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概述：和硕特汗国在西藏的雄起与崩盘
硕特蒙古势力进驻西藏后，与本土的宗教势力即藏传佛教格鲁派，先后呈现出了“相对融洽——关系紧张——兵戎相见”的演变历程。在今天看来，二者关系的演变，显然是“外来者”和硕特蒙古与“本土派”格鲁派相较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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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特汗国的大致疆域
一
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的关系，本质上是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的强强联合。自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剿灭藏巴汗政权（噶举派）至固始汗去世为止，尽管双方在权力分配、资源分享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总的来说，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双方一直维持着比较友好、稳定的关系。
对于格鲁派而言，尽管以藏巴汗为代表的反对势力被彻底消灭，但西藏各地的反叛活动可谓此起彼伏，如1642—1643年的门隅之乱和工布之乱、1644年的洛扎之乱、1648年不丹侵犯后藏等事件。对于尚处在“休养生息”的格鲁派而言，单凭自己根本无力招架。因此，继续利用和硕特蒙古强大的武装力量来巩固统治，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和硕特蒙古自己也知道，要想长期、稳定地维持自己在青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就必须得到格鲁派的支持。因此，他们在击败藏巴汗后，以“护教者”的身份大力扶持格鲁派的发展。
西藏大昭寺
实际上，和硕特蒙古之所以能够在西藏站住脚跟，甚至左右当地政局，除了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外，领袖固始汗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636始至1654年，固始汗先后击败了盘踞青海的绰克图台吉、康区的白利土司和西藏的藏巴汗，确立了格鲁派在青藏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赢得了格鲁派上层的认可。
实际上，固始汗在进军青藏之初，以五世达赖为首的格鲁派上层，一直对和硕特蒙古持保留和怀疑态度的。直至藏巴汗被击败后，五世达赖才“转变口风”：“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如果有一个领袖，时局才会安定，萨迦、噶举、宁玛等其他教派四分五裂的局面才可能有所改观。”显然，这里的 领袖”，就是固始汗。
固始汗（1582—1655），祖上世代及侄子鄂齐尔图汗都是卫拉特盟主
除了军事才能外，固始汗在政治上的聪明才智，也是其立足于西藏的重要原因。和硕特蒙古在入藏之前，和硕特蒙古以青海为基地，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修养生息。
休养生息的举措，不仅摆脱了内部纷争和喀尔喀蒙古以及哈萨克民族的侵扰，经济、人口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他与协助自己南下的准噶尔部，一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不必顾忌“腹背受敌”的情况出现。
因此，在17世纪中叶西藏的各路势力中，没有哪支力量能够与之相匹敌。在他的正确部署和指挥下，和硕特蒙古顺利击败了西藏各地的反抗力量，将青藏地区的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布达拉宫
进驻西藏后，固始汗对格鲁派在藏地的影响力有着极为准确的预判。因此，他从未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而是以“护教者”的身份，保持着对格鲁派的极大尊重。譬如在击败藏巴汗后，固始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忽必烈皇帝向八思巴大师奉献的三次大布施之例….宣布他将包括日喀则在内的西藏十三万户全部献给我（五世达赖）”。
这样的举措，不仅消除了部分格鲁派上层的不安感，并赢得了广大西藏民众的认同与欢迎，最大限度地淡化了蒙藏民族由于直接接触而可结果产生的冲突与矛盾。
布达拉宫内部的唐卡
另外，固始汗十分重视与崛起中的清政权的关系。从固始汗南下青海到其去世，曾先后15次遣使与清政权通好，并极力促成了西藏地方与清政权之间的联系。
在今天看来，固始汗的一系列操作，可谓“一箭双雕”。有了清朝的官方背书，不仅牵制了以准噶尔蒙古为代表的外部势力，并通过中央政府的册封取得了统治青藏地区的合法依据。
二
借助于“天时地利人和”，和硕特蒙古很快确立了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为了巩固统治，他们实行了以下几个有效措施：
1）重用第巴，牢牢掌控西藏的军政事务
在固始汗统治时期，作为大汗代言人的第巴（类似于“摄政者”），在军政方面拥有很大权力。譬如在各级官员任免、领地分配和军队派遣等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譬如第一任第巴索南饶丹（1595—1658），就将这种权力运用得淋漓尽致。他可以不经五世达赖的批准甚至违背五世达赖的意愿，擅自任免官员、分配领地。藏巴汗被击败后，让直接跳过五世达赖，擅自就将仁蚌和喀孜两地交给吉雪第巴管理。即便五世达赖喇嘛对此持有异议，也不得不颁发相关的任命文书。
