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飞：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

摘要：大河口墓地出土叔骨父簋铭文关乎西周宗法制度和祭祀制度，内容重要。大河口墓地出土铭文显示，霸国国君不称“侯”，故叔骨父簋铭之“侯”应非霸国国君。叔骨父为侯之子（或弟），不能继统为君，须别立宗庙，故侯为叔骨父另立宗庙，此为叔骨父簋铭文的制度背景。簋铭“侯休作叔骨父庙”可与《礼记》“别子为祖”对读。

，即餉

，实即竈祭。叔骨父簋所记

祭行于新成之宗庙，与竈祭祈食、主生养的特征吻合。叔骨父为卿大夫，卿大夫祭竈与《白虎通》所记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的祭祀制度相合，知《白虎通》所记为西周制度，而《礼记·祭法》所谓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应非西周礼制。

　　叔骨父簋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34（图一），铭文共4行35字（图二）：

　　侯休乍（作） 叔骨父庙。正月初吉，

（

），延（筵） 侯，侯赐骨父贝朋、牛十，骨父扬，对侯休，用作宝簋，其永用。

　　本文就该簋的年代及所涉诸礼制等问题略作考辨。

　　一　叔骨父簋年代

　　叔骨父簋敞口，宽折沿上翘，弧腹斜收，圜底，高圈足外撇，下折成阶，足底缘内折，内侧有折沟。其形制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布伦戴奇收藏的

簋形制最为相近（图三：1），所异者

簋腹壁近直。其纹饰也与

簋较近，

簋口沿下饰一周顾首龙纹，腹部饰勾连“山”字形阳线雷纹，圈足饰饕餮纹。叔骨父簋口沿下饰一周龙纹，以耳为界分两组，每组两条顾首龙和两条夔龙，两条顾首龙以花瓣扁扉棱为界， 龙首相对， 尾部各有一条夔龙，这种龙纹组合较为罕见；圈足饰两周凸弦纹。

　　从形制来看，叔骨父簋腹部斜收的程度与河南禹州吴湾出土的谏簋更为相近（图三：2），唯谏簋年代较晚（谏簋属西周晚期），且为衔环耳。故而，叔骨父簋年代应略晚于

簋。从纹饰来看，叔骨父簋与

簋虽同饰顾首龙纹，但叔骨父簋下腹部无纹饰，圈足亦仅饰两周凸弦纹，其纹饰组合与大河口墓地M2002出土霸姬盘最为接近（图三：3），二者纹饰均较

簋简约。

簋在穆王世，叔骨父簋年代或略晚，然亦属西周中期偏早，与墓葬的年代相当。

　　二　叔骨父簋所见宗法制度

　　1. 墓主

　　叔骨父簋之“侯”，尚不知系哪个诸侯国的哪位诸侯。该簋虽出大河口霸国墓地，但霸国国君称霸伯，如大河口M1017霸君霸伯尚之墓、大河口M1霸伯之墓。霸国国君未见称侯者，故此“侯”应非霸国国君，叔骨父也非霸国贵族，当然也不会是墓主人。因此，该簋系他国赠送或者赗赙之器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简报指出墓主人的年龄在18~19 岁，尚在弱冠之年，而铭文所记叔骨父分宗、立庙之事当在成年之后（详下），年龄也不太吻合。

　　2. 立庙与分宗

　　“侯休作叔骨父庙”，乃侯为叔骨父营立宗庙之谓，事与尹姞鬲“穆公作尹姞宗室繇林”相类。对读叔骨父簋铭，知尹姞鬲之“宗室”亦宗庙之义，并非“崇室”。

　　叔骨父或为侯之弟，或为侯之子，身份纵然难以论定，然其为该国之“公子”无疑。大子之外的群公子，不能为继统之君，须别立新宗，故侯为叔骨父作庙乃立新宗之义。《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孔颖达《正义》：“别子，谓诸侯之庶子也。诸侯之適子、適孙继世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祢先君……適子之弟别于正適，故称别子也。”又云：“并为其后世之始祖，故云‘为祖’也。”《礼记·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郑玄《注》：“大祖，别子始爵者。《大传》曰‘别子为祖’，谓此。”贾公彦《仪礼·丧服》《疏》云：“ 《丧服小记》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大宗。’谓若鲁桓公夫人文姜生大子，名同，后为君。次子庆父、叔牙、季友，此三子谓之别子。别子者，皆以臣道事君，无兄弟相宗之法， 与大子有别， 又与后世为始， 故称别子也。”所记制度与簋铭密合。

