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杨焕亭：故国神游，多情当如我……——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后记 / 开普饭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一部浩瀚宏大的中华民族英雄诗史

——读杨焕亭《汉高祖》

杨焕亭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汉高祖》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出版，定价128.00元

微风头条|杨焕亭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之《汉高祖》隆重出版

故国神游，多情当如我……

——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后记

杨焕亭

当第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付梓之际，岁月的激流已经把我推向“白头搔更短”的“从心”届年，而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结缘也整整10年了。抚今追昔，心潮逐浪，油然生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喟叹。感谢生活给了我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赐予，感谢出版社“共惜此日相提携”的殷殷关爱，感谢广大读者“明月入怀”的相依相伴。

走进历史叙事领域，完全是因为我对脚下这方土地绿叶对根一样的情结和对陕西文学格局理性认知碰撞的结果。我长期生活的陕西，曾经是十三个封建王朝的兴业立国之地，周王朝“封土建邦”的煌煌业绩，秦王超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猎猎雄风，汉王朝构建“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雍容大气，唐王朝“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的绚烂气象——它的深厚和博远，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我每每站在咸阳桥头，遥望“摩挲高冢卧麒麟”的五陵莽原上当年曾经的风云际会，金戈铁马，王朝兴废，心头油然耸立起“磨乾轧坤”的敬畏。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的逻辑还是从艺术的发展说，历史叙事都应当在陕西籍作家的审美视野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陕西文学大省却是通过争奇斗艳的乡村叙事铺垫起来的。理性地把握这种格局特征，从差异中寻求突破，成为我题材选择的内在动因。2004年，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往事如歌》出版后，就把审美表达的重点转到对历史风云的关注上，从《汉武大帝》到《武则天》一部一部作品从构思到赋笔，从修改到出版，在历史古道上策马扬鞭的驰骋，在时间波流中披星戴月的远征，在艺术芳园中耕云播雨的碌劳，在与作品中人物共历悲欢的亦泪亦笑中走过中年，走进人生的夕阳晚景。当给《汉高祖》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那一刻，我走出小区大门，来到渭河边，望着浩浩汤汤东去的渭水，回眸来路，留下风风雨雨，深深浅浅的足迹，终于因为对故乡土地奉献了一份赤子之爱而灵魂获得了一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释然和安妥。忽然想起当年《汉武大帝》出版的消息在媒体披露后，有朋友在后面点评时用了“大器晚成”四个字。自知非“大器”，也不敢妄言“晚成”，然而，我问自己，假定对自己的写作定位早清醒15年，那时候也不过刚过四十，该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啊！当然，生活从来不接受假定，诚如海德格尔所说：“时间性是人的存在方式”，把握好自己在时间流程中的“存在”与“思”，才是一种自知者明的人生态。

杨焕亭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汉高祖》黑白版画。

得以在历史叙事领域春养桑蚕，秋收冰丝，还要感谢出版社多年来的大力扶持。在10年的漫长岁月中，从结构布局的不断完善到叙事风格的切磋商定；从情节起伏的节奏调整到小说语境的润色丰盈，每一步都浸渍着编辑的心血和汗水。著名历史小说家姚雪垠先生曾经说：“虚构应该扎根于历史的深厚土壤，而不是扎根于脱离历史的空想。”这也是我与出版社的共识。多少个月色溶溶的静夜，为订正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战争战役的具体地理环境，编辑与我在QQ空间隔空夜话，而彼此讨论更多的还是如何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他对出版事业崇高的使命感、对作者严肃的责任感和对作品严谨的治学精神，都统一于编者与作者相互理解、相互观照的实践中。一同“疑义相与析”，又一同分享达成共识的快慰。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导引，使得我不断校正自己的价值取向。记得是在2013年2月，《汉武大帝》出版不久，他就转达了出版社的意见，希望在《汉武大帝》之后，能够再写一部有关帝王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启了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的创作旅程；它是一种创新。在双方不断深入交流，敲定作品框架结构的基础上，我每写完五章，就发给他，他编辑完后，再返发给我。这种基于信息时代背景的互动机制，不但为作品的进一步完善开辟了从容的空间，也加快了创作的速度。2015年10月，《武则天》比约定时间提前两个月杀青；它是一种力量，使我在人生最困难时期鼓起理想的风帆。2017年初，《武则天》出版不久，敦国先生就转达出版社意见，希望能够继续创作同类题材，然而，五月份刚刚签约不久，我就因为突发心脏病而住院。那一刻，我万念俱灰，担心能不能完成创作。他闻讯后，不断询问病情，激励我鼓起生活的勇气。特别是在武汉成为抗击新冠疫情前沿的日子里，每每与敦国通过电脑一起分享编辑愉悦之际，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激。正是这种默契，终于使得《汉高祖》得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此情可待成追忆”，“今朝都到眼前来”，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打磨的本体，而升华为一种生命诗学，丰沛而又酣畅淋漓。