一言概之，固始汗通过对第巴任免权的掌控，采取“以藏治藏”的形式，维护着自己在西藏政局中的主导地位。
青海固始汗主题雕像公园
2）固始汗本人直接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
因为固始汗不愿意让吉雪台吉兄弟管理日喀则，于是他“亲自出手”，强制他们交出日喀则的管理权，并委任新的日喀则宗本。
为了维护在西藏的统治，固始汗十分注意格鲁派上层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坦诚说，这不仅符合格鲁派上层的利益，也为自己在青藏地区的有效统治，找到了“值得信赖”的背书。
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局部）
3）册封新的宗教领袖
以护教者身份示人的固始汗，模仿俺答汗册封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举措，在格鲁派内部树立了又一大活佛转世系统——班禅活佛系统，这无疑是他调控格鲁派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大举措。
在笼络格鲁派的同时，又人为地实现了格鲁派内部的进一步分权，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达赖一系”一家独大局面的出现。
作为班禅“驻锡之地”的扎什伦布寺
总之，在固始汗统治时期，和硕特蒙古势力在“世俗+宗教”的联合统治格局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和硕特蒙古和格鲁派之间一场新的争夺西藏统治权的斗争，终于爆发了。
三
客观地说，固始汗的子孙们，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个人威望，都远远逊色于他。因此，在固始汗去世（1654年）后，和硕特蒙古内部开始出现了裂痕，对西藏的统治也日趋松懈，在西藏政局中的影响力也被严重削弱。
与之相对比的是，随着五世达赖的成年和威望的急剧提高，格鲁派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作为领袖的五世达赖，政教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号令西藏各教派，并且在第巴的任免、对西藏僧俗贵族封赐土地属民、对蒙古各部事务的参与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固始汗时期，第巴（摄政长官）索南饶丹的所作所为，就引起五世达赖喇嘛的强烈不满。因此，在第巴索南饶丹（1658年）死后，决定对第巴之死密不发丧，并擅自任命各个机构的官员，逐渐掌握了西藏行政大权。
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
显而易见，和硕特蒙古并不情愿让五世达赖大权独揽。因此，在第巴一职空缺两年之后，和硕特蒙古就督促五世达赖任命新的第巴。不过，等到第二任第巴就任时，五世达赖已经全面掌握了第巴人选的决定权；此时的和硕特蒙古汗王，只能象征性地参加相应的仪式。
与第巴索南饶丹时期相比，第二任第巴丕列嘉措（1658—1669在位）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和硕特蒙古汗王，而是直接向五世达赖负责。一些重要事务的处理，必须经过五世达赖的授权才能继续进行。实际上，就连五世达赖本人也承认：“第巴主持下的所有赏赐之事，大部分都征询我的意见。”
等到第三任第巴罗桑土登（1669—1675在位）就任时，五世达赖已完全掌握了第巴的任免权，和硕特蒙古汗王连象征性的授权仪式的“参与权”都没有了。随着五世达赖对政教事务的全盘掌控，第巴的权限仅局限在宗教事务方面，成为了如假包换的“工具人”。
壁画中的固始汗和西藏僧侣
掌控了西藏政局的五世达赖，为加强自己的有效统治，进行了一系列加强格鲁派实力的改革措施。
1）政治方面
五世达赖威胁、说服西藏各地领主，以承认庄园由其子孙世袭、保证其子孙世代在拉萨做官等为条件，将这些庄园的所有权尽数收回，并纳入拉萨地方政府的统辖。与此同时，在各地实行宗本流官制度。其中，宗本为西藏地方政府委派，对拉萨地方负责。
另外，五世达赖还主持制订了《噶伦办事章程》。《章程》规定，拉萨地方政权下的职官必须信奉格鲁派，各地行政官员“僧俗并用、僧高于俗”。一言概之，格鲁派“亲自下场”，进一步控制了西藏地方的行政大权。
2）经济方面
重新分配土地和农奴，其中很大一部分拨给各地格鲁派寺院作为寺属庄园，以加强格鲁派的经济实力。
3）宗教方面
说服其他教派接受格鲁派的领导，并强制没收了敌对教派（如噶举派）的寺院，迫使寺内僧人改宗，成为格鲁派麾下的“属（归附）寺”。
热振寺
五世达赖一系列的举措，使其权力与个人威望，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数据显示，仅1669年就有来自内陆、喀尔喀蒙古、青海和硕特蒙古、准噶尔蒙古、西藏各地以及不丹、尼泊尔等地的3000千多名贵族参加了新年宴会。
他还迎合蒙古各部首领企图称汗的心理，凭借宗教领袖地位和崇高的声望，进行大肆分封，其中就有著名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鄂齐尔图车臣汗等。这不仅进一步密切了格鲁派与蒙古诸部的关系，也极大提高了格鲁派在蒙古民众中的威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地区的权力重心开始向格鲁派偏移，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
四
