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三变（3） | 三国史后期的一次大规模战役

作者：一名路过的度度

排版：杜若

▼ 作者为前群雄国史群员，曾用名曹髦、公孙度▼

毌丘俭文钦二次之变的全过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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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师之力量VS毌文之力量

与讨伐王凌时，有确实名字的仅司马祖孙及侄儿司马望四人不同，这次从征毋丘俭的名单，可真是人才济济，这能侧证司马师的霸府的规模（霸府，泛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建立的府署机构，借此控制皇帝与朝廷。），相对其父时有所扩大、倒向司马师的大族增多。同时，毋丘俭的檄文（见上篇最后），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罪状，又显示司马师的强干弱枝政策和对禁卫军系统的改变，这能体现在司马师所能动用的兵力规模中。上述两点，就是司马师正逐步篡魏的过程的明证。而移檄各地效果惨淡，兖州得不到邓艾的响应是预料内；郭淮在文钦发信后不久已死，有否可能响应也不用再探讨了。继任的陈泰，本传没提及过毋丘俭有使者的到来，与司马氏有姻亲的他，并不是一面倒向魏帝，所以此时也没响应；青徐都督胡遵、荆豫都督王昶、荆州刺史王基也没提及过；与文钦有隙的诸葛诞，倒是斩其使以示忠诚。这已证明司马氏根基已固，毋丘俭若失败的话，纵有魏忠臣能藏其立场，成功出任都督，但也没多大希望推翻司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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毌丘俭和文钦的失策与软肋

毋丘俭以老弱守寿春（当中恐怕也有淮南屯田客），亲率五、六万兵西向，以三万兵守项城，据险静待司马师从洛阳而来的中央军；同时以文钦率余众，在外围为机动兵力。这在战略上简直是自寻死路，原因在于，质任制下军心不稳。王肃早已指出，当年强如关羽威震华夏，一旦荆州失守，其将士家属皆在敌中，军心不稳，一夕瓦解。若毋丘俭军无法速攻，久之，也会如关羽般自行崩溃。因为魏国是实行质任制，这就是西晋人刘颂口中的“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者，各在一方”的错役制度。将士家属居住在后方如冀州、司州等的“内州”，若前缐将士叛逃，是会祸及妻儿的（重士亡法，详见《三国志．高柔传》）。其实何止是一般士兵，连地方的军政长官，同样需要质任，胡三省就在这次起兵时作注曰：“魏制，诸将出征及镇守方面，皆留质任。”因此为了家人，暂时同意跟随毋丘俭，但有机会向司马师投降者，不会是少数），只能一鼓作气直扑洛阳或许昌，始有作为，甚至能让个别都督，因此倒向毋丘俭。退一步，就算选择决战地点为豫州，也应尽量攻取附近的必争之地，可惜同样没有。文钦他们骁勇有余，可惜连有眼光如王基辈者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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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集团的优势与果决

司马师收到毋丘俭起义的消息，本不欲亲征，因为他的眼瘤才刚治疗完，故有人认为遣司马孚出征即可。但傅嘏、王肃和钟会俱劝其亲征，王肃之言，见上回质任制一段；傅嘏认为淮、楚兵劲，其锋未易挡，若诸将失利则大势已去，司马师闻言后“蹶然而起”，并以其守尚书仆射，俱东征，期间“嘏有谋焉”；另一智囊钟会则是“典知密事”。又谋士郑袤在交锋前对司马师说：“昔与毋丘俭俱为台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自昔建勋幽州（破高句丽一事），志望无限。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周亚夫之长也。”任质制、合肥新城之役所采的周亚夫旧智，已是当时有识者的共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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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署

