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文研讲座202】张静:特殊历史经验中能否发现一般理论?

“质性研究”系列

2021年5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0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特殊历史经验中能否发现一般理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主持。本次讲座系“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社会科学正在努力让世界“读懂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论证我们的独特性——本土特征、差异模式、独特道路。这么做不是不对,但效果有限。为什么如此?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如何阐述独特性,方能使人认为值得了解?张静老师认为,上述问题的核心,是研究者能否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经验发现一般性的理论。她从问题意识、解释能力、思维障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

讲座的第一部分,张静老师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要让世界理解中国,首先需要树立寻求一般化知识的问题意识。对独特性的阐述常见两种进路,一种是政治进路,另一种是学术进路。政治进路从敌我思维出发,聚焦于对手或对象,目标在于掌握话语权,基本逻辑是揭露、打击和控制,释放都不承认对方的讲述具有合理性。但学术进路有所不同,它从对等的论辩思维出发,聚焦于现象或行为,目标在于认识和克服无知,因此并不妨碍辩论者之间能够互相学习。用社会学的概念看,如果说政治视角基于对象辨识的特殊主义逻辑,那么知识的视角基于事实辨识的普遍主义逻辑。因为政治视角必须要识别敌我,否则就不可能打败对手;而知识视角则可以挖掘不同事实中属于知识的成分,即便是不同观点的人,仍然可能在知识层面展开交流。

现实中,采用特殊主义逻辑展开“知识”论述的现象十分常见,中外都有,这种思维支配了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层问题意识。比如用知识的形态隐藏政治动机,用普遍话语包装特殊事实。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提问逻辑——根据既有的标准理论本来应该如此,但现实为什么不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把学术问题转化为道路问题,比如将费孝通先生对“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形态何以在中国存在”的研究,转变为中外不同的工业发展模式问题,显然,问题的指向已经改变。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让知识顺畅交流的前提是动机的一致。上述问题指向的转变,反映了不同的动机在打架,但对于追求普遍性知识无感,所以会把思想斗争和知识探索相混淆,用学术政治竞争替代知识探索,虽然前者也很重要,但二者有诸多根本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意交流的效果,而不是满足于自说自话,需要追求一般性的知识。相反,如果坚持特殊主义逻辑,就必然拒斥别人经验中可发现的共性知识,这等于同时否定了,需要从自己经验中发现普遍性的意识,结果,从中国经验中发现普遍性变得不可能。

知识探索是一种说理活动,政治进路和学术进路的差别,还表现在说理是否要以区域为界。在政治的说理方式中,区域是非常重要的划分,这和识别对象相吻合。而在知识进路中,知识是公共的,一般不受地缘边界限制。说理最终是否可能取得他人的重视,须看其是否包含一般性的知识、而不是仅限特定、短期或偶然的现象。这需要具有从局部的经验中发现普遍性的能力,在复杂性中识别常态和原因。基于此,才可能让不同的经验,共同参与建立人类知识的大厦,经验事实的独特性,可以作为一般化理论的证据得到彰显与关注。例如,从减贫实践中拎出一般理论答案,才可能成为其他地区应对贫困问题的依据。

所以,中国研究不只要阐述特殊经验,更要把中国所知放入世界的知识大厦中,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对解释他人的经验有用,才可能使人真正弄懂中国。如果限定知识地域——你的不是我的,所以解释不了我,相当于我的不是你的,所以解释不了你——那么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就完全无法利用,他人为什么有动机了解中国呢?

讲座第二部分,张静老师认为,当研究者建立了追求一般性知识的问题意识,解释能力就成为关键。解释能力的差异,首先受到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它们和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维惯性有关。

古希腊哲学主要指向普遍的知识,拷问自然的本质和属性等本体论问题,所以区分客观和主观,构造事实的客观性变得非常重要。但在中国思想中,一直对此抱有怀疑,不觉得客观和主观的绝对分别那么重要。正如安乐哲指出的,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客观与主观之间没有不可改变的差异,因为事物往往是具体和相互联系的。这种思维惯性,倾向于忽略一些关键区别,比如经验与超验的区别、再生与构造的区别、感性与理性的区别、证据与意见的区别……等等,从而对事实的认识,基于有限的经验主义眼界。这种眼界重点在理解特殊主义,因为超越局部的普遍性,本质上不可想像。

而从特殊经验中挖掘一般性原理,虽然需要以经验为基础,但不仅仅是所见证明,还需要抽象和推论,抽象出一类事实的特征和原因解释,不可避免地要走出特殊的经验世界,进入揭示要素关联的分析世界。在分析世界中,抽象与推论是一种理论能力,理论解释是一项以事实为基础的创造性活动。

例如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关系。如果单从经验的角度说,现代性是从传统性当中生长出来的,二者没有那么大的本质区别,也难以划定清晰的时间边界。但是如果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两个概念就不只是经验性的而且是分析性的,它表达的是两种根本性质的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存在性质的差别。上述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发生对社会特征——异质还是同质——的不同看法。在经验视角看来,现代性不是普遍的,这一概念瓦解了历史的延续性,所以现代性的产生是一个假问题。但在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的研究中,它是一个真问题,因为真的在英国历史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别:传统的地方性人际关系瓦解,超地方的抽象行为规则出现了,这些规则的逐步扩散,可以解释英国现代社会的诞生。在这项研究中,流动造就了新型社会,生活在城市的个人与原生地家乡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传统上植根于本地关系的伦理原则在城市中难以为继,由此推动了根据行为标准、而非对象辨认的抽象社会规则产生,社会关系发生了异质性转变。这一研究虽然是基于英国历史,但有关现象我们在中国经验中也曾似相识,显然它具有相当的一般性,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是囤于特殊经验、排斥普遍性知识,类似的工作完全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发现。

