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兵法：王安石升迁三篇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五事札子》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18]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19] 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但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 ，起用他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1068年）四月，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丶边境危机，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曾于熙宁四年（1071年）向宋神宗奏《上五事札子》：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
变法三年后，从青苗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看，官吏不顾朝廷法令强行摊派青苗钱，百姓无力还款时暴力催收。官吏的不称职和腐败使得青苗法越实施越走样，到最后成了扰民之法。这说明王安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把变法实施不利的原因归结于用人不当，但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王安石对吏治变革没有取得成效，无法保障变法的实施。事实上，王安石变法时把顺序搞错了，应先整顿吏治，再逐步推行变法，王安石是先迫不及待地推出青苗法、均输法。
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 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文言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葘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法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拘执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痒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面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
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伎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常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出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腐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堕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小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其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主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束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土，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 ，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迁，则百司庶府，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
取之既已不祥，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二以法束缚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而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切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以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郑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夷蛮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郑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事亦足以观矣。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诚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人才教育、中产阶级摘录
王安石变法虽导致北宋国力衰颓百姓流离，但其施政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不失为一篇千古绝伦的精彩政论，谈及人才、财政、养廉、教育、国防诸方面，其中谈及教育一段，真是戳中了中华千年教育的痛点，时至千年之后的今日，仍然一成不变!
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
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
另有一段“中产阶级乃国之根本”的精辟论述：
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
