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登王慕曾一一起义投诚的上海提蓝桥监狱典狱长

新登王慕曾

起义投诚的上海提蓝桥监狱典狱长

谢 群

上海外滩档案馆的卷宗中，保存着一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死刑判决书的缩微底片，在模糊的屏幕上，被告王慕曾的身份渐渐清晰：解放前上海提篮桥监狱最后一位典狱长。

提篮桥监狱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是一座著名监狱，因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号称“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5月。抗战结束后这里是关押、审判和处决日本战犯的场所，曾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关押于此。它以囚禁高官、中共地下党、重大政治犯而著称于世，其中包括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

　　

提篮桥监狱民国末任典狱长王慕曾，（1901—1951），字沂斋，杭州新登县长盘村（今永昌镇）人。其先祖明朝时，由河南固始以军职而屯田，落户于长盘村。祖父王亦城勤劳，家境渐兴。父亲王用章（俊卿），清末廪生，当过地方官吏。民国初，王家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已成为士绅之家。保存在我馆的1947的户籍登记清楚的记录了王幕曾的家乡所在地、毕业学校、家庭人员关系。而且非常有趣的从他儿子的取名：王浦生、王潼生、王沔生、王汉生，发现了他为官从政的人生轨迹。

14岁时，王慕曾毕业于新登公立高等小学（现新登镇小）。当时新登地处浙西山区，交通不便，没有初等教育。为了不使其埋没乡间。王父送其去嘉兴秀州中学就读，毕业后，考入浙江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攻读法律。1928年，王慕曾因毕业成绩优异，又因实习考评为“优秀，被浦江县录用并任要职，由此开始步入政坛。其后，历任国民政府江西庐山警察署署长、陕西西安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嵊县、德清公安局长，咸阳专员公署秘书长、陕西临潼县、沔县、宁强县县长、汉申专员公署秘书长等职。王慕曾在沔县任县长期间，非常重视教育，亲自踏勘、征地，修建了“沔县县立初级中学”（现勉县二中），并自任校长，勉县从此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中学，至今还保存在勉县二中的石碑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同时王慕曾还支持修建了至今还在恩泽勉县（沔县）人民的汉惠渠！

抗战胜利后，在外漂泊多年的王慕曾弃官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多次以乡民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为战后家乡重建献言献策。

1947年中华民囯宣布正式进入宪政时代，总统副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产生，并在全国各地举行第一届国大代表选举，代表却由国民党“内定”，为了粉饰，又让地方“竞选”。新登县代表“内定”的是陈立夫的学生叶青，地方百姓不满，推出王慕曾、周廷采与其竞选。国民党县党部劝他“作退让”，因地方士绅、百姓支持，终以高出一万三千余票的绝对优势战胜叶青，当选为“国大”代表。民囯新登儒商项墨庄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

1949年4月，王慕曾因从政经验丰富，为人清廉，且又专业对口，由司法部代理部长赵琛（浙江东阳人，其妹夫赵伯勋的堂叔）推荐，再度出山任上海提篮监狱典狱长。此时，国民党己大势所去，上任不久，南京被攻克，上海成了孤城。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正为营救提篮桥监狱的同志而犯愁。党组织负责人吴克坚，委派徐大可、翁正心等，以民盟参政员身份，与王接触。想要营救政治犯，王慕曾深明大义极力配合。

其“起义投诚”之事，史料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5月上旬，一日，上海一街道上，驶来一三轮，在绿叶西餐馆门口停下。车上，下来一位中年绅士，头戴藏青色法兰西圆盘帽，身穿深灰华葛呢长衫，左手掖着只黑色皮包，略显富态的脸上架着副金丝边眼镜。他，就是王慕曾。

他担任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里面典狱长的职务虽不起眼，却是个中央特任的二级官员，由司法部长赵琛委派自己有着“国大代表”光环的亲戚担任。按说，在这风雨飘摇时，不应接手这“烫手山薯”，可王慕曾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借此寻找契机，觅得自己的新生之路。

上任第三天，翻阅案卷，王发现一位叫田大成的民盟囚犯，是他昔日的同学翁正心。他将其提到办公室，告诉他，你的案情不重，且查无实据，可取保就医，监外候审，并于当天帮办好了手续。送别时，王向其隐约透露自己想参加民主党派的意愿。孰不知，翁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翁将此情况遂向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汇报。吴吩咐翁继续以民主同盟参政员的身份与王接触。经几次交谈，彼此都表露心迹，并约定了正式会谈的时间。

此时去西餐馆就是会谈。王慕曾推门进来，见到了吴克坚、翁正心等。吴赞扬王的急流转舵，鼓励他立功，说：保护狱中同志安全，在你的历史上将添上光荣的一页。王十分激动，频频点头，说：“鄙人将尽一切努力。”他从黑皮包中抽出一页纸，说：“这上面可有你们要的？”吴克坚一看，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陈大庆签发的移押绝密令，明天将移押的囚犯名单中，竟有十多位地下党的同志。吴指着一个个名字，郑重地说：“这些，我们都要，望大力协助。”王虔诚地说：“请放心，鄙人会全力以赴。

