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丨“文学文献研究专刊”导言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期专刊围绕着文学文献问题刊发十四篇文章，研究对象从北宋西湖莲社到现代鲁迅、陈寅恪的著作，时间跨度很大。从选题类型看，这十四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对新见文献的考辨。近年从韩国流归国内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是宋刻孤本，根据这个本子，陈斐对西湖莲社的社集编纂情况做了稽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刻孤本《秋堂邵先生文集》，由于作者不详，所收二百馀首诗亦为《全元诗》失收。罗鹭考出作者是元人王旭的友人,名不详,字伯诚,号秋堂,山西泽州人，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黄成蔚《彭宗孟<侍御公诗集>考论》，从版本信息、交游唱和入手，通过明末彭宗孟《侍御公诗集》考察了晚明党争的复杂情况。澹归是一位诗僧，在明末清初江浙及岭南文坛有一定影响。其著述丰富，可惜在乾隆年间遭遇禁毁。薛涓、谢谦《澹归散佚诗文辑录与探析》从笔记史料及方志等文献中,辑录出澹归散佚诗歌十二首,残联一句,文两篇,多为澹归出家前或出家初期作品，颇有鲠慨不平之气，丰富了澹归研究资料。吴留营《江户写本<使琉球赠言>与康熙中期文坛》涉及到琉球历史。2013年5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海鹏《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一文，谈到“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其后，他又为《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1876—1885）》（新华出版社，2018年）作序，再次呼吁学术界关注琉球问题。吴留营特别指出，康熙年间三次册封琉球，尤以康熙二十一年(1682)汪楫为正使、林麟焻为副使的册封之行，留下的诗文资料最为丰富。汪楫将同僚及亲友陆续赋诗题序汇为一编，作者多至180 馀人。这些资料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有关《儒林外史》的文献资料，近年时有发现。朱泽宝《新见<增补儒林外史眉评>考论》则就他所发现的清末文人童叶庚的《增补儒林外史眉评》展开讨论。吴密《新发现鲁迅致曹靖华书简及<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手稿》以轻松的笔调追溯一段历史。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从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当然，新文献，未必就一定有新价值。最近四十年，考古文献、域外文献、电子文献不断涌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但并未颠覆或者改变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认识，这一事实，值得思考。
其二是对前人已有研究的澄清与考辨。《玉壶野史》有“生旦杂处”一语，研究者可以用来证明南唐时已有“生”“旦”脚色,是关于生旦脚色的最早记载。林杰祥《<玉壶野史>“生旦杂处”考辨》不赞同此说。她梳理该书历代版本流变,说明该书在明初后五卷阙佚,嘉靖年间抄补时已有阙文,留空格作“ 生□杂处”,参酌《南唐书》《宋史》《续通志》的相关记载,“生□”之本意当为“生徒”“门生”,故此语不可作为南唐时已有生旦脚色之依据。此处虽仅有一字之别，却关乎戏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南宋郭知达编,是现存最早的杜甫诗歌注本之一。龙伟业《<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认为，世间通行的所谓“乾隆武英殿刻本”“乾隆武英殿聚珍本” 及其“嘉庆时翻刻之本”,实皆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所谓“元明间刻本”并不存在。这两篇文章的作者皆从版本入手，在版本差异中发现问题，说明从事版本研究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对之学，也有方法论意义。邓晓东《明清以来唐寅文集误收及著作权有争议者考论》梳理了明清以来唐寅文集刊行情况，重点分析了文集中著作权有疑问的诗文作品，并分析其内在的原因，可以视为一家之说。《都门纪变百咏》是庚子事变时期的重要典籍，高春花《<都门纪变百咏>考论》考定作者为夏曰琦和庄礼本,并对其生卒年作了探索。
其三通过对前人研究进行梳理，将一种或一类文献的基本问题解决清楚。曾祥波《宋元“集注批点杜集”成书及其价值发微》以《须溪批点杜工部诗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三书为例，梳理了宋元“集注批点杜集”的成书过程，比类参证，论析得失，视野比较开阔。李家桥《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引入《录鬼簿》分藏各处的五种版本，探明了王氏抄校的目的以及最终放弃刊刻的原因。艾俊川《陈寅恪<论再生缘>补证》使用家谱资料补充了《论再生缘》中如陈端生父母的家世等若干细节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交给我的第一项学术工作，就是编纂《中古文学文献学》。书名有些拗口，是沈先生审定的，我也认可，在“引言”中，将古代文学研究分为文学阐释学和文学文献学“两大阵地”。文学阐释学涉及思想的阐释、艺术的赏析等，有较多的主观色彩。这种阐释，有时是符合作者的本意，但很多情况下往往是读者自己的理解，甚至与作者的本意南辕北辙。所以古人说，诗无达诂，作者用一致之思，而读者各以其情得之。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阐释学，很可能是无边的学问。文学文献学则不然。它主要涉及作家生平、作品本事、文字训释等，相对来讲比较客观。所以，文学文献学是有边界的学问。我研究古典文学，更倾向于用文献学的方法。第一本论文集取名《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在“文献”后缀一“学”字，不过是给自己壮胆，好像有体系似的，其实并无深意。无论做什么研究，读书识字是第一步，古人称之为“小学”，今天叫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实为专精之学。小学之后推衍文意，便是义理、考据、词章之学，如果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大约就可以算作研究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今天重新组合，分为文学、历史、哲学等门类。古今分类的变化，只是表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研究的途径并无二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十分重视文献学，视为繁琐，以为掌握了某种先进的思想方法，就可以升堂入室，抓住中国文化的精髓。为此，我们曾“东倒西歪”，到处寻找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追寻的结果，是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研究中国的学问，说一千道一万，都得从最基本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做起。离开基本文献空谈义理词章，如同在沙滩上盖楼，根本靠不住。所以我曾说过“偏激”的话：谁绕开文献，学术史就一定绕开他。
文学文献学当然要严谨求实，但终究是为文学研究服务的。文学阐释学，既然是一门学问，就不宜天马行空，遨游无际，终究还要建立在文献考订基础上才有意义，所以，文学阐释学又是有限的。当然，无论是文学文献学还是文学阐释学，其核心是文学；而文学的核心是人本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理论的意义，经典作家给予了最经典的阐释。
上述十四篇文章，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家或文学作品，所以统称文学文献研究。这些文章，研究方法比较传统，所得结论也很平实，并无惊人之论。但他们努力用材料说话，少做主观臆断。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拓宽了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