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去等闲争论 相信自有公论——《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中的一个观点

中华书局近日出版《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一种,收有钱先生信札一百多通(比《钱宾四先生全集》所收多出很多)。据出版后记,这批书信,是徐先生身前保管,身后由徐先生后人捐赠湖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的。信札自1948年起,1957年止,历时约十年。

《钱穆致徐复观信札》,钱婉约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96.00元

一九五五年的一封信,信中讲到徐先生写了一篇驳殷海光先生的信,钱先生信里这样说:

兄驳殷海光一函尚未见到。弟意最好省去此等闲争论,只求在自己一面更深入,更广大,别人的暂置不理,静待第三者来批判。我们必信及社会自有公论一真理,然后才能安身立命。若果信得及此一真理,则真可百世以俟而不惑,又何必急待争辩乎?

这就是劝徐先生不要急于去争一日之短长,可以信及社会自有公论这一真理。钱先生还没看到争论的信是怎样写的,就提出了这样决然的意见。这是当年六月初所写,过了几天钱先生读到了徐先生驳殷海光信的全文,又有一书叙谈此事,仍力主“以不发刊为是……只以不理为佳”等等。除此结论式意见外,钱先生信中还以田忌赛马为喻,说以上驷竞下驷,亦非卫道良策,说不如拈大题目,发大议论,久之自有大影响,来力劝徐先生不要发表这样的论争文字。以上都是1955年6月的事。在这以后诸信中,没有再见到关于此事的后续,也不知徐先生那封驳殷海光的信,后来发表了没有。

时间推进到了1956年12月,钱先生另一信中,讲到另一件事,徐先生的另一文章。钱先生说道:

鄙意学术行谊皆与世共见,而急切无法共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弟于并世时流意见,未尝不愿虚心接纳,其无法相合者,亦只有各行其是。每守孤诣,非敢自负,然亦不乐自辨白,良以笔墨口舌争辩,往往无所得而转增擾攘自分精力耳。至于更有不足辨者,则更唯有置之不理而已。

这次说的自然不是一年半前的那篇文章,而是说的徐先生将在《民主评论》八卷一期发表的文字。不过看上去还是同样的问题,徐先生文章要和人辨个明白,钱先生则主张还是置之不理为上。这个分歧,好像钱先生比较重视,总是希望徐先生接受他的劝告。就在1956年的这一信中,钱先生还说到:

吾兄体况尚非健康,能多涵养为宜。弟每读古今人文字,有自道胸臆,绝不见纠缠葛藤者,斯为最上。如心中有对,则笔下有渣滓,气度风格转为卑近。弟心知其意,而自所抒写时不免于此病,每以自疚,故敢以奉想于贤者。弟每爱庄周'何与人俱来之多也’之语,又曰'送者皆自崖而反,而君自此远矣’,弟每窃慕此心境,若能胸中无扰,称心直达,快何如之!故亦不愿见相爱者之陷此纠扰也。

这真是胸中无扰,称心直达的直抒胸臆了吧。

1956年的这信,是从徐先生要发在《民评》刊物上的文章谈起的,此时钱先生还未见此全文,只是知道这是一篇论辩文字而已。次年一月,钱先生才读到这篇评论以及有关的两篇原文,钱先生又有一信,说是对文章的内容(论点)是有同感的;并说此等文字亦诚不可少,但接下去还是有一转,“然风气所趋,终恐一时甚难挽回,思之慨然。弟尝谓一代学术,必有指示涂辙者导其先路,每有意就此方面有所撰写,而终恨事冗,又此事体大,未敢率尔下笔”。这次讨论似乎到此又已告一段落。

本文作者与父亲钱穆合影,1980年摄于香港

在本书所收书信中,还有提到徐先生对钱先生所写《中庸新义》所作批评,这是钱先生邀他评定的。钱先生徐先生(但现在此书中只有钱先生所作没有徐先生所写)在几次书信中谈到这事,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看上去最后还是有同有异吧)。这和上面所说的学者对自己的观点和著作,若自有信心,就不必多和别人争辩,乃至可以对他人看法不闻不问,置之一旁的意思略有相通吧。

全书一百多封信,到1957年8月止。以上短文,只是其中几封信里读到的一点意思吧。省去此等等闲争论,相信社会自有公论。当年钱先生信中提到的这一观点,是他自己身体力行并且用来劝人的。时间过去几十年,今天来看这一观点,应当还是学界中青年学人所应当思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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