
一，社会背景与家族个人条件
王濛（309～347）字仲祖，小字阿奴，出身声名赫赫的太原晋阳王氏家族。太原王氏晋阳一支，始自后汉王柔、王泽兄弟。三国时有司空王昶，西晋有司徒王浑，东晋有尚书王坦之、大将军王恭等著名政治家，又是两晋三位皇后的母族。三位皇后中一位是王濛的女儿，一位是王濛的孙女。这个身份和家族背景足以证明王濛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所能代表士族文人的资格所在。
从中国文化“三段说”的角度看，从魏晋开始，门阀士族崛起催生的士人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的主角。而王濛本人堪称是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代表者和受益人。
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群雄蜂起的局面，不仅结束了持续四百多年汉代帝王文化政权体制，而且也大大动摇了西周以来形成的帝王核心政治文化观念。皇权地位动摇的同时，门阀士族迅速崛起，士族文人群体也开始崭露头角。曹魏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催生了门阀士族的崛起，而曹操、曹丕父子本人的文人特质及其与建安七子等诸多文人的亲密关系活动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士人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与此同时，玄学清谈活动的兴起和持续为士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长久的文化参与舞台。西晋时期士人文化更是有了全面推动发展，一方面，诸多门阀士族经济实力迅速膨胀为士人文化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等文人群体的不断结社，以及玄学清谈活动的持续发展又为士人文化发展扩大活动空间和舞台。到了东晋时期，门阀政治局面的形成不仅以门阀士族文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形式证明士人文化的重要社会价值，而且也为士人文化的正式形成确立提供了社会保障。此时士人文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已经完成了从经济实力崛起到政治权力的实质性参与，进入到脱离各种社会实用功利目的的审美性社会文化活动中来了。从玄学清谈的内容走向，到人物品藻的评价取向，都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审美价值追求。而这个追求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属性，恰恰就是士人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
而生活在东晋后期士人文化达到高潮时段的王濛，恰恰就是见证这个文化舞台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王濛作为这个文化舞台变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首先是家族条件和社会关系。除了以门荫入仕，起家司徒掾，外放长山县令，迁司徒左西属，迁中书郎，累迁司徒左长史这些履历外，王濛与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昱具有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世说新语·政事》）
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世说新语·方正》）
王濛向简文帝司马昱请求为山阳令没有得到批准，这件事成为司马昱内心的一块纠结。在王濛临终之前，终于满足了王濛的请求。可见二人亲密关系所在。
其次，王濛本人具有非常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是典型的文化士人。据张彦远《法书要录》和《历代名画记》，王濛擅长隶书和章草 ，亦擅丹青写照，后世称其为“丹青甚妙，颇希高远”。不仅如此，传说王濛还是中国最早的茶文化倡导者：
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侯必云：“今日有水厄。”（《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世说》）
据陆羽《茶经》：“茶为之饮，发乎神农氏，闻与鲁周公。”但实际上到唐代饮茶才成为固定的饮食体系。王濛好饮茶是较早的饮茶文献记载，此事也成为中国饮茶历史上影响很多的茶文化典故。可见王濛的文化修养所在。
如果从东晋时期某一单方面的文化成就看，王濛往往很难进入佼佼者的行列。但如果综合东晋文化几个重要方面，可以看出，王濛是那个时代各个文化潮流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同时，他也是东晋后期诸多士人文化现象和重要士人之间进行交流沟通的枢纽性人物。他虽然不是诸多文化活动中拔得头筹的亮点人物，但却是有足够资格参与这些文化活动，并且有足够表现证明是这些活动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宁稼雨《王羲之的文化价值仅仅在于“书圣”吗？》，
《文史知识》2021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