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上 2·格物无分动静·陆澄录》译文

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湖之归安人（今浙江 吴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王陽明曾经叹曰：“曰仁（徐爱）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不浅”。他的第一位学生徐爱英年早逝后，即将弘扬心学的期望寄托于陆澄。黄宗羲对他所记的先生语录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见陆澄对陽明学说理解的程度。详见《明儒学案》卷十四。

陆澄问：“什么才算是主一的功夫？比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这能否称为主一呢？”

先生答说：“迷恋美色就一心在美色上用功夫，贪爱财物就一心在财物上用功夫，这能称主一吗？这只叫逐物，不叫主一。主一，就是一心只在天理上。”

陆澄问怎样立志。

先生说：“所谓立志，就是念念不忘存天理。若时刻不忘存天理，日子一久，心自然会在天理上凝聚，这就象道家所说的'结圣胎’。天理意念常存，能慢慢达到孟子讲的美、大、圣、神境界，并且也只能从这一意念存养扩充延伸。”

“如果白天做功夫觉得烦燥不安，那么就静坐。如果不想看书，必须去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也是一种方法。”

“与朋友相交 ，彼此谦让，就会受益；彼此攀比，只能受损。”

孟源自以为是、贪求虚名的毛病屡屡不改，因而受到老师的多次评批。一天，先生刚刚教训了他，有位朋友谈了他近来的功夫，请先生指正。孟源却在一旁说：“这正好找到了我过去的家当。”

先生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孟源闹了个大红脸，正想为自己辨解。先生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接着开导他：“这正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点。打个比方吧。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雨露的滋润，土地的肥沃，只能对这棵树的根供给营养。若在树的周围栽种一些优良的谷物，可上有树叶遮住陽光，下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它又怎能生长成熟？所以只有砍掉这棵树，连须根也不留，才能种植优良谷物。否则，任你如何耕耘栽培，也只是滋养大树的根。”

陆澄说：“世上著述纷繁，大概只会破坏孔孟圣学吧！”

先生说：“人心天理俨然一体。圣人把它著成书，仿佛写真 传神，只是告诉人们一个总的轮廓，使人们依据轮廓而进一步探求真谛。圣人的精神气质，言谈举止，本来是不能言传的。世上的诸多著作，只是将圣人所画的轮廓再摹仿誊写一次，并妄自解析，添枝加叶，借以炫耀才华，与圣人的真精神背道而驰。”

陆澄问：“圣人能应变无穷，莫非事先研究谋划过。”

先生说：“圣人哪有精力顾及许多？圣人的心犹如明镜，由于这个明，使它感而必应，无物不照。过去所照物影已不复存在，未照的不可能预先具备。若如后人所说的那样，圣人对什么都事先研究过了，这与圣人的学说大相背离了。周公旦制礼作乐惠及天下，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尧舜不全部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呢？孔子修订六经教育万世，也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孔子呢？可见，所谓圣人的光辉事业，乃是碰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才有的。只怕镜子不明亮，不怕有物不能照。学者研究时事变化，与镜子照物的道理是相同的，但学者须有一个'明’的功夫。对于学者来说，不怕不能穷究事物的变化，只怕己心不能明。”

陆澄说：“既然如此，程颐先生说的'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这句话对吗？”

先生说：“这句话本来说得很好，只是颇让人费解，于是便有了问题。”

“义理是无穷无尽，非一成不变。我与你交 流，不要因为稍有收获就以为如此而已。即使再与你谈十年、二十年，以至五十年，也永无止境。” 有一天，先生又说：“即使圣如尧舜，然而在尧舜之上，善也无穷尽；即使恶如桀纣，然而在桀纣之下，恶也无穷尽。徜若桀纣不死，他们作的恶只有那些吗？倘若善能穷尽，周文王为什么还要'望道而未之见’呢？”

陆澄问：“安静时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一旦碰到事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什么缘故？”

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只知在静中涵养，却没有下克己功夫。如此碰到事倩，脚跟势必站不稳。人应该在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静亦定，动亦定’的境界。”

