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低廉,宋朝就有公租房

2021-07-29 11:05

华人号:中国文化

早在宋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公共租赁房,且租金低廉。相应地,一套比较完备的城市公共租赁房制度已在宋朝建立。无数从农村、外地涌入城市生活的百姓,虽无力购买高价房屋,但通过宋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便能获得栖身之所。

《东京梦华录》这样描述东京之大:“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南宋临安之繁盛,可能还要超过北宋时的东京开封。《梦粱录》说,“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有学者推算,如果计入郊区的人口,临安府的“高峰(期)人口是250万”。如此庞大的城市规模,后来元明清时期的城市均无法超越。而在与宋朝同时期的西欧大城市,如著名的伦敦、巴黎、威尼斯,人口不过10万。

一个城市人口密度如此之大,必定是寸土寸金,房价高不可攀,用宋人的话来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1300贯;而到了北宋末,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少说也得5000万元以上。

别说市井细民无力购房,就连宰相级别的高官,有时也只能租房居住,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生活在北宋前期的韩琦也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舍私宇居止,比比皆是。”历史学者杨师群估计,“北宋东京城内外,约有半数以上人户是租屋居住的。其中从一般官员到贫苦市民,各阶层人士都有”。

生活在北宋东京,想购买一套房子非常困难。不过,在京城租房却甚是容易,因为京城的房屋租赁市场十分发达: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作“庄宅牙人”,放盘招租的房屋很多,宋政府也向市场投放了大批公共租赁房,并成立一个叫“店宅务”的机构来管理公屋。

店宅务,北宋初称“楼店务”,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店宅务”,南宋时又恢复“楼店务”之称。宋朝的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政府公屋的建造、维修、租赁及管理。南宋临安府的楼店务,“额管三百人”;苏州的楼店务租金收入,一年多达“五万四千二百贯有奇”。

店宅务公屋的租金高不高呢?《宋会要辑稿》收录有几份左右厢店宅务公屋数目及租金收入总额的数据,不难计算出北宋京城的公租房的租金水平。

天禧元年,汴京左右厢店宅务名下共有23300间公租房,当年共收到租金140093贯,平均每间房的年租金约6贯,月租金为500文钱(1贯约为1000文钱)。天圣三年,京城店宅务辖下的公租房为26100间,当年的租金收入为134629贯,平均每间房屋的年租金5贯多一点,月租为400多文钱。照此种方式推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大中祥符七年(1014),每间公屋月租均不到500文。

与当时开封府的私人房产租赁价格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在11世纪,四五百文钱的月租金水平可谓低廉。大中祥符年间,“卫国长公主尝请市比邻张氏舍,以广其居……及询张氏,但云日僦钱五百,方所仰给”。张氏的宅第每日租金就是500文。元祐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住“周氏居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月租18贯。可见汴京的高档住宅月租金当在十几二十贯上下。

一般的住宅赁价,每月少说也要几贯钱。皇祐年间,苏颂担任大理寺丞、馆阁校勘,“月俸共十七千,赁宅、养马已费三之一”,十七贯钱的三分之一即五六贯,当时养一匹马的费用大约每月两贯钱,扣除养马成本,住房月租金需要三四贯钱。

对于汴京的中低收入市民来说,每个月四五百文钱的房租绝不算高。根据多份宋代日工价样本以及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朝的一名中下层市民,不管是在官私手工业当雇工,还是给富贵人家当佣人,或是在摆摊做生意,日收入基本上都在100~300文钱之间。维持一名成年人基本温饱的日开支大约是20文钱。每日15文钱上下的住房开支,相当于每天吃饭的费用,大致是市井细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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