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对一切神的最后一战

神既然不屑于帮人做事儿,人为什么还要膜拜神呢?在蒙昧时代,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保护机制,这种能力,理性程度不高的人天生就会。

我认为,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机制源自人的潜意识理性,服务并服从于人生的自圆其说需求——既然意识不能帮人彻底主动自圆其说,那就只能靠被动的潜意识帮人实现低层次自欺欺人的自圆其说。

为什么只说这样的自圆其说是低层次的,而不说是错误的?那是因为在终极哲学出现前,所有旧哲学的自圆其说层次都不真高,所以受逻辑天花板的共同束缚,人们普遍活在错误的是非观里——没有终极的是,就没有终极的非——所以人皆只能活在不真高明的自圆其说中,错与不错,都只是强词夺理而已。

面对西方哲学如此明确的无奈,我这个哲学白丁却为什么能看似透彻分析它呢?!那是因为中国传统道文化赋予了我西方哲学中没有的整体性,所以高屋建瓴的视角才让我能做到看似透彻的系统表述。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任何低层次的自圆其说,都会以心理暗示的形式服务于看不清本质的人的心理安全需求,因为相对于人的自我意识,不真知所必然带来的恐惧感,是人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正因为如此,人的自信方以自主克服潜意识无知的程度而得相应建立,所以在不能常识化建立终极自信之前,知的程度极低的古人便遵循潜意识的误导,投机取巧地把世间的所有无奈归因于上帝,同时也把人所能想到的一切超能力全部赋予了上帝,然后人就可以掩耳盗铃地活了。

这样的偶像崇拜,在早期人类文明是普遍现象,因为这样的心理寄托会降低人因无知而产生的恐惧感,会让随时面临险境的人不至于陷入类似抑郁症一样的无所适从,所以既有积极性,又有消极性。

只要哲学不能普及,人类就无法整体摆脱蒙昧,所以现代文明也一样,虽然每天鼓吹“自由、民主”,并用许多现实福利粉饰现代社会的高度文明性,但这样的幸福感对于不明真相的民众来说,一如空中楼阁,因为只要思想的地基没打好,便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心灵正确互动的不能,当欲壑难填导致的灾难到来时,那种不幸福感对人的精神打击反而更大,前所未有的孤独感会让人更加抑郁——人类的终极理想是没有人再抑郁,是谓终极和谐。

中国社会如今正面临这种状况,越富裕,抑郁和抑郁症越多。这说明,只要指导人际交流的哲学不具有普及性,而且不得现实地普及,那么它对人们日益富裕的生活的实际破坏,便注定如影随形地发生。

文明进步从来都是进行时,只有唯心主义和无知的人,才总是把文明进步当成静止的来对待,于是或盲目乐观,或盲目悲观,除此之外的,就是普遍不真知的怀疑论者。

此时我却突然觉得,在哲学体系内,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都是怀疑论者,因为只要看不到整体性,他们就看不到对方理论的全部合理性,于是只能像唐吉诃德挑战风车一样地展开无情打击,结果尴尬的依然是看不见整体性的他们双方,所以他们彼此都是坚定的怀疑论者。这一点与旧西方哲学史观点有大不同,值得认真对比一下。

这是人的知行合一性与哲学的知行合一性共同赋予人类社会的通病——社会越富裕,人的闲暇自然越多,就越需要用哲学理性去调和人精神上的空虚,但实际总是不能。

不具备常识化标准的哲学真的很难学,于是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只能放弃学习,然后在穷极无聊的休闲中惹是生非——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比如形式民主,虽然很虚伪,但仍可以像虚无的上帝一样,帮助某些庸人抵抗抑郁,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很容易实现,于是……

哲学显然是根治人类思想病的最佳法门,是人和人类社会求得内在平衡的工具,更是列宁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所唯一可资依赖的工具。

人类所有的文明与文化发展,都服务于哲学这个工具的建设需求,可惜只要达不到常识化水平,人类便相当于在浪费自己的天生逻辑分析能力,自缚手脚地任由谬误宰割自己,越自负,受的反作用力越大——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很自负,只不过唯物主义稍好一些而已。

哲学凭什么有如此担当,值得这样称道呢?是因为哲学可以通过一系列专业思辩让人无困于心、不累于形,甚至实现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由境界。这种辩证思维是自然规律运行于人头脑的逻辑现象,具有先在性特征,不是人后天的发明创造,因而只要找到适当的法门,且在人类灭亡前有足够的时间,哲学就一定能够普及。

说到这里,敏感的人会发现,我对哲学辩证效果的表述,以中国传统文化用语为主,与西方哲学语境反而关联甚少,是不是我不懂哲学啊?!不管是或不是,总之我这个哲学白丁看到,虽然西方哲学界至今仍不明确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地位,但我就是要反其道而行,因为西方哲学根本无法帮人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个体层面实现过的思想自由,所以我要彻底否定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并以此来促进东西方哲学的主动融合,进而用哲学帮中国传统道文化实现大道至简,同时力求在帮助旧哲学正本清源之后,推动哲学的普及化进程。

我认为,东西方哲学的对立现实地主导着中西医之间的对立——中医自得于辩证施治的治未病,对已病则继续在辩证施治中听天由命,西医虽自得于定量和定性分析下科学地治已病,并因此而极端鄙夷中医辩证施治的不确定性,但人生却依然有限必死。

中西医之间,显然具有充分的互补性,结果却因为各自立场的不可调和,最终导致某些人之间看不到尽头的相互讨伐,这亦代表无知的人自己所控制不了的思想分裂。

殊不知,中医治未病的自信来自于对自然人文的整体认知,这恰恰是西医所无能为力的,所以西方人在推动现代文明进步后,却只能又可怜巴巴地回到上帝面前,跪下来要求赎罪,从不得东方人的豁达。