陆澄向先生请教“上达”的功夫。

先生说：“后儒教人，初涉精细微妙处，便说是上达而不便学，而只去讲下学。如此一来，就把下学和上达一分为二了。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口中能讲的，心中能想的，都是下学；眼睛不能看的，耳朵不能听的，口中不能讲的，心中不能想的，就是上达。比如，栽培一棵树，灌溉是下学，树木昼夜生长，枝繁叶茂就是上达。人怎能在上达方面加以干预呢？因此，只要是可以下功夫，可以言说的，都是下学。上述包含在下学里。大凡圣人之说，虽精细入微，也都为下学。学者只需从下学上用功，自然可以上达，不必另寻求得上达的途径。” “持守志向犹如心痛，疼痛时只在心上，哪里有时间讲闲话、管闲事呢？”

陆澄问：“怎样才能做到'惟精’、'惟一’呢？”

先生说：“'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的功夫，并非在'惟精’之外又有一个'惟一’。'精’的部首为'米’，就以米来作比吧！要使米纯净洁白，这便是'惟一’的意思。如果没有舂簸筛拣这些'惟精’的工夫，米就不可能纯净洁白。春簸筛拣是'惟精’的工夫，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让米纯净洁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为了获得'惟一’而进行的'惟精’功夫。其他的比如，'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除此而外别无解释。”

“知为行的开始，行为知的结果。圣学只有一个功夫，知行不能分开当作两码事。”

“漆雕开说：'吾斯之未能信’，孔子听后十分满意。子路指使子羔做费城的邑宰，孔子认为是害人子弟。曾点谈论自己的志向，得到孔子的称赞，圣人之意一目了然啊！”

陆澄问：“宁心静气之时，可否称为'未发之中’？”

先生说：“现在人的宁心，也只是为了静气。在他安静之时，也只是气的宁静，不可妄称为未发之中。”

陆澄说：“未发就是中，宁静是求中的功夫吗？”

先生说：“只要去人欲、存天理，就可称为功夫。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无论宁静与否。如果依靠宁静，不仅渐渐会有喜静厌动的毛病，而且其中诸多毛病，只是暗藏下来，最终不能铲除，遇事随时而生。如果以遵循天理为重，怎么会不宁静？以宁静为主，但不一定能遵循天理。”

陆澄问：“孔门弟子共聚一堂，畅谈志向。子路、冉求想主持政事，公西赤想主管礼乐，多多少少还有点实际用处。而曾皙所说的，似乎是玩耍之类的事，却得到孔圣人的称许，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子路、冉求、公西赤有凭空臆想和绝对肯定的意思，有了这两种倾向，就会向一边偏斜，顾此一定失彼。曾皙的志向比较实际，正合《中庸》中所谓的'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前三个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皙是'君子不器’的仁德通达之人。但是前三个人各有独特才干，不似世上空谈不实的人，所以孔子也赞扬了他们。”

陆澄问：“知识不见长进，如何是好？”

先生说：“为学必须有个根本，要从根本上下苦功夫，循序渐进。仙家用婴儿作比，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譬如，婴儿在母腹中，纯是一团 气，有什么知识？脱离母体后，方能啼哭，尔后会笑，后来又能认识父母兄弟，逐渐能站、能走、能拿、能背，最后天下的事无所不能。这都是他的精神日益充足，筋力日益强壮，智慧日益增长。这并非从母体娩出后所能推究得到的。所以要有一个本源。圣人能让天地定位、万物化育，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修养得来。后世儒生不明白格物的主张，看到圣人无所不晓，无所不会，就想在开始时把一切彻底研究，哪有这番道理？”先生接着说：“立志用功，宛若种树。开始生根发芽，没有树干；有了树干，没有枝节；有了枝节，然后有树叶；有了树叶，然后有花果。刚种植时，只顾栽培浇灌，不要想枝，不要想叶，不要想花，不要想果。空想有何益？只要不忘记栽培浇溉的功夫，何愁没有枝叶和花果？”

陆澄问：“读书而不懂，如何是好？”

先生说：“之所以读不懂，主要是因为死扣文义。如此，倒不如去学程朱的学问。他们看得多，解释也通。他们虽然讲得清楚明白，但终生无所得。应该在心体上下苦功夫，大凡不明白、行不通的，必须返回自身，在自己心上体会，这样就能通。四书、五经说的就是心体，亦所谓的'道心’，体明即道明，再无其他。这正是为学的关键所在。”

“虚灵不昧之心体，众理具备而万事由此产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有人这样问道：“晦庵先生（朱熹）讲：'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句话正确吗？”

