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角落——中华帝国的海域世界
从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尾声，中华大地上历经了元、明、清三个实力强大的陆上政权，而在同一时期的海上，有一股势力游离于大陆政权之外，暗潮涌动，从早期的海商，到雇佣一定的武装，到建立起一支几乎可以与陆上政权分庭抗礼的“海上帝国”，再到最后荣光消失、成为世界贸易一角，前前后后风风雨雨跌宕起伏，书写了五百余年的沧桑辉煌，铸就了一部不为大部分人所关注的“海上风云录”。
如果按时间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五个阶段：
自南宋始，长三角成为国家著名的粮食产地，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江南产量不仅自给，还供应了粮食不足的北方地区。元朝定都北京后，这种依赖更加加剧，京畿几乎完全倚仗从江南进口粮食。除了陆运之外，水运是一种更加高效、便捷、经济的方式。传统的水路是走运河，但随着京杭大运河淤塞和元末淮河流域的战乱，海路运输变得愈发重要。
张士诚、方国珍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以“贩盐浮海”为业，承担着元帝国“南粮北运”的职责。他们拥有强大的海上船队，执掌政权者对他们又爱又恨，针对他们的政策也是摇摆不定，忽而派兵讨伐、忽而招安授官。随着元朝末期天下的动乱，他们趁机脱离政权，构建了依托苏南丰富物产和雄厚海上运输实力的组织。
他们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并无多大抱负，几乎秉持了商人的思维，甚至将元帝国政权看做自己的“客户”，多次接受元朝“封官”，利用海运特权赚的票满钵满。虽然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但这些海域政权缺乏统一的战略目标，难以形成气候，最终为一代霸主朱元璋所灭。
从14世纪中期到隆庆元年解除海禁，明朝为了维持政权的独立，在东亚乃至整个已知世界的领域，大力推行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禁止并打击民间的海上自由贸易。
方国珍像
由于日本拒绝了朝贡要求，不断侵犯朝鲜和中国沿海，又制造了“宁波之乱”等事件，明朝对其限制政策愈发严厉，将贸易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为了避开限制，一些日本商人将物品运至东南亚港口，在那里与中国商人完成交易；另外一些商人则铤而走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倭寇”。
随着武装走私规模的扩大，“倭寇”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以“嘉靖大倭寇”王直为代表，网罗了中国沿海难民、逃犯，日本恶党、武士、浪人，甚至葡萄牙投机冒险家，组成了“多国部队”。甚至还建立的走私据点，今天舟山群岛中一座岛屿，当年被称作“双屿港”，是当时走私活动的中心，各地海商云集于此，异常繁华，甚至被称为“16世纪的上海”。
明朝对武装海商进行了严厉打击，甚至派兵荡平了双屿港。此后贸易据点转向福建沿海，最后转到日本，促进了一批港口城市的繁荣。
1570年海禁解除之后产生了互市体系，以中国为核心，连接日本、朝鲜、东南亚的交易圈开始活跃，为海域世界出现独立政权提供了可能性。
郑氏政权的影响范围
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郑芝龙、郑成功、郑经所经营的政权，最强盛时有船只700艘，垄断了南洋和东亚的海域，所有通行的船只都要向其每年缴纳500-2100两的“牌饷”，才能获得海域的通行资格。史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倭寇的另类势力，与明朝、日本、荷兰并列”，并且拥有世界领先的海军势力，在对阵荷兰、西班牙等新兴国家时不落下风。这一时期，大海已经变成了统一政权下管理的公共空间。
清朝为了打击郑氏政权，于顺治十三年颁布了禁海令，禁止沿海地区商船向郑成功兜售粮食和货物。顺治十八年（1661年）又强制实行严厉的“迁界令”，以福建为中心到广东沿海，将靠海十五公里以内的居民全部迁往内陆，从此沿海就成了“无人区”，也成功将陆上政权与海上政权完全割裂。失去陆上据点支持的台湾郑氏政权也没有坚持太久，于1863年在清朝水师提督施琅的攻击下垮台。
施琅收复台湾
自此，纵横海上数百年的各种势力消失殆尽，海域世界依然成为陆地政权孱弱的附属，很难再掀起惊世骇浪。
清除郑氏的威胁后，清朝也逐步放开了海禁，并于康熙二十三年颁布了“展界令”，允许民间的海上贸易，并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设置海关管理与海外的贸易活动。但是长期的海禁已让中国落后于世界，加之清朝政府的轻视，导致在19世纪初期，海洋大省广东仅配备了一支135艘船的船队，大部分船只还只能用于运输。到了嘉庆年间就更惨，据说仅剩57艘船还能用。
鸦片战争的惨败
所以清朝水师要对阵欧美的蒸汽炮舰，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甚至对活跃于南海的越南海盗，也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这才是当时一个所谓“盛世”实力的真实写照。
被武力撬开大门的清朝，逐渐被迫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角，开启了一部近代屈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