别林斯基说：“进行批评，这就意味着要在局部现象中探寻和揭露现象所据以显现的普遍的理性原则，并断定局部现象与理想典范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关系的程度”，他同时认为，“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在第三部历史题材作品即将付梓之际，我还要深切地感谢陕西乃至全国批评界的三位大家李星、畅广元和常智奇先生。他们缜密的理论思维，对作品纤悉不苟的解读，特别是对作品不足和问题的坦率指点，使得我的每一步推进减少了许多盲目性而增强了艺术自觉性。2015年《武则天》即将出版时，我曾邀请李星老师写序，孰料他身体欠佳，但他希望书出版后，尽快送给他阅读。后来，常智奇先生撰写了7000多字的序言。2016年4月，李星老师在读了《武则天》之后，写了数百字的短信，表达他的欣悦之情。短信中对《武则天》从主题到结构；从人物塑造到话语系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指出：“这种不跟风，忠于史实的态度，我很赞同。”我后来在散文《幸我枝叶蒙泉溉》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与评论的关系，有似于航舟与塔灯。要紧处一句点拨，就如同塔灯的一缕光芒，会使你受益无穷。至少在我，是一种切肤之深的体会。”

以上三点，是我十年历史题材创作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和客体要素，由此而凝结为贯穿在三部作品中一些稳定的、一以贯之的观点。

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是一个历史题材写作者必须坚守的文学思维。一定要有一种敬畏历史的庄严，从历史真实出发，经过艺术审美经验历程，或主体呈现，或客观再现地抵达艺术真实。任何虚构，都不能成为离开历史真实的任意戏说，从而导致读者对历史的误读甚至扭曲历史，或将宏大的历史“碎片化”、“媚俗化”。明于此，我力求在作品中“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再现历史的真实氛围，把人们带到更接近事实与可能的历史现场，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李星语）这就需要一种对民族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需要一种人格自觉。

坚持史诗性与抒情性的统一，是历史题材写作者应有的艺术视角。即使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宏大叙事仍然是拓展历史题材写作的首要选择，借把复杂的历史动因“个人化”去解构宏大叙事，或者借抒情性否定写作的史诗性选择，至少是一种不够科学、不够全面的观点。基于此，我在三部作品中，都力求体现史诗性作品要素的有机凝结，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和客观存在，经由它本身对象化成具体形象。”换言之，也就是小说的史诗性只有通过艺术形象的群体命运才能起伏跌宕地得以展示。而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都是“诗意的栖居”。正是这种沉与浮、悲与欢、离与合的生命诗学，才构成了史诗性作品的抒情性，使得史诗性作品在“总体性”（卢卡奇语）上成为一部民族精神的交响。

坚持人物性格特征与生成环境的统一，是历史题材写作者的基本立足点。如果说，从人物出发，是长篇小说的必由之路，那么，对于历史题材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刘邦、汉武帝还是武则天，他们都曾经是特定时代的杰出人物，是当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性格的形成、发展以至嬗变，都与当时时代的矛盾冲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作品中，一方面，他们是感性的、具体的、既在的人，另一方面，又要承担特定时代的社会矛盾，“从他们身上可以现出一般心灵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全民族已发展出来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性格与环境的统一，就成为我写作的一个执着的追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星老师认为：作品“让人觉得太切合情境及人物性格了”，“有了以往历史小说不可比拟的书卷气。”

坚持美与崇高的统一，是历史题材写作者必须秉持的美学品格。在这三部作品中，无论是感性书写硝烟弥漫的战争风云，还是铺叙民族之间的纷争与融合；无论是书写杰出人物政治生涯还是情感历程；无论是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还是写普通百姓的悲欢疾苦，我都十分重视通过彰显人性的丰美，精神的崇高，去实现对历史的理想审美表达，从而带给读者一种“力量的美”和人的美学存在的美。

当然，确定努力目标是一回事，能否完全抵达理想彼岸是另一回事。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史诗作品的美学要求，还要经受读者的检验。正如毛姆所说：“只有读者获得乐趣和教益，才是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走笔至此，深切地感谢十年来不断给予我力量的读者，特别是身边的文朋诗友。

我将继续“辛勤地劳作，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作者2020年8月24日于咸阳

杨焕亭长篇历史小说签名书火热订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