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削藩与诸侯政治的黄昏
随着推恩令的出台，地方诸侯再也形成不了对抗朝廷的实力，困扰汉武帝刘彻祖孙三代的内部威胁消弭于无形。地方诸侯政治迎来了它的黄昏。
作为旁观者，我不禁恶意地想到，如果武帝之前文景时期大汉帝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国策，即法定范围内只允许生一个孩子，那推恩令还怎么推。
刘彻的爷爷叫刘恒，史称汉文帝，是中国集权王朝两千多年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在传说中物质极大丰富的文景之治后期，即汉文帝刘恒的儿子汉景帝刘启统治时期，出过一次波及大半个天下的大动乱，这就是吴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大汉王朝理论上第一次经历政权倒闭的危机，战争造成的破坏也比较大。所幸帝国内部社会矛盾比较小、国力处于上升期，因此就跟经历了南北内战的美利坚国一样，大汉王朝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就此跨入全盛时期。那是刘启的儿子，著名的汉武大帝刘彻的伟业了。
乱局很复杂，为了方便理解，得从刘彻的曾祖父，大汉帝国的创建者刘邦身上说起。我们知道，刘邦起兵反秦的时候四十多岁了，在那以前是秦朝的地方公务员。再往前追溯，刘邦年轻时还是楚国人。他和他的盟友、弟兄，脑海里残留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法则，土地是被统治者层层分封下去的，有句老话说的好，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种根深蒂固长达数百上千年的思维影响力很大，因此刘邦之前的霸主项羽顺应盟友们的意思一口气分封了十九个诸侯王，刘邦自己虽然力图效仿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但也分封了一堆诸侯王。只不过刘邦多了个心眼，诸侯王里少数是异姓盟友、多数是刘姓皇族。
上图为西汉初年分封示意简图
刘邦为了确保他死以后不会有人像过去大家造反项羽一样拆掉刘家的朝廷，在陆续弄死几个异姓诸侯王以后，又跟功臣集团一起杀白马起誓，约好非刘姓不可为王。两千年后，有个姓毛的清朝人和其他一些清朝人取得天下成功以后，同样迫于封建时期残留的思维影响坏了天下大计，搞了些类似的事情。
在刘邦看来，天下新创，战争破坏使得国力孱弱需要重新积累，中央朝廷也没有什么财力供养一只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地方经济也无力插手，只能承包给下面的诸侯王一起管理。诸侯王大多是皇族，总归算肥水不流外人田。
一代人只管一代人的事情，到刘邦死后朝廷内部经历一系列乱子，刘邦的老婆吕雉和几个大头目把持朝政，开国元老们死的死被迫害的被迫害，只剩下苟延残喘的谋士陈平和将军周勃出来拨乱反正。他们发动中央警备部队打倒几个姓吕的大头目以后，又从山西大同请回来刘邦的儿子之一，代王刘恒，由他这个本来不是作为继承人培养的皇族重新出山执掌天下。
周勃，汉初拨乱反正第一人，可惜其家族下场不好
刘恒比较起刘邦来，作为皇帝的威慑力更加打折扣，然而这老哥比他爸爸的腹黑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就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掌握了朝廷大权，并把之前掌控军权的周勃逼死。对于地方，刘恒一方面没实力加强集权，一方面国家经济亟待恢复。因此他一边放开铸币权，鼓励地方自己开矿发行铜钱满足经济需求；一边又鼓励诸侯王死后将家产土地平分给后代们，以软手段偷偷消解诸侯的实力。
要知道，任何时候，只要中央政府不垄断货币发行权，只要地方诸侯有办法可以发行货币，那地方财政绝对就从中央的束缚下自由起来、摆脱税收的掣肘实现财务自由，想干嘛都可以。当然两千年后的地方通过发行影子货币取得相应的自由，也说明历史客观规律不可违背，这种故事在中华大地上重现了一次又一次。
经过腹黑男汉文帝刘恒的操作，大汉帝国的中央朝廷与地方诸侯之间形成了可贵的平静，再加上朝廷通最大的外敌匈奴之间的和亲买和平政策，大汉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国家GDP和人民幸福指数得到显著发展。但到了刘恒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这一代，出事了。
乱子的起因是汉景帝刘启和他手下的谋主晁错犯了大跃进的毛病，大概嫌弃从诸侯手里一点一点争夺对整个国家的掌控权力进度太慢，想要一步到位。所谓一步到位，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诸侯王，再从他们手里回收土地。这里面起最大推动作用的是晁错本人，堪称两千年前的棺材哥，大概从一开始晁错就没搞明白，如果不从财政的根子上先削弱诸侯王的经济实力，仅从政治上发力根本达不到目的。甚至一个不小心把诸侯王逼急了，他们还会抱团造朝廷的反。对于这点认识，两千年后的棺材哥毕竟是专业的，所以操盘思路就跟晁错区别很大，当然决心都是差不多。
以当时市面上流行的硬通货来说，吴王刘濞发行的铜钱属于第一流，市场认可度极高。这家伙尽享山川之力，又躲在内陆不用担心游牧民族打秋风，实力发育得很快。于是等晁错开始一个个地搞诸侯王以后，吴王刘濞迅速联络了楚王等六个诸侯王造反，号称是要诛晁错清君侧。
先前萧何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就是觉得这地方坐拥崤函之固可以钳制天下，这个战略判断在七国之乱中依然有效。而被刘启的爸爸汉文帝刘恒逼死的将军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此时也鬼使神差地子承父业出来替汉景帝分忧解难，加上汉景帝的亲兄弟梁王刘武在河南地区的坚守，七国之乱竟然被朝廷干脆利落地平定下去。试想如果不是西汉初年这种军事实力对比，如果不是关中平原的地缘优势，搁了别的朝代那就是万劫不复。与此雷同的有西晋的八王之乱和明初建文帝的削藩战争。
再引申了想想，搁两千年后十九路选帝侯角逐朝廷话事人的年代，搞不好汉景帝刘启一开始就被ZZ局会议给拿下了。正所谓，陛下为何造反？
上图为两汉通行的法定货币，五铢钱
七国之乱的代价是战争破坏，好处是经此一役再无诸侯王质疑朝廷集权的决心，再无诸侯王敢于冒险抱团造反。所以到了汉武帝刘彻和主父堰推广推恩令的时候，阻力就非常非常小。并且刘彻的思路也很对，尝试若干次以后终于找到五铢钱这种货币制式，顺利地用唯一法定货币收回地方诸侯手中的经济大权。
读历史每每有似曾相识之感，现而今，如若不能禁止诸侯发行影子货币、如果不能斩断诸侯自己实现财务自由的行动臂膀，光靠朝廷三令五申去强调、光靠一轮又一轮的反腐，恐怕起不到持久的效果。毕竟逼得狠了，地方利益集团大不了把诸侯王及其核心党羽当做祭品一般推给朝廷宰了，回头该吃火锅还是吃火锅、该唱歌还是唱歌。人家可以放肆地把税收到九十年后，回头朝廷看地方经济要破产还只能替他擦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