司马昭兼领中领军，留镇洛阳；卢毓纲纪后事，加侍中，稳固后方。司马师率中军步骑十余万，倍道兼行，召三方兵会师于陈、许之郊，王昶、胡遵、诸葛诞、王基和邓艾皆从征。除雍凉与河北两督区外，有名可考的魏诸都督、刺史，除石苞本传没记录外，全都参战。另一方面，司马师遣钟毓持节至扬、豫两州，班行赥令，告谕士民，史招与李续未战先降应是其成果。司马师以荆州刺史王基行监军、假节，暂代司马昭统许昌军之务，与司马师会师于许昌。王基认为毋丘俭军中的吏民，不欲起兵，只是迫于几个长官胁迫下才出征，若大军至必土崩瓦解。司马师称善，并让其居军前。司马师既已同意郑袤的深沟高垒之计，遂诏其停驻。但王基不同意，进言：“毋丘俭军起兵至今却不深入，可见众心疑沮。若不示威以迎民望，却久缩不前，非用兵之势。若州郡兵的家室为其所得，他们更无顾虑、加重离心；被胁迫自觉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若吴乘机袭寿春，淮南再非国家所有，豫州变成前线，危而不安，此为大大的失策。宜速据坚城南顿，内有大邸阁，足军人四十天之用。”曾任安丰太守的他所言非虚，司马师也禁不住王基的屡次请求，乃让其进据[氵隐]水。闰正月初一，司马师次于[氵隐]桥，史招与李续投降。王基既至，复言：“外有强敌，内有叛臣，若不马上下决定，事态发展很难预期。议者认为将军应持重，但持重不等同不进军。据有粮的坚城，上计也。”但司马昭欲让诸军至，犹未许，王基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进占南顿。毋丘俭军终于决定应抢占这争地，行至十余里却闻已为王基所占，复还项城。《晋书·景帝纪》虽云：“帝遣荆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以逼俭”，但观其本传，可见王基抢占南顿，实是他本人之谋，与司马师的关系真的不大。故《资治通鉴》也从《三国志·王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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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其他将领也欲攻项城，但本欲高垒深壁的司马师，却向他们分析：“淮南将士本无反意，惟毋丘俭、文钦诈称会得四方响应，结果连淮北也无人呼应，更有史招、李续投降。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死伤亦多。稍作对峙，谎言自破，此不战而克之计也。”话虽如此，但此战的时间差要掌握得非常准确，因为吴的当权者孙峻，也于同月率吕据、留赞、丁奉等，号十万，袭寿春（见《孙亮传》）。司马师若不想失淮南，其实也没多少久拖的本钱，从此角度来看，王基方向正确。诸军集结完毕（《钦与郭淮书》称：“复遇王基等十二军”，可作参考），司马师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津向寿春，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宋之间，绝其归路。自率大军屯汝阳，遣兖州刺史邓艾督泰山诸军进屯乐嘉，作浮桥，示弱诱敌，来个最后了断。毋丘俭军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家在北方的淮南将士，士气开始崩溃，陆续出现投降者，毋丘俭惟淮南新附农民能为己所用。能与邓艾交锋，恐怕明知是计，也会被迫出迎，总比继续坐以待弊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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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

文钦出击，司马师军衔枚潜兵至乐嘉 （《太平御览》卷357引王隐《晋书》，记载是文钦军衔枚，与《景帝纪》异），文钦猝见大军，不知所措之际，幸其十八岁之子文鸯，勇力绝人，建议趁其未立稳之时逆击。然后文钦把军队分作两队，乘夜色夹击。文鸯率兵先至，司马师全军震扰，碰巧司马师此时再次病发（眼珠迸裂），又不欲众人知其病危，只好咬住被子，直至被子破烂。（此处坚强刚毅如司马子元）文鸯叫阵三次至天明，文钦也不能如期到达，文鸯见司马师军数目众多，只好退兵。司马师认为如曹刿所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歇”，趁文鸯军士气下降时追击。文鸯本引军往东，见追兵只好先挫其锐，与骁骑十余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而还。司马师又遣司马琏率八千骑，乐綝（音林）（有些版本的《晋书》记作“乐琳”；《太平御览》卷96记：“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琳”，可知“琳”、“綝”二字相通）督步兵继后。《资治通鉴》此时多出了一句《景帝纪》所没有的句子：“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迫。”此处情况，犹如《晋书·食货志》引录邓艾淮南屯田之计，比《三国志·邓艾传》还多出了数句一样，但没有人怀疑《晋书》所记有误。文鸯杀数百人一段，说录的是交战情况，并没有加插个人推断，应只是引录，可能北宋时的《晋书》有这一句，又或者有其他资料。其冲阵之猛，怪不得后人评价“攻垒若文鸯”（见《陈书·蔡景历传》）、也把“弓马便捷，膂力过人”的李庠，“时论方之文鸯”。

殿中校尉尹大目，小为曹氏家奴，是役随司马师从征。他知其一目已突出（离死不远），心在曹氏的他，想找机会把这珍贵消息告知毋丘俭军，乃对司马师说：“文钦本是明公腹心，但为人所误，又天子乡里。大目昔为文钦所信，乞得追解释，令其还与公复好。”司马师中计，让其追文钦，遥相与语。尹大目本欲其再坚守数天至司马师去世，司马师军或会大乱。可惜文钦听不懂“君侯何苦若不可复忍数日中也”这一句的真正意思（文钦大老粗一个，若毌丘俭在当不至如此），大骂他不念先帝之恩，作司马氏的帮凶，张弓欲射，尹大目只好泣叹：“世事败矣，善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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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

文钦军最终还是在沙阳，不断被冲击，“弩矢雨下”，文钦蒙盾而驰，败后余众投降。文钦父子还保项城，毋丘俭闻知乘夜弃众欲回寿春，（寿春的老弱之众，其实又能有甚么作为呢？）群龙无首，在项城之众当然崩溃。毋丘俭个人同样糟糕，至慎县时已有逃兵，毋丘俭与小弟毋丘秀、孙毋丘重藏身水边草中，被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所射杀，传其首。张属当然封侯，毋丘秀叔侄和文钦父子只好逃往吴。注解：安风津。淮水又东为安风津，水南有城，故安风都尉治，后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号关洲，盖津关所在。《水经注．淮水》。王子今先生在《秦汉交通史稿》第二章第三节中，说：“津渡和关隘同样，除作为军事设施之外，又有警备治安作用……又常常兼有税收稽查作用。”诸葛诞先至寿春，城中十余万口，闻毋丘俭败，恐诛，悉破城门出，流进山泽或散走入吴。魏廷只好特赦为毋丘俭所误的淮南士民，避免进一步的人口流失，但《三国志·孙亮传》记有数万口来奔。司马氏以诸葛诞久在淮南，迁其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