王回到监狱，叫来他的妹夫、总务课长赵伯勋，向他简要介绍了与中共地下党人士会见的情况等。赵也说到一事，即监狱有几位有钱的囚犯，害怕上海不保后落入共产党手中，自己没好果子吃。其家属行贿，希望能将这几位有钱的囚犯移押走。赵伯勋掏出一张纸条，说是陈大庆手下的孙崇夏刚才派人送来的名单。王接过一瞧，情不自禁地说：“好极了！”他向赵如此这般地面授一番机宜。

次日晨，一艘小火轮停泊在黄浦码头，满载着百十号囚犯及押送人员，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孙崇夏奉命前来检查。一核对清单，问赵伯勋：“怎么少了这么多？”赵伯勋懊恼地说：“总共这么点转移费，大船租不起，小船又装不下。”他故意将孙崇夏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为了你的这几个人，昨夜我几乎向大舅子下跪了。末了，还教训我说下不为例！”孙自知心中有鬼，飞快地在清单上签名，命令启锚。

数日，孙崇夏又来电话通知王：囚犯都要转移。王以租不到船为借口，拖延着，一直拖到了5月中旬末。又一日，孙崇夏又打来电话，要王明天将囚犯全部转移舟山。王声称租不到船，电话那边的孙崇夏口气也很硬：“汤司令（汤恩伯）已备有铁甲战船。”末了，还补了一句说：“陈司令明天将亲自来提篮桥检查！”

王慕曾感到事情紧急，便求计于地下党。他告诉翁正心，请他转告吴克坚，有重要情况汇报。旋即接到回话，让他去爱俪园会面。

王与吴、翁见面，议定了主意。吴指指旁边的一人说：“这位是林亨元先生，随你回去，狱中同志由他组织指挥，我会在外面组织人员配合。”王说：“林先生请跟我走吧！”

5月22日，监狱百余名准备移押的囚犯整顿好行囊，等待检查后出发，而所有的地下党员及部分民主人士已发了枪，伪装生病，移住在了狱中的“感化院”，一旦第一套计划行不通，就实施第二套计划即“武装砸狱”。

9时整，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率宪兵、军车来接收囚犯。王慕曾也是一身戎装。他将陈迎进办公室，倒茶，然后递上囚犯清单，随附一份留狱囚犯名单。陈问：“这些人为什么留下？”王答：“实不相瞒，狱中卫生设备差，眼下染上了病。”陈说：“不妨，可一起带走！”“报告司令，万万使不得！”王啪地立起来，神色凝重地说，“卑职要对党国负责，将疫病犯送上了舰，如果传染给将士们，责任重大！”他见陈呆着不出声，补充一句：“司令如有为难之处，慕曾赴台之日将向委座面陈一切。”说着，有意按按腰间的“中正剑”。这个动作，使陈大庆猛然醒悟：眼前这位职位不高的典狱长，来头不小。当年，蒋介石当着众多高级军官的面，称赞王慕曾是“军人之楷模，党国之中坚，”并解下自己所佩的“中正剑”，亲自系在王的皮带上。想到此，陈说：“好，那我去瞧瞧。”王用手一拦，说：“犯人染的是'虎列拉’，司令不如另派个人。”陈一听，这“虎列拉”又名霍乱，极易传染。陈对王点点头，随即吆喝：“孙处长，那你去瞧瞧！”王慕曾随即叫来妹婿赵伯勋，轻声交代几句，由他陪同孙去。

半个钟头，孙惊慌地回来。原来他一到门口，便被几个穿白大挂的医生模样的人拦住，不由分说地喷了一头药水，给穿了隔离服，戴上大口罩，并告诉他，出来后还得消毒。吓得他哪里还敢看。他告诉陈：“这都是些患病的囚犯，看来没几天可捱了！”陈不再过问，遂令将囚犯押上军车，开走了。

王带赵伯勋来“感化院”，让赵在门口看着，不让其他人进。他向监狱的人道了惊，告诉他们：这里我作主，你们自由了，可以离开监狱了。林亨元提出，汤恩伯他们虽然走了，但上海还在国民党手中，现在外面很乱，组织上要我们在狱中武装待命，还望王先生通力合作。王表态说：“鄙人完全接受贵党调遣。”

从此时起，提篮桥监狱每所小号门都打开，地下党员等骨干都手执武器，严守监内重要岗位，直至我军接收。

5月27日上海解放，50余名地下党及民主进步人士毫发无损获救，监狱和平移交解放军。营救过程中地下党曾承诺，保证王慕曾的身家安全。解放之后，王慕曾接受军管会的安排，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担任法院公设辩护人。

1951年“镇反”中，王慕曾因陕西方面来人举报，功不济罪。上海军管会1897号文件定性其为反革命罪而被杀。1985年12月，上海市高院查清案情，予以平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王慕曾在国民党风雨飘摇、行将没落之际接受了这一职位，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壮举，保存了我党的实力，助推了上海和平解放。

材料来源：

富阳区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陕西勉县档案馆

金华浦江档案馆

新登一代儒商项墨庄的日记

富阳新登长盘王氏家谱

王慕贞二儿子王潼生、四儿子王汉生的回忆材料　

撰文｜谢群

编辑｜盛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