比如随着医学技术的突破,人体最大的器官被发现是遍及全身的密集结缔组织,这是一个充满流体的间质网络。西方医学现在才承认它在人体上的独立组织属性,但中国传统中医在不做这种区分的情况下,已经用经络学配合推拿、针灸等手段帮人祛除病痛几千年了。这就是东西方文明在文化根基上的差异,只有在融合中求同,才是人类集体之福——合则两利,分则俱伤。

基于中西方哲学共同赋予我的感性和理性平衡于一身的自觉,我想用一己之力推动中西方哲学的终极融合,通过把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擅长的自圆其说能力上升为西方文明一贯缺乏的哲学整体性,进而实现哲学终极意义上的正本清源——用清晰的哲学整体性确定西方哲学的低认知维度,同时通过明确西方哲学不具备的哲学整体性广泛存在于东方文明,借以确定西方哲学不承认的东方哲学的高认知维度,进而在终极打破逻辑天花板的情况下,实现人类在思想上的终极求同。

中国人古来相信,只要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特定的正确法门诚心修道,人就有成仙的可能,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仙都以人得道成仙为主,以鸡犬升天为辅。

在神话故事中,人神之间关系明显不平等,但从哲学角度,尤其相对于西方人对上帝的绝对崇拜,中华文明的人神关系平等色彩浓厚,因为中国古人都相信,只要遵循特定的法门,人就一定能得道成仙。

这种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有市场,这意味着人可以自主获得与神平等地位的可能性——从中国的神话人物都由历史人物演化而成看,那代表中国人可以自主追求并实现思想自由的现实性——从追求人生自由的公平性角度,因为上帝的绝对阻挠,西方哲学根本没给人提供过任何可能性和现实性,他们只让人忍受与顺从。

没有宗教神学的束缚,证明中华传统文明所提供的政治、思想人生自由相对其他文明更多,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先民相信人皆可修行成仙得道,这使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团利用文化愚民的难度加大,所以反向促进中国传统伦理学极端发达。

中国发达的儒家伦理表面上服务于政治统治,但同时也束缚了统治者,而西方文明的统治者因为政教合一性,实际一直处在无人束缚与监督的状态,却因为上帝的绝对权威而具有了全部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的旧政权可以随便被新政权奉天承运而取代,西方世界的贵族政治却直到近代才稍有撼动,因为形式民主依然顽固地更多保护既得利益者,而中国政治却借用民主理念开始追求终极消灭一切既得利益者了。

我认为,哲学研究人与内在的自我、外在的他人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些关系代表以我为圆心的世界的三个层次,所以都是与人相关的伦理关系,所以哲学就是伦理学,所以伦理学根本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然某些人爱狗甚于爱人,就得不到合理解释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关系,绝不仅是西方哲学判定的——只伦理学发达——那么简单。

从儒家伦理对营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和谐能力看,终极哲学对营造人类终极和谐理想的实现至关重要,所以从儒家伦理在确保中华文明亘古不变的凝聚力当中,我们更要看到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天人合一理念为人类文明的终极融合埋下的伏笔。

儒礼源自周礼,以敬天法祖为本,天即上帝和神,礼即理的延伸,在儒家思想天理人伦的一致性当中,确保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现实可行性,正因为这种理念的相对成熟,所以与早期政治密不可分的巫被近乎为零地从中国传统政治中隔绝开来,这同样加大了政治利用文化愚民的难度,所以中国传统政治虽然仍有与儒家文化合力愚民的嫌疑,但实际亦有被传统文化绑架的意味在其中。

横向比较之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正是这种先进性的延续,所以正现实地主导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一直主动追求向哲学做最大限度的妥协,直到终极妥协,这才是人类现有的最高理性,所以这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正确方向,所以中国道文化其实一直在用文明发展的终极指向性引领着中华民族艰难前行,只不过这种指向性只有借助常识化哲学视角才能发现和清晰表述而已,所以中西方哲学必须在常识化当中实现主动融合,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相对于列宁所言“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明确革命理想,中华道文化受文明发展进程局限,一直在潜意识层面引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地奔赴终极文明,其中的潜在革命性一旦清晰地整理出来,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度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擅长的知行合一性自然会变成新哲学的可普及性。

在可普及的哲学产生前,类似列宁这种高层次主动改变世界的决心,会产生于那些惯于迷信的基层民众心里吗?当然不会,所以理论上讲,只要世上有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不能因教育而轻松摆脱迷信心理,人类就不得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列宁这句话当中的煽动意味明显——哲学必须普及。

因为智力正常不等于心智必然透彻(不然抑郁症患者不会日益增多),所以需要通过思想创新去革除一切不透彻心智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只有提倡实现这种心智层面的终极革命,相应的哲学才具有终极性,这种终极性也是革命性,是哲学的专利,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共同本质指向。

如果承认列宁的这个论断的真理性,那么大家共同执行就是了,为什么要煽动呢?因为虽然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冲突导致了人类一贯的集体分裂,但这种分裂有利于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唯心主义政治领导集团浑水摸鱼,所以初当唯物主义政治领袖的列宁深知,只有通过反复革命的激浊扬清,直到彻底消灭一切神,人类才能因集体自觉而彻底摆脱只帮特定利益集团谋利的政治,从而实现人类整体和谐。

在上述理想不能实现之前,我们仍须主动忍受政治渔利现象的必然存在,但这样的主动妥协不等于投降,恰是利用政治消灭政治的最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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