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影响着整个战国时局，却被我们忽略的人历史趣知道

​一个影响着整个战国时局，却被我们忽略的人历史趣知道01/29历史研究员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山西盂县境内发生了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晋阳之战。晋国内部的四大家族发生内讧，此战的结局，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司马光的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便以此开篇，将此事件视为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历史的巧合，往往胜过小说家笔下的杜撰。恰恰就在这一年，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诞生于世间，他的名字叫李悝。就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常被提及的李悝，也让许多历史学者容易忽略的人物，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战国时局。李悝的身世史无记载，只显示他是魏国安邑(今山西运城一带)生人，因年代久远，迄今无墓可考。认识李悝之前，我们先看看历史上那一个个显赫的人物，都与他有什么样的关系——李悝是身怀旷世绝学、精通百家学问、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千古奇人鬼谷子的得意门生；李悝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入室弟子；李悝是由儒家转为法家，被历史公认的法家始祖；李悝是商鞅和吴起等人的宗师。李悝画像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衬托其身份的话，还有一个十分重磅的符号嵌在他名字前面——李悝是“中国历史上变法第一人”。也就是说，我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商鞅变法”，其源头却在他那里。有两个关键人物，直接决定了李悝后来的人生之路——子夏和魏文侯。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乃“孔门十哲”之一。在春秋末叶，子夏的影响波及列国，李悝遂拜他为师。儒家思想的熏陶，对初入社会的李悝影响颇深。孔子毕生所倡导的“克己复礼”影响至深，而子夏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异端”。在老师子夏那里，李悝所接收的儒家思想却是另外一个模样——君子应该“知权术”；君王更应该懂得“用权之术。”这种“子夏特色”的儒家思想，影响了李悝一生。从老师那里他逐渐意识到，“法”比“礼”更重要，应该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来为统治者服务。潜移默化之间，李悝由一个“儒家”转为“法家”，后来被历史公认为法家始祖。李悝骨子里的法家思想，一定程度上讲，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背叛”。魏文侯，是“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创立者，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善吸纳各类英才的君主。巧合的是，此人也曾拜子夏为师，并将子夏请到魏国的西河(今河南安阳)开“讲座”，形成名震一时的“西河学派”。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所得的领土有“三河”之称。其中“河东”在今山西黄河以东；“河内”在今河南黄河以北；“河南”在今河南黄河以南。“三河”地区虽然土壤肥沃，良田众多，人口密集，六畜兴旺，算是中原最为富庶的地方。可对于管理者而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们分处于各国之间，犬牙交错，未能连成一个管辖的整体。军事上稍有不慎，便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以近邻西面的秦国为例，他们日夜虎视眈眈，对魏国的“三河粮仓”(今陕西省北部的黄河以西一带)早已垂涎欲滴。如此兵家必争之地，当然得能臣把守，魏文侯遂将中山相任上的李悝，提拔为“上地守”，加强对魏国边防要塞的防守。李悝所辖防区，短短十余年间，魏秦两国在此进行了四次激烈的战争，分别在魏文侯十三年(前434年)、十六年(前431年)、十七年(前430年)、二十四年(前423年)。这些战争，都是由最前线指挥官李悝布兵和调遣。可以想象，“上地守”李悝，已经成为魏文侯手中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悝也不负所托，表现得十分出色，仅以一战例足以说明，公元前425年的秋天，又一支秦国的军队逼近魏国。李悝早有防备，秦军偷袭不成便加以强攻。强攻也难以获胜，秦军发现魏国守军的弓箭非比寻常，又长又尖的箭矢如箭雨般倾泻狂扫，大队的秦军瞬间倒地一片。正当秦军慌忙败退之际，魏军阵列中升起猎猎战旗，大大的“李”字赫然醒目，这正是李悝的精准部署与指挥。原来，李悝为使上地郡军民提高射箭技术，便下令以射箭来决断诉讼案的曲直，“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后，当地人演习骑射技术风靡一时，人们都争相练习射技，日夜不停。由于李悝在“关键岗位”上政绩斐然，仕途也青云直上，最终被魏文侯任命为“相”——出生卑微的李悝，已经晋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实际上，魏文侯大胆重用李悝，远非因其赫赫战功，而是要把整个魏国未来的命运，都全部交到这位“同学”手里。魏文侯深知魏国当时的处境，刚刚从晋国脱胎而出的魏国，可谓百废待举，羽翼稚嫩，又被紧紧裏夹在晋东南中间，是所谓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东面是齐国；北边，是同自己一起“三家分晋”而生的赵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便是秦、楚、郑三国拉锯争夺的地带。