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荐读｜《〈论语〉人物评传》之遽伯玉
《论语·宪问》：“遽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论语·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网上（7788商品交易平台）看到一本书：《春秋前贤遽伯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厚度约有五、六个印张一百多页，售价20元。关于春秋前贤遽伯玉的史料，总共只有那么零星几条，作者居然能写一本书，这确实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我几乎就要下单了，后来突然想到一部《好奇害死猫》的电影，好奇心太重，不仅会害死猫，还会“冤枉”我的钱，所以我就克制住了。不过我仍然很好奇！
蘧伯玉，名瑗，春秋时期卫国大夫，生卒年不详。根据《左传》记载，他大约是从卫献公时期开始加入辅政团队的（其中包括卫襄公篡政十二年），直到卫灵公时期才受到重用。遽伯玉为人谦卑、处事沉稳，能够经常反省自己，做到“今知昨非”，因此受到许多人的赞誉和尊敬。公元前543年，楚公子季扎赴鲁观周乐，顺道周游中原诸国，在卫国他见到了遽伯玉等人，与之相谈甚欢，敬爱有加。遽伯玉在年龄上应该比孔子长一辈，据说孔子“去鲁适卫”时（公元前497—493年）曾住在他家，与他过从甚密，颇受教益，孔子臧否人物时是很少许之以“君子”的，遽伯玉则是其中之一，这是非常难得的。《史记·孔子弟子列传》也印证了这一点：“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遽伯玉；于齐，晏平仲（晏婴）；于楚，老莱之；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所谓“严事”，就是极为审慎、尊崇之义。此外《荀子》书中对他也是褒奖有加。《淮南子·泰训篇》则说：“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遽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
孔子称赞遽伯玉“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然而卫献、灵二公都算不上是有道之君，但遽伯玉在仕途上的进退出处似乎也与卫国政治的清明与否（“有道”、“无道”）没有直接关系。卫献公是一个胸无大志，刚愎自用，傲慢无礼，举止粗鄙的君王，有一次他请国卿孙文子、甯惠子共宴，孙、甯二人早早就穿上朝服在朝廷上恭候，他却在猎囿射鸿，等到日落时分，两人到猎囿找他，他居然像没事人一样，态度极其傲慢无礼。孙、甯二人受到卫献公的怠慢和羞辱后，心怀愤恨，孙文子把家族势力向私邑戚邑集结，准备谋反，他把自己的意图告诉遽伯玉，希望在道义上得到他的支持，他说：“卫侯的傲慢与暴虐，国人尽知，有朝一日危害到社稷存亡安危，我们将怎么办呢？”遽伯玉说：“国君统治国家，臣属理应恪忠尽职，做好份内的事情，即便国君举措有所失当，臣属也不能违背君臣礼制规定而背叛国君，更何况背君弃国能解决问题吗？”此时遽伯玉已经知道孙文子要举事反叛，但他既没有制止孙文子，也没有及时向卫献公报告，而是从离国境最近的边关逃出卫国，躲到邻国避难去了。后来孙文子果然发动政变，杀死了卫国的许多贵族重臣，卫献公也被迫流亡齐国。
卫献公流亡齐国后，孙文子、甯惠子另立定公之弟剽（《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曰“秋”）为卫君，是为卫襄公（《史记·卫康叔世家》中作“卫殇公”）。卫襄公篡政十二年，遽伯玉并没有随君淹恤在外，也没有因为“邦无道”而“卷而怀之”，去别国避难。公元前546年，卫献公与子鲜、甯喜（甯惠子之子）密谋复国之事，甯喜将此事告诉了遽伯玉，遽伯玉说：“当初你们发动叛乱（出君）之事我就没有参与，现在你们密谋复国（入君）之事我也不敢参与。”这次他仍然没有阻止子鲜、甯喜等人，也没有将向卫襄公通报情况，而是回到家中召集家人，收拾行李，慌慌张张从离国境最近的边关逃到别国避难去了。
在上述两个事件中，遽伯玉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君子”风度，在“出君”、“入君”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始终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主张与立场，也没有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大丈夫气概。真正的君子首先要忠于社稷，忠于国君，但他遇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规避风险，保全自己，所以动不动就像惊弓之鸟，仓皇出逃，风头一过他又若无其事地返回国内，如此种种完全是一种卑劣的“小人”行径！有趣的是《论语》中记录了孔子与遽伯玉使者的对话，孔子问使者：“你们老先生每天都在干嘛？”使者回答说：“老先生每天都在反思以前的过错，避免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日日反思和检点自己是一种美德，反思的目的是为了今后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但如果像遽伯玉这样整日反思，却是为了避免犯错而不思进取，无所作为，这就是本末倒置，因噎废食了。所以孔子待使者离去后连说了两遍：“这是一位好使者！”对于遽伯玉日日反思的行为却未置一词，其中肯定有许多欲言又止，话中有话的内容，耐人寻味！