先生说：“心即性，性即理，说一个'与’字，未免将心理一分而

为二了。这需要学者善于观察发现。”

有人说：“人都有这颗心，心即理。为什么有人行善，有人行不善呢？”

先生说：“恶人的心，失去了心之本体。”

陆澄问：“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说：'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这句话正确吗？”

先生说：“恐怕不完全正确。这个理怎么能分析？又怎么可凑合而得？圣人说'精一’，已经囊括全部了。”

“省察是有事时的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的省察。”

陆澄曾经就陆九渊关于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的现点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除了人情事变，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含在人情中，关键在于'致中和’，'致中和’在于'谨独’。”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从已发上出现的吗？”

先生说：“是那样的。”

一天，陆澄又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性的表德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属于表德。性只有一个，就形体而言为天，就主宰而言为帝，就流行而言为命，就赋于人而言为性，就主宰人身而言为心。心的活动，遇父就为孝，遇君就为忠。以此类推，名称可达无数之多，但仅一个性而已。比如，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对父亲而言为子，对儿子而言为父，以此类推，名称可达无数之多，但仅一个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做功夫，把'性’字认识清楚了，那么，天下万理皆通。”

一天，师生共同探讨怎样做学问。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可偏执一端。初学之始，三心二意，神心不宁，所考虑的大多是私欲方面的事。因此，应该教他静坐，借以安定思绪。时间放长一点，是为了让他心意略有安定。但若一味悬空守静，槁木死灰一般，也没有用。此时必须教他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的功夫就没间断的时候，好比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杜绝的决心。无事时，将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一定要将病根拔去，使它永不复发，方算痛快，好比猫逮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摒弃一切私心杂念，态度坚决，不给老鼠喘息的机会。既不让老鼠躲藏，也不让它逃脱，这才是真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达到彻底干净利落的地步，自然能做到端身拱手。所谓'何思何虑’，并非始学之事。始学时必须思考省察克治的功夫，亦即思诚，只想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时，也就是'何思何虑’了。”

陆澄问：“有的人夜晚害怕鬼，怎么办？”先生说：“这种人，平时不肯行善积德，内心有所欠缺，所以害怕。若平时的行为不违神灵，坦荡光明，又有什么可怕的？”

马子莘（陆澄学友）说：“正直的鬼不可怕，但邪恶之鬼不理会人的善恶，所以难免有些害怕。”先生说：“邪鬼怎能迷惑正直的人？由于这一怕，心就会邪，所以被迷惑。并不是鬼迷惑了人，是自己的心被迷住了。例如，人好色，就是色鬼迷；贪财，就是财鬼迷；不该怒而怒，就是怒鬼迷；不该怕而怕，就是惧鬼迷。”

“定为心之本体，即天理。动与静，只是在不同时间下的表现。”

陆澄问：“孔子端正名分，先儒说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除辄而拥立郢。这种看法正确吗？”

先生说：“这种看法很难赞成。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要求辅佐从政，我却先废除他，天理人情岂能容忍？孔子既然答应辅辄为政，他一定能全心全意把国家治理好。圣人至诚大德，一定感化了卫君辄，使他知道不孝敬父亲就不能做人。辄必然痛哭奔走，前去迎接父亲归国。父子之爱是人的天性。辄若能切实悔悟反省，蒯聩怎能不受感动？假若蒯聩回来，辄把国家交 给父亲治理，并以此请罪。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蒯聩当然不会接受，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大臣百姓也一定要辄为国君。辄于是公布自己的罪过，请示天子，敬告方伯、诸侯，定要让位于父亲，蒯聩和群臣百姓，都赞扬辄悔过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敬告方伯、诸侯，非要辄作他们的君主。于是，众人要求辄再当卫国的国君。辄无奈之下，用类似于后世尊立'太上皇’的方法，带领群臣百姓先尊奉蒯聩为太公，让他无所不有、养尊处优，然后才恢复自己的君位。这样一来，国君象个国君、大臣象个大臣、父亲象个父亲、儿子象个儿子，名正言顺，天下大治了。孔子所谓的'正名’，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陆澄在鸿胪寺小住，忽收家信一封，说儿子病危，他心里万分忧愁，不能忍受。

