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孙女和江姐的儿子:命运何以如此不同?

卢晓蓉(二排中)  彭云(前排右一)

我们班当年有两个特别家庭出身的同班同学,第一个是卢晓蓉,1946年出生,是民生公司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女儿。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此时卢作孚所在的民生公司,也是内忧外患。晓蓉记得,爷爷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可即使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她逗逗乐,或者带她出去兜兜风。对于卢作孚,膝下的第一个孙女晓蓉就是他最好的人生藉慰。民生公司的老人,也曾记得,民生公司开会时,年幼的晓蓉,就在台上走来又走去,卢作孚也不会干涉,任她来回地溜达。

幼时的晓蓉,老爱皱眉头,卢作孚见了,曾对着长媳感叹:“这孩子从小爱皱眉头,将来长大了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际遇。”

1959年秋天,卢晓蓉考入了我们重庆三中初62级2班。报到那天,她忽然从班级的花名册上,发现了彭云的名字。彭云,就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独子。从此,卢晓蓉与彭云,同窗六载。初中时,彭云任团支书,晓蓉任中队长;高中65级时晓蓉任班长,彭云仍然任团支书。那时学生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因彭云是江姐的儿子,爱乌及乌,我们班因有了他,而格外与众不同。学校对此班关爱,选派优秀老师任教;市里也是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此班同学参加。

卢晓蓉,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在65年高考时,卢晓蓉落榜了。

卢晓蓉后来写道:

“我第一次报考大学是1965年。其实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有几位当年毕业品学兼优的学长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为我们树立了“脱胎换骨”的好榜样:“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待到刚升上高三,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我们班,一把“贯彻阶级路线”的“左”刀,便把好端端一个班拦腰“劈”成两半。“一半”是“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另一半”是“孤立对象”和“打击对象”。据说市委工作组是带着理论依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的。

于是上课时,“一半”坐前面,“另一半”坐后面;复习时,“一半”有老师辅导,“另一半”自力更生;考试时,“一半”开卷,“另一半”闭卷;政治试卷,“一半”的题目是“长大要接革命班”,“另一半”的题目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即从班长、年级主席的“巅峰”,跌入了“另一半”的低谷。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只能向高年级的榜样看齐,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就选择自己的出路。我连续写了六份书面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其实潜台词是,我很害怕背上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坏”名声。见到我的态度很坚决,当时的校长决定找我谈话。

我向来很尊重这位文质彬彬的南下干部。记得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以后,我和几位女同学在校园里散步,正好遇见了这位校长。同学们一拥而上,纷纷向他打听自己能不能升上高中,他慈祥而和蔼地望着我说:

“像你这样的好学生我们怎能不要!”

那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中榜。而今这位校长找我谈话,还是往日的模样,只是眉宇间增添了几丝忧愁,口吻也绝无当年那么有把握:

我就这样被动地参加了“wg”前最后一次高考。高考前填志愿时,我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全部填上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农学院。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出身”,能考上一个农学院就算不错了。

哪知志愿表交上去后,班主任两次找我改填志愿,第一次说学校研究过了,我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第二次又对我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报考这个系吧。”我没来得及核实梁思成当时还是不是系主任,就再次改填了志愿表。只是留了一手:其余九个志愿,仍是清一色的农学院。

最后结果当然是落榜,一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班主任得知后,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志愿填高了。”我表示同意。在此之前,亲朋好友无不认为我没考上大学的原因是志愿填高了。尽管是班主任主动叫我改填的,但毕竟是我亲自下的笔,我自不量力,只能咎由自取,随即“志愿”报名去了川北大巴山。

时隔七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了这张致我于“死命”的志愿表,发现“中学成绩”栏里除了体育80多分,其余都在90分以上。“优缺点”栏里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可是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写着“此生不宜录取”,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随后,卢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卢晓蓉犹豫了。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吧,有爷爷资本家的阴影;不填吧,又会犯有隐瞒家史的罪名。横竖都难堪,不如硬着头皮写吧,爷爷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

出乎意料的是,晓蓉竟成了全县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而且还是华东师范大学。那一年,卢晓蓉已经32岁,并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从此,大学四年,彻底改变了晓蓉的后半生。

大学毕业后,卢晓蓉与当时录取她的吴铎教授,异地重逢。晓蓉问起:当年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

吴教授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从湖北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卢晓蓉,作为爷爷卢作孚最钟爱的长孙女,其命运,其悲欢,也深受爷爷的影响,好在最终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我们班第二个特别的同学就是已经提到的我们班的彭云。

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了儿子彭云。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当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江姐在临刑之前给谭正伦(彭云父亲的前妻)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彭云是江姐唯一的儿子,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从小认真读书,成绩优异。

彭云身高只有1.60米,个子不高,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略大和戴着一副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

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

但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有一次我们班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彭云就是江姐的儿子,“牢房”楼上楼下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班上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和眼镜和彭云“调包”,我们才成功“突围”。

1965年高考,彭云成为四川理科状元。

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早就盯上了他,几次找他做工作,劝他去清华学习。但彭云决定继承父业上军校,选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当彭云决心定下来后,问题就来了。哈军工是军校,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身体方面最低的要求是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

彭云体重不够,只有92斤,还戴着一副600度的高度近视镜,第一轮体检就给刷下来了。后来,了解了彭云的特殊情况后,学院院长刘居英少将一锤定音,破格录取彭云!除了他是著名烈士江姐儿子这一根正苗红的特殊缘由外,还因为彭云是65年四川高考的理科状元,这个条件太过硬了!

1978年,彭云考取了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生。随后,彭云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87年,彭云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又前往美国。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并成为了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是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江姐牺牲在原“中美合作所”,她唯一的儿子却定居美国。为何没回祖国发展?记者采访时,彭云说出了原因。

彭云答:“我在做人方面应该说达到了母亲的要求,我为人正派,做学问也很努力。但是,要说为祖国做贡献,确实,没有太多了。这样说来,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母亲可能还是希望我能在国内发展好一点吧!但只要我不做坏事,没做对不起国家、亲人、朋友的事,我想她也不会责怪我,但遗憾是有的。母亲的遗愿我只做到了一半。”

问:“去美国后,为何会一直留在那里?身为烈士的后代,定居美国?”

答:“我就是想做点学问,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而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适合我。”

问:“那您会经常想着是否回国吗?”

彭云答:“其实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我似乎找不到着力点。原来,我想做出大东西就回祖国,但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

问:“您在国外的时候会时常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吗?周围的人是否知道?”

彭云答:“经常会想到,因为那是我血脉中的一部分,我怎么能忘呢。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们也都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是没办法保密的,但大家很少当面和我谈论这个事情。”

问:“您退休后会回国吗?”

彭云答:“我想会的,毕竟亲人朋友都在这里(中国),儿子也在。我看到国内的发展很兴奋。”

彭云还坦言:“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适合我。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我们都老了(今年75岁),盼望卢晓蓉和彭云都回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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