春秋时代初期，中华大地上共有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只剩下二十余家。其中又以嬴姓秦国，田姓齐国，三晋(赵、魏、韩)，芈姓楚国，姬姓燕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由于小国众多，大国之间的争斗还存在一定的缓冲空间，然而进入战国后，大国不得不面对更加直接的斗争和更加残酷的格局。据统计，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的两百多年间，为了生存，发生过大大小小二百三十次战争。魏文侯心里比谁都清楚，魏国这样一个随时都可能被吞并的小国，唯一的生存之道，便是变法求新。善于审时度势的魏文侯，无不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此刻启用李悝，旨在酝酿一场大变革。他知道，只有实施一场前无古人的变法，方可让魏国拓展狭小的生存空间，走出困局而涅槃重生。既然魏文侯如此倚重李悝，人们不禁会问，李悝究竟有什么灵丹妙药，让魏国走向强盛之路？他“变法”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仁宇先生曾精辟地指出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地堆砌，内中保留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从土地上走出来的李悝，对土地感情最深，也研究得最透。李悝变法，首先瞄准农业。他以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魏国，“第一桶金”必须依靠农业。因而他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原则，意思是，教会农民尽可能地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无论粮贵粮贱都会引起恐慌，如何做到“使民不伤，而农益劝”？李悝终于想出了解决之道——“平籴法”。“平籴法”规定，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出钱收购。为让百姓感受到更加公平，法令还把丰年和灾年分为上、中、下三等。丰年时，官府按等级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灾年时，官府也按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这样的价格杠杆，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年，粮价都能保持相对稳定，从而达到“取有余以补不足”“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李悝的“民本思想”很快就有了丰厚的回报，短短三年之内，魏国便粮库充盈，人民富裕。李悝知道，只有百姓填饱了肚子，国家的基石坚固了，其他的“变法”オ有可能。继“尽地力之教”百姓刚刚填饱肚子之后，李悝便高高举起“变法”利剑，挥向了“爵禄世袭制”。那些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制度，不仅消耗大量国家财富，更影响一大批有志之士建功立业。李悝的人才新政立竿见影，天下英才纷纷侧目，像吴起、乐羊、西门豹、田子方、段干木等非魏国人才，为魏国所用。土地新政和人才新政后，李悝又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如，在军事上建立“武卒”制，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以发挥军队最大的作战优势。最能让后人受益的，是李悝制定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法经》。这部法律对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完备的规定。李悝的变法，不仅拉开了魏国从人治到法治的序幕，其不断雄厚的实力，也令各诸侯国刮目相看。魏文侯也从此走上了扩张之路，公元前419年西攻秦国，尽取其河西之地；之后北越赵境，灭中山国；再后东伐齐九年，破其长城；紧接着又南征楚地，连克数镇……一路所向披靡，大有并吞天下之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总结，李悝的变法既有丰富的理论作指引，又有成熟的案例作支撑。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经历过无数次“变法”与革新，如果用年轮来表达变法的话，李悝应该是最初的那道年轮。李悝很清楚地知道，他此生有涯。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制度身上，他应该也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的兴亡不能把赌注押在某一个或几个旷世之才身上，而是应建立一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制度来保障。他希望通过“变法”来固化一套成熟的制度，以确保魏国的精神血脉延续下去。只可惜，李悝的时间有限，加之强大的旧势力集团，一些被动过奶酪的利益阶层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一旦他和支持他变法的魏文侯离世之后，制度的力量如何，谁也不敢保证。事实证明，李悝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身后的魏国又退回到了从前。撇开历史不说，就是李悝所在的战国时代，其变法就成为“当下潮流”，还形成一种独特的蝴蝶效应。李悝的变法思想，几乎被当时各诸侯国统治者所接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大潮”——齐国邹忌的清明吏治，郑国子产的修政图治，楚国吴起的新招变法，韩国申不害的君治独断……战国烽火下的各诸侯国，都纷纷举起改革大旗，将“变法”二字醒目地写在大纛之上。这一变法实践，最终在秦国结出丰硕的成果，从而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