先生说：“现在正是用功时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又有什么用处？人就是要在这时候磨炼意志。父亲爱儿子，感情至深，但天理也有个中和处，过分了就是私心。此时，人们往往认为按天理应该烦恼，就去一味忧苦而不能自拔，正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一般说来，七情的表露，过分的多，不够的少。稍有过分，就不是心的本体，必然调停适中才算可以。譬如，父母双亲去世，作儿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里才痛快呢？然而，《孝经》中说：'毁不灭性’。并非圣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天理本身自有界限，不可超越。人只要认识了心体，自然分毫都不能增减。”

“未发之中平常人都具有？当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体用一源’，有这个体，就有这个用。有未发之中，就有发而皆中节的和。今天的人不能有发而皆中节的和，必须知道是他未发之中也未能完全获得。”

“'初九，潜龙勿用’，是《易》乾卦的初爻爻辞。《易》的象是指初画，《易》的变是困动而碰到了新爻，《易》的占是利用卦爻辞。” “夜气，是就普通人而言的。做学问的人如果能够用功，那么，白天无论有事无事，都是夜气的聚合发散在起作用。圣人则不必说夜气。”陆澄就《孟子》中“操存舍亡”一章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它虽然是就平常人的心来说的，做学问的人也应当明白心的本体正是这样。如此，操存功夫才能没有缺陷。不可随便认定出为亡，入为存。如果谈到本体，原本是无所谓出入的。如果谈到出入，那么，人进行思维活动即为出，但人的主宰昭然在此，何出之有？既然没有出，何入之有？程颐先生所谓'心要在腔子里’的腔子，唯天理而已。虽然成天应酬，也不会越出天理，仍在腔子里面。如果越出天理，就是所谓的放，就是所谓的亡。”先生又说：“出入也只是动静而已，动静无个究竟，哪里又有归宿呢？”

王嘉秀（人名）说：“佛教以超脱生死来劝人信奉，道教以长生不老劝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干坏事，究其极至，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谁要做官，可经科举考试，可由乡里推举，可借大官绿荫，同样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会接纳的。道、佛到终极点，和儒学大致相同。后世儒生，往往只注意到圣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从而使儒学变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到底不免发展为异端。从事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的人，终身辛苦劳碌，毫无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欲，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学者不必先去排挤佛、道，而当笃志学习 圣人之学。”

先生说：“你所讲的大体正确，但说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贯穿，首尾相连，怎会上一截、下一截？《易·系辞》上说的'一陰一陽谓之道’，然而'仁者见之便谓之仁，智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与智怎么能不称作道，但认识片面了，难免存在弊端。”

“蓍筮固然是《易》，占卜也是《易》。”

陆澄向：“孔子认为武王没有尽善，大概孔子也有对武王不满意之处。”

先生说：“对武王来说，得到这样的评价已不错了。”

陆澄问：“如果文王尚在，将会如何？”

先生说：“文王在世时，他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武王伐纣时，如果文王还活着，也许不会动用兵甲，余下三分之一的天下也一定归附了。文王只要妥善处理与纣的关系，使纣不再纵恶就够了。

唐诩问：“立志就是要常存一个善念，需要为善而去恶吗？”

先生说：“善念存在时，即为天理。这个意念就是善，还去想别的什么善呢？这个意念不是恶，还要除去什么恶呢？这个意念好比树的根芽。立志的人，就是永远确立这个善念罢了。《论语·为政》篇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有等志向达到成熟时方可做到。”

“精神、道德、言行，常常以收敛为主，向外扩散是出于无奈。天地、人物无不如此。”

有人问：“文中子王通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先生说：“王通差不多可说是'具体而微’的人，可惜他英年早逝。”

又问：“怎么会有续经的过失呢？”

先生说：“关于续经的问题，也不能全盘否定。”

再问是怎么回事？先生沉思了很久，方说：“更觉'良工心独苦’。”

“许鲁斋认为儒者以谋生为主的说法，也害人匪浅。”

有人请教，道家所谓的元气、元神、元精是指什么？

先生说：“三者是一个意思。气即流行，精即凝聚，神即妙用。”

“喜怒哀乐，本体原为中和。自己一旦有别的想法，稍有过分或达不到，便是私。”

陆澄问道：“为什么会哭则不歌？”

先生说：“圣人的心体，自然是这样的。”