与格鲁派势力的迅猛发展相对比，日趋衰微的和硕特蒙古势力，不仅丧失了对第巴的任免权，也失去了通过第巴操纵西藏政务的权力。当然，他们并不甘心将过往的辉煌地位拱手相让，只是面对略显惨淡的现状，不得不暂时隐忍，等待复兴的时机。
格鲁派利用五世达赖的威望，尽可能地插手和硕特蒙古的内部事务，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拨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与和硕特汗王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驻守在西藏的和硕特蒙古汗王和青海和硕特蒙古王公，最终以分道扬镳而收场。
为了牵制乃至驱除和硕特蒙古势力，格鲁派竭力拉拢强大的准噶尔蒙古。在今天看来，这一举措直接威胁到了和硕特蒙古在青藏地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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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汗国疆域
坦言之，双方的矛盾既是争夺西藏统治权的反映，也是结盟基础消失的结果。随着格鲁派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和硕特蒙古的存在价值已经消失殆尽了。从1672年座次的编排上，可以看出和硕特汗王在五世达赖心目中的地位。
“铺设五层坐垫的是清朝皇帝的正副使臣、持有皇帝赦书印信的内部的众昂索。坐垫的高低适合的是喀尔喀的汗王，比其稍低的是丹增达延汗、厄鲁特车臣汗等继承王位的人。”和硕特汗王的地位，不仅远低于清朝的使臣，甚至低于“遥远”的喀尔喀汗王。
五
1703年，继承汗位的拉藏汗，乘准噶尔蒙古遭受清朝打击而元气大伤以及第五人第巴桑结嘉措（1679—1703年在位）因封锁五世达赖去世的消息而陷入被动的时机，打出了“六世达赖作风不轨”为借口，向格鲁派发动了全面进攻。1705年，桑结嘉措被杀，拉藏汗扶立新的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主宰者。
拉藏汗上台后，设立了一个由四名蒙古宰桑（即宰相）组成的大臣会议，架空了第巴的管理权限，将西藏世俗贵族排除出了权力中心之外。
拉藏汗，和硕特汗国最后一任汗王，固始汗曾孙，达赖汗朋素克之子。
表面上看，拉藏汗在西藏的统治达到了顶峰。实际上，由于缺乏格鲁派信徒和大多数西藏民众的支持，他的统治潜伏着极为严重的隐患。坦诚说，这种以通过武力、任意废立达赖喇嘛的举措，最少受到三方面的威胁。
首先，没有得到西藏民众的认同和格鲁派上层、西藏世俗贵族的支持，“甚至在他本人的近侍的小圈子里、在大臣和宫廷官员里也在酝酿着叛乱”。拉藏汗的军事行动，无疑将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的关系推向了敌对状态。格鲁派上层针对拉藏汗这种有违教权和自身利益的举措，做出了“极为积极”的回应。
他们联络青海和硕特蒙古，寻访新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并积极争取清朝中央政府的认定和册封；还有不少格鲁派上层，积极与更为强大的准噶尔蒙古势力保持联络，谋划共同推翻拉藏汗的统治。
另外，在格鲁派上层的收买下，一些拉藏汗身边的大臣，也纷纷加入到反抗拉藏汗的行列之中，这无疑是拉藏汗最终灭亡的主要因素。
（疑似）准噶尔汗国的骑兵
其次，拉藏汗的统治受到了准噶尔蒙古的威胁。为了缓解准噶尔汗国的威胁，进而摆脱自己在西藏孤立无援的处境，拉藏汗不惜赔子、赔物，与准噶尔蒙古联姻。不过，这些“示弱”举动，丝毫没有消除准噶尔蒙古对西藏的觊觎之心。实际上，准噶尔蒙古正是利用格鲁派与拉藏汗的矛盾，积极筹划出兵西藏的相关事宜。
最后，在面临格鲁派和准噶尔汗国的“两面夹击”时，尽管清政府起初采取了一些鼓励和支持措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选择“坐山观虎斗”，坐视和硕特汗国的覆灭。原因很简单，清政府自始至终都不支持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因为他们想“等待时机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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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
六
1717年，准噶尔汗国策旺阿拉布坦以“护教”为由，在格鲁派上层的积极配合和清政府的漠然坐视下，一举摧毁了和硕特汗国，结束了其在西藏长达75年之久的统治。
1718年，清朝由青海出兵入藏，惨遭失败，全军覆没。1720年，清朝第二次出兵，将准噶尔势力驱逐了出去。1721年，清朝废除第巴，实行噶伦制度，设立五个噶伦。后来，三个噶伦反对首席噶伦康济鼐，西藏政局陷入动荡。
西藏大昭寺
为解决冲突，清朝政府于1727年2月，任命僧格与马喇为驻藏大臣，前往西藏。8月，三个噶伦趁机夺权，杀害康济鼐，卫藏战争爆发。次年9月，另一个噶伦颇罗鼐（是拉藏汗秘书兼军事领导）集结后藏、阿里兵力突袭拉萨。清朝派都察院左都御史查朗阿和护军都统迈禄、西宁镇总兵周开捷率兵入藏，平息了战争。
平息战乱后，清政府封颇罗鼐为贝子，后又晋封为郡王。总理全藏政务；任命噶西巴·纳木扎勒色布腾和策仁旺杰两位噶伦，地方大权仍由颇罗鼐总揽。与此同时，清政府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衙门，正式委任僧格、马喇为驻藏大臣，使其直接监督地方政权，并留驻藏清军2000人，归驻藏大臣指挥。至此，西藏被正式纳入进了清朝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