二，巜百年无事札子》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 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 宽仁恭俭，出于自然; 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 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 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 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 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饬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札子”，又称“劄子”、“榜子”，古代公牍文的一种。它具有两类含意： 一是称大臣向皇帝进言议事的奏章; 一是指凡有司不用正式诏命所发布的指示、指令。前者如“上令尚书给笔札”(《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后者似由宋代中书省、尚书省以及诸路帅司始行兴，亦称其“堂帖”。据欧阳修《归田录》所记：“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今谓之札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 (即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的合称) 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札子。”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即属于奏章一类。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其时，王荆公正官拜翰林学士。
据史载，神宗赵顼即位之前对王安石的才干已早有所闻。所谓“帝在藩邸……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续资治通鉴》)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人对。”(《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越次入对”，即越级当面回答皇帝的垂询，此四字足证神宗对王安石的赏识。在“入对”中，神宗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所以本文起笔便自责“误承圣问”、“语不及悉”，自愧“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史籍所谓“安石退而奏书”者，即指此篇“札子”。作者说自己所以能“敢昧冒而粗有所陈”，是为了弥补入对时的“迫于日晷，不敢久留”，尤其是对此问的“遂无一言以献”，可见作者写这篇札子的目的始终很明确。
宋神宗的垂询，实际上给了王安石一个论证“享国百年，天下无事”的命题，王安石却将题旨落在从“无事”揭示出“有事”。所以作者历数宋朝立国百年来，太祖开创在先，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守成在后，尤其是仁宗时政治措施的功过得失。作者的本意乃在总结积弱、积贫局面形成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所以，在王安石的笔下既痛揭时弊，点明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 又反复而详尽地分析积弱积贫的由来与后果。作者以政治家的敏锐和文学家的才思，引导宋神宗对“无事”背后的“有事”能持以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鼓励神宗及时铲除弊政。暗示了要维护大宋朝真正的“百年无事”，唯有实行变法改革，其必要与紧迫已是刻不容缓。作为一篇奏札，王安石力陈弊端，以文笔简洁、犀利见长。而其见解中肯、语辞深切，更得到了神宗的重视和信任。史籍称，赵顼批览奏札的第二天便要王安石速细陈“设施之方”，次年又擢其为参知政事 (即副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可见这封奏札堪称变法之先声。
古代帝王大都变化多端，难以预料。要将一篇褒美中盈溢着揭露，赞赏中满含着讥切的文学编排得易于接受，乃至认可，确非易事。何况初登大宝的神宗赵顼虽有意刷新政治，仍时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干扰。王安石的运笔之高妙或正在此。作者能审时度势，行文以身任翰林学士，“近臣”书奏的角度口吻，力陈已见，辩析申述，尽职尽责。而全篇抓纲带目，寓理于人事。或褒或讥，条分缕析。文势首尾贯通，一气呵成。作者指陈时弊能切中要害，褒扬政绩又铺写精详。语辞犀利而委婉，篇末的结语尤其恳切真诚，其忠谏之心油然可见。从这篇奏札的效果看，确实感染并打动了神宗，使变法得以尽快地实行。而这种奇效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善以欲抑先扬、褒中寓贬的艺术手法。在议论文体的“札子”一类中，王安石的这篇由“无事”论出“有事”的文章，从立意到谋篇始终成为后世之楷模。
本文的重点在三、四两节。作者由首节的奏札引契，表示了作为“近臣”的“粗有所陈”。继之以二节文字，赞叹本朝历百年而无事，全仗五代人君的秉赋天性，或“聪武”、“谦仁”，以至“无有逸德”。而尤称“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凡用人“必尽其材”，政令“必当其务”;“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诛贪残”，“躬以简俭”;御外而能安邦，平内而能定国。果然因有太祖开创于前，四帝守成于后，使北宋能“享国百年”。这一节文字极简洁精练。王安石以一连串整齐而略加变化的句式颂扬历代君主，文中单列太祖盛德，其他以“无有逸德”作一笔带过，使行文重点突出，亦避免复杂之嫌。而“无有逸德”褒中有贬，虽颂词亦不说绝说尽，文句简明而容量深广。作者前文有“粗有所陈”之语，此处亦作提纲挈领式的概括，承转启合，彼此照应，使文势贯通如一。
王安石此文立意于“无事”中的“有事”，所以便在欲抑先扬，褒中寓贬的“褒扬”二字上极尽铺陈渲染。从文字与语势上竭力写足写尽，才能使“抑”和“贬”的意义更加深刻，使“有事”在“无事”的衬映下暴露出已是危机四伏、病入膏肓的严酷现实。于是回归到文题的宗旨，要真正“百年无事”，唯有走变法改革的一条路。