“克己务必彻底干净，一点私欲都没有才算可以。有一点私欲存在，众多的邪恶就会接踵而至。”

有人询问《律吕新书》内容怎么样？

先生说：“学者当务正业，把律吕之数算得再熟悉，恐怕毫无用处。心中必须有礼乐的根本方可。比如，书上讲常用律管看节气的变化。时至冬至，管灰的飞动或许先后有短暂的差别，又怎么知道哪个是冬至正点？首先在自己心中该有一个冬至时刻才行。此处就有个说不通的问题。所以，学者必须先从礼乐的根本上苦下功夫。”

徐爱说：“心犹如镜子。圣人心似明镜，平常人心似昏镜。近代的格物学说，好比用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却不明白镜子昏暗如何能照？先生的格物，就象磨锐使镜光亮，是在磨上下功夫，镜子光亮之后，是不会耽误照的。”有人询问，对于道的精粗怎样理解。

先生说：“道本身并无精粗，人们看到的道才出现精粗。好比这间房子，人刚搬来，只看个大致情况。住久了，房柱、墙壁等，一一看得清楚明白。 时间更长一点， 房柱上的花纹也历历可数， 但仍是这间房子。”

先生说：“各位最近见面时，为什么没有多少问题了？人不用功，都满以为已知怎样为学，只需根据已知的行动就可以了。但不知私欲一天天膨胀，象地上的灰尘，一天不打扫就会又多一层。踏实用功，就能了解道的永无止境，越究越深，一定要达到纯净洁白，无一丝一毫不透彻的境界才行。”有人问：“《大学》中说知至尔后才能讲诚意。如今天理和人欲还未彻底认识，如何能用克己工夫？” 先生说：“人若踏实地连续用功，对于人心理的精妙处，就能一天天地认识，对于私欲的细微处，也能一天天地认识。如果不用克己工夫，成天唯说说而已，自己到底不能看到天理，到底也不能看到私欲。好比人行路，走了一段才认识一段，到十字路口时，有疑问就打听，打听了又走，才能慢慢到达目的地。今天的人们对已知的天理不肯存养，对已知的私欲不肯摒弃，却一味忧愁不能完全知道，只讲空话，有什么好处？倒不如等到自己无私可克，再忧愁不能完全知道也为时不晚。”有人问： “道即为一， 古人论道常常不同， 求道是否也有技巧可言？” 先生说：“道没有方向，没有形体，不可执著。局限于文义上求道，离道就越远。如今世人说天，其实又何曾见过天？认为日月风雷是天，不行；说人物草木非天，也不行。道就是天。能认识这一点，那什么都为道。人只是凭据自己的一隅之见，认为道只是如何如何，所以道才有所不同。如果明白向心里寻求，认识了己心本体，那么，无时无处不是这个道。道自古到今，无始无终，又有什么同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就知道、知天。”先生接着又说：“各位若想确切看见这个道，务必从己心上体会认识，不到心外去寻求才算可以了。”有人问：“名物度数，也须先行研究吗？”

先生说：“人只要能成就自己的心体，用就在其中了。倘若把心体修养得真有一个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是做什么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颗心，即使事先讲了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自己并没有关系，仅是一时的装饰，自然不能处事应物。当然，这并不是说根本不理睬名物度数，只是要'知所先后，则近道’。”先生接着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能成就自己，这才是他所能做到的。例如，夔精通音乐，稷擅长种植，资质如此，他们自然这样了。成就一个人，也是要他心体完全是天理。应事物理，都是从天理上产生出现的，然后才可称'才’。达到纯天理的境界，也就能成为'不器’。就是让羲和稷改变角色，夔种谷，稷作乐，照样能行。”先生又说：“《中庸》中'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都属于'不器’。这些只有把心体修养得纯正的人才可做到。”

“与其掘一个数顷之大的没有源泉的池塘，倒不如挖一口数尺之深的有源泉的水井，如此，水源就会常流而不枯竭。” 其时，先生正坐在池塘边，身旁有一口井，所以就用这个来比喻做学问。

有人问：“世道日渐衰微，远古时的清明气象如何能再看见呢？”

先生说：“一天即为一元。从清晨起床 后坐着，还未应事接物，此时心中的清明景象，好象在伏羲时代遨游一般。”

有人问：“心要追求外物，怎么办？”