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及其著作

讲座第三部分,张静老师指出,出现用特殊对抗一般,否定特殊可能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导致研究者缺少理论建设的动力。为什么如此?有五个方面的思维障碍值得认真反思。它们分别是:目标——轻视将经验和理论问题相联系,甚至主动弱化二者的联系;预设——忽略分析框架,使得叙事难以摆脱编年顺序服从解释的逻辑;逻辑——用道德解读和立场评判替代理论解释和事实归因;抽象化——停留在有限的经验现象因,而不去探索理论因;形式化——拒斥形式简化,用现象的复杂性对抗理论构造。张静老师认为,这五大思维局限,限制了我们理论探索的能力。

目标障碍表现在,研究的目标并不指向知识的探索。从事经验研究的目的有很多,各有合理性,但不是所有目标都会自然走向理论揭示。比如,如果以彰显成就为目标,那么就会变成对成就的展示;如果以教化、改变对方的思想境界为目标,那么教育者一般拥有的居高临下态势,很难和对方共同探索未知;如果以打击对手为目标,那么就会认定对手为谬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吸收合理经验。不是所有目标都能产出知识,这些目标都不大可能走向经验和理论的联系。

预设障碍表现在,忽视分析框架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认为框架是拿来的,不是事实中总结出的。认识现象不仅依赖材料,而且和认识者运用的观念预设密切相关。观念预设表现为一系列分析框架,是从事实中构造出来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改变。比如一战和二战时期,没有人否认肉体上大量消灭对手是对的,但在今天的战争中,不是消灭肉体、而是破坏对手的作战能力和支持设施,才是重要目标。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改变了经典时代主要依据伦理原则分析社会的认知框架。总之,每一种研究背后都有分析框架,它的背后有理论预设,其实与时代有密切关联。不了解这些分析框架,或者拒斥对分析框架的使用,很难看到社会深处的东西,这些东西依赖分析框架作为工具的挖掘,不会自动从材料中跑出来。

逻辑障碍表现在,人们之间的相互误解往往并不在于观点差异,而是来自于论证逻辑的区别。比如证明和评断就属于两种不同的逻辑,证明需要展示证据,评断则不介意把意见作为证据。基于不同的逻辑,对经验现象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在推论逻辑之下,需要将问题层层展开,揭示影响因素的存在,展现其他人可以复核的材料,这种论证逻辑虽然不是观点本身,但却是产生观点的方法。如果拒斥逻辑的统一,那么任何观点都无法赢得学界或者严肃学者的关注。

在不同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尤其需要找到共同的逻辑,因为思维受到语言的限定,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组织体,语言差异常常会导致关注重点不同和陈述逻辑差异。因此中文研究者应当思考,我们和其他语言学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系统性差异。对于所有研究者来说,都应当反思是否习惯于评判而不是证明,是否将自己的看法作为对事实的描述,是否将道德立场作为对原理的陈述。研究者应该超越不自觉的思维束缚,以客观事实作为基础,才有增进共识的可能性。

抽象化障碍表现在,习惯停留在现象层次,而不是理论层次讨论问题。理论不是简单现象的归纳,需要抽象的演绎和分析,理论是对现象背后的原理表述,具有超越具体现象的一般性特征。仅停留于对事实发生链条的观察,并不能够产生解释理论。因为理论需要在现象的基础上抽象出更上位的概念,洞察其恒定关系,并表达为一个简化的命题。在人类认识现象的知识谱系中,靠近经验的一端是丰富、复杂和多变的,而靠近理论的一端则是简洁、重现和相对稳定的。当一个理论命题从经验现象中抽象出来,就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一般的知识,接受思想市场的检验。比如马克思理论中所提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一种高度的抽象,这一命题不是只解释一个经验、而是要解释一类的现象。所以如果经验无法被抽象为理论命题,那么任何经验都无法在他人的世界中产生意义。

形式化障碍的表现,是将一般性作为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化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关键变量关系的抽离和表达,好比用一种模式说明一类社会体制。形式化在大多数学科中都非常重要,数学就是一个利用纯粹形式化的符号、公式来表达联系的学科,即使是一些学科表面上拒斥形式化,主张研究事物的复杂性,但是他们从复杂性中提炼出的关键性特征,往往必须依赖形式化能力。知晓前人总结的形式化特征是必要起点,社会科学的大量概念都基于形式化特征,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区别,就需要将具体经验层面的差异,形式化为资本驱动、竞争强度、平等程度等形式特点。

主讲人张静老师

最后,张静老师总结道,要让世界读懂中国,就要基于中国经验追求一般性的知识,这需要克服问题意识、解释能力、及思维上的各种障碍。知识是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工作,如果我们拒斥他人的知识,以地缘来划定知识的边界,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无法进步。

提问环节,张静老师回答了“为何接受知识的普遍性在中国会成为一个问题”。她认为,这也许与中国的历史有关系。中国是一个迟发国家,现代化的刺激和挑战首先来自于外部,外来和内生出现的原则性冲突,被看作是动摇国本的威胁。而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有非常强烈地把自己经验普世化的倾向,这或许与美国争夺话语权的欲望有密切关系,体现了美国学术政治的影响。但我们的问题在于,不能因为美国生产知识的偏颇,就否认一般理论可以经由任何经验发现,因为这样不仅否认了他们,同时也否认了在中国经验中发现一般性知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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