如果我们仅凭上述两个事件就怀疑或诋毁遽伯玉的为人与德行，似乎有点儿牵强和武断，这里还可以再补充《庄子·人世间》中的一段材料：“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遽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遽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涯，亦与之为无涯；达之，入于无疵。’”鲁国贤人颜阖被聘为卫灵公太子蒯聩太傅，蒯聩是一个混世魔王，天性嗜杀，颜阖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放任蒯聩，不加约束，今后必将会危害国家，但如果严加管束，敕之以礼，又有可能危及自己性命，于是他向遽伯玉请教。辅佐太子，责任重大，如果教育得法，卫国将来得一明君，国之幸，民之幸，然而遽伯玉的回答并没有从卫国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而是告诫颜阖要“戒之”、“慎之”，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为第一要务。他说，如果太子如婴儿般天真无知，那就用教育婴儿的方法来教育他；如果太子不愿意受到约束和限制，那就放任迁就，少约束，少限制；如果太子不守礼制，为所欲为，那就顺其自然，听之任之，总之一切都要顺着太子的性子来。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遽伯玉毫无政治原则和道德操守，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可以完全不顾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由于卫太子蒯聩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正确的引导，后来竟然发展成了卫国的祸害，他先是企图在朝廷上谋杀卫灵公夫人南子，事败以后，出逃晋国，后来又勾结道德败坏的浑良夫悄悄潜回卫国，发动叛乱，自立为君，把卫国上下搅得天翻地覆。
卫灵公在位期间，遽伯玉逐渐受到重用，但史书中并没有太多关于他辅政的记载，野史中有两条，都不足信：一条是关于他注重君臣之礼，“不欺暗室”；另一条是关于他禁止师涓演奏靡靡之音。卫灵公时期卫国国内政局动荡，国力也堪堪维持，可见其政绩一般，不值得后人敬仰。
研究历史的乐趣就在于率性、自由，无所羁绊，你对什么有兴趣就可以研究什么，你爱作出什么判断就可以作出什么判断，而且可以不用顾忌研究结果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同样的材料经过不同的取舍，就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便有误，真正会和你较真的也只有相同研究领域的极少数专家，关键是古人不可能从古墓里爬出来翻案。历史是永远没有盖棺论定之说的，推翻前人的结论不需要“胆”，只需要“识”，如果你掌握足够的史料证据，分析论证透彻合理，就可以将一切推到重来，十分快意！现在，我觉得应该重新评判遽伯玉了，首先应该把他“先贤”的名头摘去，因为他的种种作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虚伪自私的投机者。
参考资料：
一、《左传》襄公十四年、襄公二十年、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七年、襄公二十九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七年、昭公二十年。
二、《庄子·人世间》。
三、《荀子》。
四、《淮南子·泰训篇》。
五、《史记》卫康叔世家、孔子弟子列传。
书籍简介：
卞朝宁编著的这本《论语人物评传》把《论语》里的所有历史人物从书中剥离出来，结合《左传》、《国语》、《尚书》、《史记》等史书以及《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等诸子书中的有关记载，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论语》中的“一句话”人物）进行系统研究，每个人物有“传”有“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