先生说：“国君端身拱手，六卿各司其职，天下一定大治。人心统领五官，也须如此。如今眼睛要看时，心就去追求美色；耳朵要听时，心就去追求美声。就象君主要挑选官员，就亲自到吏部；要调遣军队，就亲自去军营。 这样， 不仅君王的身份荡然无存， 六卿也不能尽职尽责。” “善念萌生，要知道并加以扩充。恶念萌生，要知道并加以扼制。知道、扩充、扼制，是志，是天赋予人的智慧。圣人唯有这个，学者应当存养它。”

陆澄问：“好色、贪财、慕名等心，固然是私欲，象那些闲思杂念，为什么也称私欲呢？”

先生说：“闲思杂念，到底是从好色、贪财、慕名这些病根上滋生的，自己寻求本源定会发现。例如，你自信绝对没有做贼之想，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你如果对色、财、名、利等想法，都似不做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体，还何来闲思杂念？这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自然可以'发而中节’，自然可以'物来顺应’。”

有人请教“志至气次’的意思。

先生说：“它是指志在哪里，气也跟着到哪。并非志为极至而气为其次的意思。'持其志’，养气就在其中了。'无暴其气’，亦即保持其志。孟子为了拯救告子的偏颇，因此，才如此兼顾而言。”

有人问：“先儒讲道：'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这句话当如何看待？”

先生说：“不对。如此就为虚伪，做作。圣人犹如天，无往而不在，日月星辰之上是天， 地底下也是天。 天什么时候降而自处于卑下地位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而化之。贤人如同高山，仅仅保持着它的高度罢了。然而，百仞之高不能再拉长到千仞，千仞之高不能再拉长到万仞。所以，贤人也未曾自引为高，自引为高就是虚伪。”

有人问：“程颐先生曾说过'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李延平先生则教育学生看未发之前的景象，他们二人谁正确呢？”

先生说：“都正确。程颐先生害怕学生在未发之前寻求一个中，把中当作一件东西看待，宛若我曾说的把气定当作中，因此教育学生只在涵养省察上用功。李延平先生担心学生找不到下手处，因此教育学生时时刻刻寻求未发之前的景象，让人正目所看、倾耳所听都是未发之前的景象，也就是《中庸》上讲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工夫。这些全是古人为教导人不得时说的话。”

陆澄问：“喜怒哀乐的中和，就总体来说，普通人不能都具有。例如，碰到一件小事该有所喜怒的，平素没有喜怒之心，到时也能发而中节，这也能称作中和吗？”

先生说：“一时一事，虽然也可称中和，但并不能说是大本、这道。人性都是善良的。中、和是人人生来就有的，岂能说没有？然而，常人之心有所昏暗蒙蔽，他的本体虽时刻显现，到底为时明时灭，非心的全体作用。无所不中，然后为大本；无所不和，然后为达道。唯有天下的至诚，方能确立天下的大本。”

陆澄问：“我对中的意思还不甚理解。”

先生说： “这须从心体上去认识， 非语言所能表达。 中唯一个天理。”

陆澄问：“何谓天理？”

先生说：“剔除私欲，即可认识天理。”

陆澄问：“天理为何称中？”

先生说：“不偏不倚。”

陆澄问：“无所偏倚，为何等景象？”

先生说：“宛若明镜，全体透明彻亮，丝毫没有污染。”

陆澄问：“偏倚有所污染，例如在好色、贪利、慕名等方面有所染，方可看出偏倚。如果心未萌发，美色、名位、利益都未显现，又怎么知道有所偏倚呢？”

先生说：“虽未显现，但平素好色、贪利、慕名之心并非没有。既然不是没有，就称作有，既然是有，就不能说无所偏倚。好比某人患了疟疾，虽有时不犯病，但病根没有拔除，也就不能说他是健康之人。必须把平素的好色、贪利、慕名之私欲统统清理干净，不得有纤毫遗留，使此心彻底纯洁空明，完全是天理，才可以叫作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为天下之大本也。”

有人问：“先生，您认为'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话似乎存在问题。”

先生说：“众弟子中只有颜回窥见圣道全貌。从他那喟然一叹中可以看出，他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只有识破了方可作如是说。博文、约礼为什么是善于教导他人呢？做学问的人须仔细考虑。所谓道之全体，圣人也很难告诉世人它的内涵，非要学者自己内心体悟。颜回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即文王'望道未见’之意。望道而未见，才是真正的见。颜回死后，圣学之正宗就不能完全遗传下来了。”