　　3. 立庙与营室

　　侯既为叔骨父作宗庙，必为其择建宫室，以立新宗也。而营立宫室，又以宗庙为先。《礼记·曲礼下》：“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廐库为次，居室为后。”孙希旦《集解》：“君子，谓诸侯也。……宗庙所以奉先祖，故为先。廐库所以资国用，故为次。居室所以安身，故为后。《緜》之诗曰：‘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此宗庙为先也。又曰：‘乃立皋门，皋门有伉。’天子之皋门，诸侯为库门，此廐库为次也。又曰：‘乃立应门，应门将将。’王之正门曰应门，其内乃为寝室，是居室为后也。”是天子、诸侯立宫室，皆以宗庙为先。卿大夫立为宫室，亦当以宗庙为先。此制盖自天子下达于命士也。

　　营立宫室，分立新宗，当在成家立室之后。成家立室，繁衍子嗣，乃分宗、立族之基础。《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妻曰室。”孔颖达《疏》：“妻居室中，故呼妻为室。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含妾、媵也。”孙希旦《集解》则谓：“二十而冠，三十有室，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亦制为大限如此耳。”是叔骨父分宗、立庙之时，应在二十余岁至三十岁之间，墓主人年龄在十八、九岁，是以叔骨父应非墓主。

　　另，公子成年分宫而居，亦颇合礼制。《礼记·内则》：“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孙希旦《集解》：“ 宫， 谓墙垣之所周也。凡言‘宫’，有据墙之起乎大门而北周者，如《昏义》‘祖庙未毁，教之公宫’，《诗》‘于以用之，公侯之宫’。……有指墙之起乎寝门而北周者，若《丧服传》‘ 有死于宫中者， 则为之三月不举祭’，《公羊传》‘群公子之宫则已卑矣’，是也。父子异宫，谓墙之起乎寝门而北周者也。姑以大夫士言之，大门之内为正寝门，正寝之后为燕寝，燕寝之后为妻之正寝，其旁为侧室。自燕寝之后，虽各有门，而正寝之门实北遶，而周乎其外。不命之士，其子之寝室亦别有门，而包乎父之正寝门之内，故谓之同宫。命士，父子各有寝门，故谓之异宫。异宫，则父子之寝各有正寝、燕寝、侧室之属，而其制备。”

　　《公羊传·庄公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其筑之何以礼？主王姬者，必为之改筑。主王姬者，则曷为必谓之改筑？于路寝则不可，小寝则嫌，群公子之舍则已卑矣。”何休《注》：“ （公子），谓女公子也。”是女公子未出嫁，则仍居于父正寝之后。由此也明，男公子成年之后须择宫另居。

　　三　叔骨父簋与周代五祀

　　1.

祭

　　簋铭之“

”，可隶定为“

”。应即金文习见“

”（

） 字之异构。口有两大主要功能， 一者言语， 一者饮食。《说文· 口部》：“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段玉裁《注》：“言语、饮食者，口之两大端。舌下亦曰：‘口所以言、别味也。’《颐》《象传》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因此，“口”作为形声字的形旁，既可以表示言语，也可以表示饮食。“口”作为表言语的形旁，可与言、心 等表示言语的形旁通用不别。“口”作为表示饮食的形旁，也可与“食”通用不别。《说文·食部》：“饕，贪也。从食，號声。叨，饕或从口，刀声。