毋丘俭虽已在闰正月二十一日败亡（到此时前后两个月而已），但司马氏的战斗还未结束，因为号称十万的吴军仍在。邓艾追败军至丘头，孙峻军将渡江，见魏诸军已至，城不可攻，退兵。只好迎接文钦，并以其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文钦也上表予吴，不但吹嘘郭淮也受其号召而起兵（夸示其人脉），且奉上所受的魏节、前将军及山桑侯印绶，以示忠诚。二月，新任扬州都督诸葛诞遣邓艾据肥阳，但邓艾认为当地与吴军远，非要害之地，自率军改屯附亭（卢弼所引的清诸史家，皆认为即黎浆亭），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黎浆拒战。七十三岁的吴左将军留赞，是役路中发病，在菰陂正好遇上诸葛诞别将蒋班所率的四千兵，病危的他已不能整阵，知必败，乃解曲盖印绶付弟子以归。阵亡吴将还有孙楞、蒋修。留赞首级及其印节（《孙峻传》注引《吴书》虽言，留赞已交付印绶予弟子，但他们仍有可能为魏军所获，故《三国志．诸葛诞传》所言，未必是误记），则为蒋班传至京师洛阳。吕据及丁奉则在败军中扳回小胜，于高亭中，丁奉骑马持矛，突入魏军阵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进封安丰侯。

三月，朱异袭安丰不克而退军，应是吴后续的试探性攻势，测试司马氏在淮南的统治是否已稳固。历时近三个月的淮南二叛，正式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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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

毋丘俭被夷三族，其党七百余人入狱，侍御史杜友治之，仅诛首事者十余人，其他奏免。封赏助司马氏稳权者名单如下：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王昶迁骠骑将军，二子封亭侯及关内侯；征东大将军胡遵迁卫将军；诸葛诞击退吴军后，再迁至征东大将军、封高平侯；王基接替诸葛诞都督豫州的空缺，兼领刺史，迁镇南将军，封安乐乡侯；王肃接替司马昭中领军一职，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邓艾封方城乡侯；傅嘏封阳乡侯，增邑六百户；荀顗（音译）袭父爵万岁亭侯，邑四百；贾充增邑三百五十；李熹迁御史中丞；王祥增邑四百；乐綝迁扬州刺史；连鲁芝也随例增邑二百户，拜扬武将军，填补王基荆州刺史的空缺。随例增邑恐怕不止是鲁芝一人独享，要大搞随例的主因，恐怕和上述的特赦一样，是司马昭要收买和稳定人心，因为其兄司马师已死。“魏晋所杀，子皆仕宦”（见《太平御览》卷445引王隐《晋书》），最贴切的形容了魏晋之际这一矛盾现象。外敌蜀汉、孙吴犹在，司马氏阵营要重新部署和寻求顺利过渡，不扩大诛连，能讨好受惠者，可算是明智之举。因为魏忠臣尚没死绝，至少还有雍州刺史王经、卫尉满伟，更有钟会、石苞都认为的魏英主曹髦健在，犹如芒刺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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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尹大目所料不假，文鸯的冲阵加重司马师的病情，他不久后去世（司马师，208--255）。《世语》记载：“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这条虽为孙盛否定，但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二章第二节中，认为：“此处所记当有所凭依……很可能源出于当时的政治流言……或是出自于政敌的造谣，意在分化司马氏集团，或是反映了司马氏集团内部关于继承人问题存在的种种争论和斗争。但是无论如何，此条记载可以证明司马昭是在司马师意外身故下，为了应对危局，匆忙继承了权力。”

曹髦当机立断，利用司马昭地位不定的弱点，以“东南新定”为由，下诏其镇许昌，“为内外之援”；又让傅嘏率军还京师，试图改变权力在司马氏家族内部的传递，也可分化其集团的团结，实一石二鸟之计。关于司马师去世的时间、司马昭何时从洛阳赶赴许昌，《三国志》和《晋书》所述的时间不一；傅嘏仅是年仅四十七岁，且在同年去世（傅嘏，209--255）。这些政权交接的种种内幕，恐怕也很难留下真实记录。

另一方面，早在司马师病情恶化时，他已还许昌，并以贾充监诸军事；及收到中诏（天子诏命，此处应是曹髦亲手所书），傅嘏不敢怠慢，与钟会共同向司马昭建议，共同回洛阳。连孙峻军也不顾，二月初五火速至洛水南，大军当前，曹髦只能承认事实。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代其兄继续执政。毋丘俭想发生的其中一件事，总算发生了，但还是阻挡不了司马氏篡魏的步伐。

到此处，淮南二变的毌丘俭文钦之变终于叙述完毕，之后是诸葛诞第三变，这也是淮南三变中的最后一变，声势最大，影响最深的“收官之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