陆澄问：“身之主宰为心，心之灵明为知，知之发动为意，意之所着为物，真的是这样吗？”

先生说：“这样说也正确。”

“只要常把此心存养，便是学。从前和将来的事，想它何益？唯失落本心而已。”

“说话秩序颠倒，也可看出没有存养本心。”

尚谦向先生请教，孟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区别在哪。

先生说：“告子是死扣这颗心，强制它纹丝不动；孟子则是由集义到自然不动。”先生接着又说：“心之本体，原本不动。心之本体即为性，性即理。性原本不动，理原本不动。集义就是恢复心之本体。”

“森然万象，就是冲漠无朕。冲漠无朕，亦为森然万象。冲漠无朕，即'一’之父；森然万象，即'精’之母。'一’中含'精’，'精’中含'一’。” “心外无物。譬如，我心有孝敬父母之 念头，那么，孝敬父母就为物。”

先生说道：“现在从事我说的格物之学的人，大多还停滞在言论上。更何况从事口耳之学的人，能不这样吗？天理人欲，其细微处只有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才能一天天有所发现。现在说的这番话，虽是探讨天理，但不知转眼间，心中又有多少私欲。私欲悄悄产生，人则毫无感觉，即使用力省察还不易发现，更何况空口白说，能全部知道吗？此刻只顾论天理，却放在一旁不去遵循，论人欲却放在一旁不去清除，怎么是格物致知之学？后世的学问， 其终点也最多做一个 '义袭而取’ 的功夫罢了。”陆澄问格物的内涵。

先生说：“格，就是正。纠正那些歪曲的，使其归于正统。”

接着问道：“'知止’就是知道至善只存我心中，原本不在心外，志向尔后才能安定，对不对？”

先生说：“是这样的。”

又问：“格物是否应在动时用功吗？”

先生说：“格物无分动静，静也是物。孟子说'必有事焉’，就是动静皆有事。” “工夫的难处全落在格物致知上。也就是说是否诚心诚意。 意诚，大体上心也自然端正，身也自然修养。然而，正心修身的工夫也各有不同的用力处。修身是在已发上，正心是在未发上。正则中，身修则和。” “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唯'明明德’，'亲民’也是'明德’的事。'明德’就是己心之德，就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倘若有一物失其所，即为我的仁还有不完善之处。” “至善，就是性，性本来没有丝毫的恶，因此称至善。上至善，就是恢复性的本来面目而已。”

有人问说：“如果知道至善就是我的性，我性在我心中具备，我心就是至善存留之处。那么，我就不会象原来那样急着向外求取，志也就安定了。志定就不会有烦恼，定能安静；静而不妄动即为安；安就能专心致志在至善处。万虑千思，非要求得这个至善，所以，思虑就能达到至善。这样解释，是否正确？”

先生说：“大致如此。”

有人问：“明道程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墨子的兼爱反而为什么不能称为仁？”

先生说：“一言难尽。主要还有赖于各位自己深刻体会。仁是自然造化生生不息的理，虽然它遍布宇宙，无处不存，但其流行发生也是一步一步，所以它才生生不息。例如，冬至时一陽开始产生，一定是从一陽开始，渐至六陽才能出现。若没有一陽的产生，又何来六陽？陰也是如此，正由于有一个渐进，所以就有个发端处。正因为有个发端处，所以才能生。正因为能生，所以才不息。这好比一棵树，树苗发芽就是树的生长发端处。抽芽后，长出树干，有树干后再长出枝叶，然后生生不息。如果没有树芽，怎么会有主干和枝叶？能抽芽，地下一定有根在，有根方能生长，无根便会枯死。没有树根从何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情感的发端处，如同树的芽。从此而仁民爱物，有如长出树干和枝叶。墨子的兼爱是无区别，把自己的父子、兄弟与陌生人同等看待，这自然就没有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道它没有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又怎么能称作仁呢？孝、 悌是仁的根本， 仁理就是从孝悌中产生出来的。”

有人问道：“延平先生说：'当理而无私心。’合于理与无私心怎样区别？”

先生说：“心即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于理。不合于理，就是存有私心。如果把心和理分开来讲，大概也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