，籀文饕，从號省。”“饕”字从食號声，其异体字“叨”则从口刀声。口与食为意近形旁，號与刀为音同声旁。因此，

与

当为异体字，口与食为意近形旁，同以宛为声旁。

　　关于

祭，冯时师已有深入讨论。冯时师认为，“

”字即《说文》之“

”，乃和豆之饴糖。殷周时期的

祭，实为竈祭，其礼旨在于祈食而主生养。殷周

祭四时皆行，不独为夏祀。本文在冯时师讨论基础上略作延伸。

　　首先，叔骨父簋之

祭应行于庙。冯时师文已指出，

祭的对象某一具体的地点，叔骨父簋铭首言“侯休作叔骨父庙”，故后文言

祭省略了祭祀对象庙。

祭于庙与叔骨父的身份有关。殷王有阑之苑囿，周天子有蒡京苑囿，故殷、周天子皆于苑囿举行

祭。叔骨父为公子，地位相当于卿大夫，无苑囿，故

祭则行于庙。宗庙追养继孝，亦主生养，《白虎通·宗庙》：“王者所以立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而

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养继孝也。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太平御览》引王婴《古今通论》曰：“周曰宗庙，尊其生存之貌，亦不死之也。”此与以

饴养生、养老之义相合。

　　宗庙是宗族的象征，叔骨父作为大宗有收族之责。《仪礼·丧服》贾公彦《疏》：“宗子，谓继别为大宗，百世不迁，收族者也。……收族者，谓别亲疏，序昭穆。”叔骨父作为新宗族的创立者，希望宗族人丁兴旺，子姓众多，本支百世，子孙永宝。生育、繁衍自然是宗族的头等大事，故而庙成即祭祀竈神以祈生。于庙中行

祭，与

祭祈食主生养的礼旨相合。

　　其次，作为新宗族所自出的侯，有合族之道。《礼记·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郑玄《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自戚于君。位，谓齿列也。”孔颖达《疏》：“‘合族’者，言设族食燕饮，有合食族人之道。”因此，侯亲自参与隆重的竈灶之礼。

　　“延侯”之“延”，可读为“筵”。“筵侯”，义即为侯设筵。既为侯设筵，则必有延侯入室之事。若延仅读如本字，则失却了设筵之义。“筵侯”与吕鼎“吕筵”义同。此谓祭毕，为侯设筵。侯亲自参与祭，无疑也很重视新宗族的繁衍生息。

　　最后，叔骨父簋铭文显示，其祭行于“正月”。彼时之正月，当秋分之次月。益知祭四时皆行。

　　2. 殷周五祀

　　叔骨父簋所记以祭祭竈之事，亦关乎殷周之五祀。

　　关于五祀，《礼记·曲礼下》和《礼记·祭法》均有记载，且二者有所不同。《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徧。大夫祭五祀，岁徧。士祭其先。”经文以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然五祀之名未详。《礼记·祭法》则云：“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竈。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以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并详举诸祀之名。两说不同。郑玄注《礼记》，以二者所记为异代之礼，其注《曲礼》云：“五祀，户、竈、中霤、门、行也。此盖殷时制。…… 《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谓周制。”自东汉以降，研习三礼者皆宗郑康成。杜佑《通典·吉礼·天子七祀》云：“殷制，天子祭五祀：户一、竈二、中霤三、门四、行五。岁徧。诸侯、大夫与天子同。”杜说即本郑玄。

　　然而，郑玄之说并非汉代学者之共识。《白虎通·五祀》：

　　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竈、井、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

　　独大夫以上得祀之者何？士者位卑薄，但祭其先祖耳。《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曲礼》下记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徧；诸侯方祀，祭山川、五祀，岁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有废莫敢举，有举莫敢废，非所当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无福。

　　据《后汉书·肃宗孝章皇帝纪》，后汉建初四年汉章帝招博士、议郎、诸儒等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对，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议》”。《白虎通（义）》就是在《白虎奏议》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白虎通》本为统一经义而作，所记应即经皇帝裁决的经义。而《白虎通·五祀》并未区别其时代，并且引用了《王制》和《曲礼》之说，而未述及《祭法》之异说，则彼时学者或以《祭法》所论不合经义。

　　今由叔骨父簋可知，卿大夫亦祭竈，与《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之说不合。而且《祭法》谓庶士、庶人可祭竈，而诸侯、大夫、適士反不能祭竈，岂非咄咄怪事，亦不合降杀之例。因此，至迟在西周中期穆王之世，天子、诸侯、大夫应皆如《白虎通》所论祭五祀。《礼记·祭法》所记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是否周制，以及其形成于何时，尚待新材料而决之。

（作者：黄益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0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