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时间拔牙1万颗，余华崩溃转行，凭借一本《活着》挣了1550万
上世纪60年代，浙江海盐县的一家医院里，每天都有两个小学生在放学后来这儿晃悠，他们免疫了福尔马林和酒精的气息，把医院的各个角落作为戏耍的乐园……在作家余华的记忆中，这就是他和哥哥的童年。
余华出生于浙江杭州，1岁那年，他和哥哥随父母来到浙江一个叫做海盐的小县城定居。余华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母亲是内科医生。因此，余华的童年就比同龄人要特殊许多。
关于这段童年记忆，余华在节目《朗读者》中回忆道：我的童年基本上就在医院里度过。我父亲是外科医生，我和我哥哥两个人经常推门进去看我父亲动手术。父亲看到我们会说：“滚出去！”
我对从手术室里的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冷清、肃穆的医院让人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其和热闹活泼的孩子相联系，但也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让余华见证了世间的“生死离别”，最早接触到了“死亡教育”。
余华读小学四年级那年，一家人搬进了医院的宿舍楼，与厕所为邻，房子正对着医院的太平间。奇怪的是，那时候的余华年仅10岁，却并没有从中产生对死亡产生恐惧。他回忆说：“我并不感到恐惧。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被失去亲人的哭声吵醒。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区分各种各样的哭声了。”
有一年夏天，酷热的天气让余华汗流浃背，汗水泡白他的皮肤，暑气让人难以入睡。就在那个偶然的下午，余华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在这里，他第一次发现太平间极其凉爽，于是余华就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
后来，余华想起那个炎热的中午，他说太平间对他而言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无比清凉的享受，是一种幸福和美好的象征，以至于多年后，当余华读到海涅的诗句，他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可见特殊的童年经历让余华从小对死亡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
当然，这样的天赋不是直接促使余华走上创作道路的主要原因。很多人难以想象，余华这样一个蜚声国内外的作家在早期其实是一个牙医。拔牙和写作？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在余华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在这场“万里挑一”的考试中，17岁的余华毫无悬念地落榜了。在此之后，余华没有选择复读，他先是在卫校实习了一年，然后就被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
从18岁到23岁，余华当了整整五年的牙医。回忆起这份工作，他说：我实在不喜欢牙医的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
那时候，余华经常在工作之余，望着临街的窗前出神，他非常羡慕那些在文化馆工作，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的人。想起枯燥索然的牙医生涯，余华忽然感到前路茫茫，心头划过一丝悲凉。于是他从此立志要一边拔牙一边写作，理想是有朝一日能进入文化馆工作。
本着“拔牙是没有办法，写作是为了以后不拔牙”的信念，余华拾起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以简单学习标点符号的运用作为起点，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这在今天看来仍旧不可思议，这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余华的语言天赋。余华后来以此自我调侃：
“为什么评论家们都赞扬我的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
当然，在创作之初，挫折总是在所难免。余华最初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为了作品有更多曝光的机会，他把自己的作品几乎往所有的杂志社寄了个遍。
他也用这个打趣道：自己所有被退回来的小说当时在中国旅行过的城市，比他后来去过的地方还要多。余华对自己投稿的经历更是一生难忘，他记得自家当时有个院子，每次邮递员总是把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所以，余华的父亲每当听到“啪嗒”一声，就喊道：“退稿来了。”
余华在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机遇发生在1983年。这一年，23岁的余华接到了《北京文学》编辑的来信，受邀前往北京改稿。这趟远行不仅让余华得到了杂志社编辑的赏识，也让他一下子在海盐这个小县城声名大噪，顺利进入县文化馆供职。
在此期间，中国文学在蓬勃发展中迎来了二次复兴，大量拉美作品涌入中国，余华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在接触马尔克斯、卡夫卡等欧美作家后，他的写作方式开始出现变化，与同时的格非、苏童、马原等人开启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探索意义的“先锋文学”创作。
1987年，余华凭借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成功走进众多文坛大咖的视线。这篇小说当时得到了《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和副主编李陀的一致肯定，李陀甚至评价余华“已经走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
但是由于先锋文本的读者甚少，余华再次做出了创作风格的转型。1991年到1992年，余华相继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自己的长篇作品《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这两部作品一同奠定了余华在文坛的地位。
到目前为止，《活着》还是余华的所有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作品以解放前后的中国乡村作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叫福贵的老人回忆自己一生的故事。福贵在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个煊赫的富家子弟，但因为他荒唐风流、嗜赌如命，败光了全部家财。
从福贵的败家开始，他的父亲被气死了，为了给母亲抓药治病，福贵在途中被抓了壮丁。两年之后福贵回到家里，女儿凤霞在一场高烧过后成为聋哑人，妻子则为他生下了儿子有庆；一家人还算圆满，好不容易挨过了特殊年代的饥荒，有庆却在一次献血中意外身亡；在这之后，女儿凤霞难产而死、妻子家珍患病而亡……
父母去世后，福贵的妻子、儿女、女婿和外孙都相继离他而去。最后，晚年的福贵身边，只剩下一头老牛与他相依为命。余华在《活着》一书中写道：
“多年后，当这位叫福贵的老人回忆自己饱经沧桑和苦难的一生时，他说：我有时候想想觉得伤心，有时候又很踏实。”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如雷轰顶的震撼。“活着”在汉语言中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词汇。但是余华的这部小说，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它的内涵，“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来自于对生活的隐忍，也代表了一种对现实的虔诚，这种隐忍和虔诚的力量带领我们平静地去趟过生命中的幸福、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这部作品征服了无数国人，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活着》被翻译到海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享誉全球。毕飞宇曾评价说：
“《活着》的阅读是世界性的，在美洲、欧洲、亚洲到处都是余华的读者。”
从1992年发表至今，余华小说《活着》的销量已经突破2000万册。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余华以1550万的版税收入，高居第二位，创下了当代中国纯文学的销量奇迹。
面对余华创下的这个奇迹，余华的好友兼同学莫言却说：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一辈子有一部作品如此畅销是一件幸运的事，但这同时更是一种不幸，因为有了这么畅销的书，余华的创作动力明显减退。
莫言曾公开表示，余华是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作家，他的文学影响力比莫言大一半，但是书的数量却只有莫言的一半。
但是事实上，余华虽然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但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精雕细琢之作，几乎不曾让读者失望。余华在擅长描写苦难的同时也洞悉人性。他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其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这种探索无关形式，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
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阅读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也用余华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
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个人空间的狭窄使阅读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阅读打开了我们个人的空间，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宽广和大地的辽阔，让我们的人生道路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文学的阅读更是如此，别人的故事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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