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行书《归安丘园帖》

苏轼《归安丘园帖》纸本行书，25.6×31.1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此帖又名《致子厚宫使正议尺牍》。行书，信札一则。凡十行，计90字。 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四家集册》。子厚即章惇。章惇，字子厚。

苏轼和章惇年青时是一对好朋友，章惇比苏轼大两岁，却于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同时中的进士。才华横溢的苏轼与章惇惺惺相惜，很快，苏轼被授予凤翔府节度判官，两人相距即近，又曾经恰同学少年，同科榜友，更重要的是都是性情中人，豪爽仗义，两人游山玩水，诗词唱和，留下了许多轶闻趣事。

　　有一天，两人同游南山诸寺，因寺有山魈作祟，苏轼担心给猛兽送上门作点心，不敢住宿，章惇却强拉着苏轼留宿，结果猛兽也怕恶人，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两人抵达仙游潭，山路崎岖，山势险峻，下临万丈绝壁，而通往对面的道路只有一架独木横桥，这看一眼，就两眼昏黑，心里发怵。章惇使坏，在后面推了苏轼一把，吆喝着走过去在对面绝壁上题字，苏轼吓得两股战战，最终还是不敢过。而章惇面不改色心不跳，过独木桥如履平地，然后以枯藤系树，像荡秋千一样飞临绝壁，在石壁上大书数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苏轼看得冷汗直冒，目睹了章惇玩命式的冒险，便说“你小子以后必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苏轼道“一个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怎会顾忌别人的生命？”章惇听后，哈哈大笑。果然章惇后来成为新党党魁后，党同伐异、犁庭扫穴，对于政敌秋风扫落叶，一个也不放过。

　　苏章二人品性各异，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交往深厚的好朋友，以后新党旧党之争的分手扬镳，那是政治原因。

　　章惇后来被王安石赏识器重后，逐渐走向政治中心，成为坚定不移的改革派，即使是在王安石心灰意冷后，仍然执改革牛耳，从不动摇，是新党的主将，虽九死而不悔。而苏轼则初为旧党，后为新党，先后为新旧党所不容，这是个性使然。因此苏轼的命运注定了多灾多难，但是纵观史实，章惇并未在春风得意时对苏轼背后下绊子，也非苏轼失势的背后推手，因政见不同，苏轼早期被贬几乎是注定的。相反在导致苏轼差点丢掉性命的“乌台诗案”中，章惇对营救苏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御史舒亶为讨好新党，硬是从苏轼诗中鸡蛋找骨头似的找出了许多反诗，严词弹劾苏轼。宰相王珪奉若至宝，秉报神宗，请求从快从严予以重判。章惇却向神宗进言，驳斥王珪，认为不能凭空加重苏轼罪责。苏轼最终被从轻处理，当然这其中既有太后之功，还有王安石“盛世岂能杀才子？”的劝告，但章惇做为政见不同的对手，并非在此时添油加醋，落井下石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章惇，敢为朋友出头，敢于仗义执言，真是难得。

　　苏轼与章惇，一个是新党主将，一个是旧党保守派领袖之一，后来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至于说章惇此后残酷迫害苏轼，害得苏轼亡命天涯，九死一生，章惇是否就是主谋？值得商榷，否则当初“乌台诗案”多好的消灭苏轼的机会，章惇又为何不惜犯上，执意营救呢？情理显然不通。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两人也随着命运，起起落落。

　　晚年，端王继位，苏轼再获朝廷重用，苏轼从海南儋耳渡海复官之日，却是章惇被贬雷州之时。章惇在执政大臣时曾说过“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类话，因而，端王即徽宗继位，他就惨遭贬谪。转来转去，两个欢喜冤家像上演悲喜剧一样轮盘赌，结果谁也没赌过岁月，不过两年时间，先后去世。

　　苏轼有一封给章惇儿子章援的信，章援是苏轼的门生，苏轼曾经亲自录取章援为第一名，而章家与苏家还有姻亲关系，苏轼弟弟苏辙的两个儿子娶了章惇外甥的两个女儿，苏轼在这封信中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中虽然展现了苏轼不计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博大情怀，却也告诉我们，苏章之间的分歧，在于政见之不同，至于交恶所导致的挟私泄愤，打击报复，或多为妄言，章惇并非是苏轼颠沛流离，命运多舛背后的那只黑手。

《归安丘园帖》则在元祐初章惇因新党失势，被贬斥汝州之际所作。东坡此札乃在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章惇被贬汝州初的十二月所作，札中“宫使正议”云云，正合章惇此时新任职街。“归安丘园”云云，乃在宽慰章惇将赴江湖之壤。考东坡历年多有“丘园”之想，而倦于反复无常的政争。当然，他也是知道章惇的为人和性格的，称他为“能杀人”的奋励之士，故帖中云：“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尔？”果然，其后章惇复起，操持权柄，官至宰辅。可谓东坡知人。

他们之间的交情，后人无法说得清，我们还是一起再来欣赏局部。

局部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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