因此王安石以“仁宗在位，历年最久”(1023——1064，达42年)，而自己又曾经担任仁宗的侍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故愿单独立言专论。由此，奏札顺势转入三节，而“申鉴于方今”“已含篇末人事不可怠终意”(《唐宋文举要》卷七引文)。仁宗朝事，作者或亲眼目睹，或参与其间，凡朝政之功效利弊，王安石了然在胸。形诸笔下自然是落墨有致，要言不烦。作者以先言其事，后言其效构筑本节文字。写仁宗之“施为”。历数其：未“妄兴一役”，未“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恶吏之残扰”;“宁屈已弃财”，而“不忍加兵”于夷狄;至于刑律公正，“赏重而信”;采风纳谏，不偏听偏信;任贤用才，“拔举疏远”，皆循定法。王安石将仁宗的“施为”之所以出，统归之于“宽仁恭俭”、“忠恕诚悫”的“自然”、“如一”。仁宗“施为”种种，作者往往亲身经历，所以落笔得心应手，文字铺叙也愈见精详丰赡。王安石写“先言其事”用的是综述法。将上文中赞仁宗以“无有逸德”的诸般事项具体化，分别罗列出来。其事虽有大小巨细之分，但指评事理同一。仁宗为人君者，其“仰畏天，俯畏人”的思想也“自然”、“终始如一”。议论文体向有先分后总或先总后分的不同方法，本篇“札子”亦循此道。所谓“先叙此四句 (指文中的'宽仁恭俭’、'忠恕诚悫’、'出于自然、'终始如一’)。下文却留此在后总收。”(《唐宋文举要》卷七引文)
就此，作者详写仁宗行事之效。虽褒美之辞，王安石仍从综述细抉分出六层，连迭起六个“……之效也”的句式，逐一回扣仁宗所“施为”。果然是以纲带目，写来条分缕析，井然有序。仁宗政绩显彰而功效明确，六个“……之效也”的连用，使行文顿生波澜，令人眩目。所谓“不忍加兵之效也”为其一： 但见吏治得以整肃，边患安然消退，兵免死、民团聚，“安逸蕃息，以至今日”;“刑平而公之效也”为其二： 凡“大臣贵戚，左右近习”，皆能“自重慎”，守律法，其诚“甚于闾巷之人”; 至于“赏重而信之效也”、“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列为其三、其四，实际已在褒美之中揭示出兵员冗众而无将帅; 官吏冗多而缺贤能之材; 天灾人祸使灾民流离失所而盗劫滋生的弊端。而“相坐之法之效也”则为五，旨在揭示百官升擢降职中弊端种种;“终始如一之效也”是其六，则表明仁宗的“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的秉赋美德。作者对仁宗的政绩功效极尽溢扬之辞。虽处处歌功颂德，却又句句并未把话说绝说到顶，而是褒美之中有贬意。或直泄或暗寓，以便为下文的揭露矛盾作铺垫而留有余地。王安石剖析仁宗朝的利弊得失，观察敏锐，文笔犀利，论点鲜明。作者写仁宗朝的“无事”，其实行文中已处处可见其“有事”。此六条“……之效也”明为褒奖溢美，实质引导神宗多去想一想功效后而的弊端。从文句语势上仍能贯通一气。难怪古人赞此文：“纲举目应，章法高古，自始至终，如一笔书。”(《唐宋文举要》卷七引文) 作者确是文思高超，颇多匠心。
奏札的第四节，作者以“然”字宕开一笔，指出“本朝累世循末俗之弊”，揭示题旨所在。王安石运文历来讲究多变。所谓“仰畏天”、“俯畏人”，由上文直至此时而始见端倪，所称“此二语在累朝相继处总收” (同前)，行文也一变而为言事剀切，出语惊人了。“累世”二字将太祖也归入其中，可见“因循末俗之弊”并非自今日始。王安石以“累世”一句喝起大旨，笔触由此直指帝王人君。而指陈时弊，洞察积患，语辞又多重在讥切，与三节的偏于褒美恰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力陈朝政之失，首在为人君者不能效仿“古大有为之君”，不行“先王之法”。作者语含讥讽一语中的。文中指出“人君朝夕与处”者不过是佞嬖女色; 理朝视事又囿于琐细，而不与臣僚探讨社稷大政; 以致“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绝少人君主观的积极努力。必然是邪正不辨，名实不察。王安石以翰林学士的身份直言以谏，奏札历数“累世”之积弊当首在君王。其议论惊世骇俗，充分体现了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胸怀与气魄。以下，作者由整顿朝纲，考究名实的弊病，引证出选才用人的种种“怪事”。所谓“君子”与“小人”相同列;“正论”与“邪说”并容用;取士以“诗赋记诵”，不备设学校行“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授爵，而无考核“课试之方”、以致朝廷吏制混乱，久沿成习。凡监司不行督察，守将不经挑选，何况官员调动频繁，“难于考绩”，使得那些善于钻营、夸夸其谈又不学无术之徒得逞于以假乱真。直至结党营私，凭空制造声望者反得居“显官”，一些勤政职守的人却横遭排抑。王安石对吏制的黑暗深恶痛绝。行文中一一点列，凡其人其事无不入木三分。虽说是奏札论述，语句却简洁有力，形象生动。作者满怀慨叹，将本朝选贤任吏的积患归结为“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能者“亦无异于庸人”。选材用吏若此，朝政吏治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安石深谙人君之道不明，人才吏制坏怠是“因循末俗之弊”的根本，君臣昏庸，不思进取，江山社稷也就岌岌乎可危了。所以，作者顺次转诉其余诸项失政，分析并揭露潜伏着的种种社会危机，文字愈见出有根有据。从现象看，农民苦于徭役，失修水利;边关将士“杂于疲老”，多缺素质;禁军卒伍，聚“无赖之人”;帝室宗亲或无教养，亲疏升降亦缺标准;而国库空虚，财政縻费无度，绝少理财之人之法。朝廷的病患，社会的危机已是“本朝百年无事”所不能掩盖的了。王安石正以这种反复驰骤的艺术手法，要言不烦，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以人君之道与人才之道总括积弊之要害，继之，层次分明地罗列“无事”背后的隐患，揭示出本朝百年之“有事”非一日之寒，而如今已到了非革除弊端不足以保社稷江山真正无事的关键时刻。所以作者反讥“百年无事”的说法，“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劝告神宗对此应有一个全新的评价。
文末，作者将笔触归回题旨，奏札中寄希望于神宗：倘“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那么，神宗欲“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语出见心，满含殷切，而以此收束全篇，文字既自然又无谄媚之嫌，亦不失此奏札的本意和近臣的身份。果然是顺理成章，恰到好处。
一篇由帝王命题的奏札，王安石偏从神宗所等待着的“百年无事”论证出危机四伏的“有事”，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文中褒美与谏诤的各自偏重，欲抑先扬、褒中寓贬的巧妙构思，尤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在整饬统一的结构中，王安石亦以对偶、排比、齐整而有变化的句式加强了行文的节奏感，所谓“环玮雄放”，琅琅可诵。明代茅坤称“此篇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胁，全在说仁庙处，可谓搏虎屠龙手。”(引自《唐宋文举要》卷七)此语堪为的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