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竹书纪年》撕掉了多少遮羞布

一提到正史，我们很快能想到的就是《二十四史》+《清史稿》。这二十五本史书被认为是官方正史。尤其是太史公所著的《史记》，它不仅涵盖了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开创了纪传体这一书写方式，其后的二十四部正史基本都以这种体裁来书写。

但是读过《史记》的都知道，它对于先秦史，尤其是上古时代的历史记载，更多是来源于别的史书，因为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距离那时太过久远，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传说。造成这一局面的只能怪两千多年前的两场大火。

第一场火是秦始皇的焚书。为了控制思想，秦帝国将所灭六国的典籍绝大多数都焚毁，只保留了秦国自己的典籍；而第二场火就是项羽的火烧咸阳，又把秦国的典籍烧了不少。再加上后来的战乱，很多古籍逐渐佚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古籍其实都是经过后代整理过的，尤其是历代儒生整理的，它们必然带着浓厚的儒家色彩。

就在秦始皇烧的那场火后的500年，在西晋咸宁时期出土的一堆竹简，打破了历史的宁静，这就是——《竹书纪年》。

一、盗墓新发现

关于《竹书纪年》的具体出土时间，没有定论，应该在公元279~281年间。当时的著名盗墓贼不准（fǒu biāo）在汲郡的魏襄王（前318-前296年在位）墓中发现了一堆竹简。经过研究，这是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的编年体史书，这堆竹简后来被称为《竹书纪年》。

躺在魏王墓中的《竹书纪年》躲过了秦始皇的那场大火，也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最重要的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事件颠覆了很多我们认为的事件。

我们就来看看，《竹书纪年》颠覆了什么历史，又扯下了谁的遮羞布。

二、血腥禅让

儒家一直标榜的就是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度，他们认为那是一个德行天下的时代，圣君们没有私心，只为国家着想。这套思想还非常有市场，导致后世不少权臣、强将们也玩起了禅让，虽然都是逼迫的，但也要做做样子。其实，他们羡慕的上古圣君们其实也没那么光明正大。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尚书》

这是《尚书》的记载，司马迁基本也继承了其记载。那么《竹书纪年》怎么说？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竹书纪年》

后来的虞舜基本也是这个下场，被放逐而死。

我们当然不能确定《竹书纪年》就是真的，但看看之后几千年的禅让，哪个是和平过渡？哪个不是充满了威逼利诱？一个君主，只要还活着，就算权力尽失，也没有真正的主动让位。还是曹丕在得位之后的那句话说得好：

（文帝）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氏春秋》

所谓禅让，就那么回事儿！

三、权臣伊尹

伊尹（前1649-前1550），商朝的开国元勋。在《史记》中，他是历代贤臣的典范：

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史记》

看看，伊尹绝对是个周公式的人物，可在《竹书纪年》中，伊尹又是另一个样子：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

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竹书纪年》

在这里，伊尹和后来的篡位权臣没什么两样。

当然，后来出土的甲骨文中肯定了伊尹的功绩，也说明《竹书纪年》可能不是真的，但甲骨文记载的历史也是人为的，殷商的子孙们粉饰太平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搞垮伊尹，也是在打商汤的脸啊。

四、双王并立

只要了解些历史的朋友就不会相信所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但故事背后的政治斗争是存在的。

周幽王死后，周平王并没有马上成为正统的周王，当时出现了另一个周王，而且他的正统性比平王还要强些。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携王”。这个史实也被后来的清华简所证实：

“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

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不仅得到执政者虢石父的支持，而且是畿内诸侯（邦君）和朝廷群臣（诸正）集体拥立，其实拥有更大的正统性。这种正统性甚至在晋文侯二十一年他被晋文侯杀害之后也没有消失，这可以从他得到王的谥号，并且是佳谥得到佐证。

相比而言，初期的平王政权倒更像一个篡位者组成的伪政权。因为周平王虽然是周幽王之子，但他属于勾结外敌并造成父亲死亡的责任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污点。也正是这种污点，使整个东周时期的周王室权威不断丧失，并最终灭亡。

五、《竹书纪年》的价值

理论上，《竹书纪年》编纂的年代属于春秋战国时代，距离上古的时间也很长，记载也未必准确。而且，在传到宋代时已经佚散，目前的《竹书纪年》是清代文人通过历代古籍恢复而来的。所以《竹书纪年》也被不少人认为是伪作，史料价值很低。

其实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读史料的通病，它们很可能都是经过历代删改的，是历代统治者希望后世看到的历史，是不是真实的，只有天知道了。

我为什么认可《竹书纪年》，因为它的记载更符合我们所看到史料和真实的世界。在政治斗争的世界里，哪有那么多阳光普照，更多是阴暗凶险，《竹书纪年》记载的东西更加符合真实的人性！

我们可以想象，三皇五帝时代早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的时代，私有制已经蓬勃发展。当执政者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后，他能心安理得地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吗？没有外界压力的逼迫，他们能交出权力？就像当代的很多大富豪们，他们所谓的裸捐是捐给慈善机构吗？都是捐给自己成立的基金了，这不仅可以避税，还能让子孙后代无穷尽地富下去，这就是人性！

发掘于西晋的《竹书纪年》，在后来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甚至在文风最盛的宋代佚散了。原因很简单，宋代是理学的高峰，在那个标榜明君贤臣的时代，怎能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书存在？用现在的话来说，《竹书纪年》的内容负能量太多。可儒家的正能量有错吗？当然没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都是极高的道德标准，但要实现如此的个人修身是很难的。完全不顾及的就成了真小人，而顾及的但自己有无法达到的就成了伪君子。自从儒家成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之后，仁与义似乎成了要求别人的道德准绳，他们在极力打造一个仁义礼智信的世界，可现实却是如此残酷。

我想《竹书纪年》最大的价值，并不是那些史料，而是为后人探索历史带来最真实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