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关于琉球汉籍的清单

文/ 王小盾 吴雲燕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近几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面貌得到很大改变。有一批研究者,凭着一份学术好奇心,也凭着“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的理念,不断从事开辟新领域的工作。“敦煌文学研究”“域外汉籍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由于受“预流”思潮所感染,我们也关注了东亚一些地区的文学现象,包括琉球。——首先注意到琉球汉诗,接下来注意同琉球汉文学相关联的汉籍往来;最后,遇到这样两个问题:既然琉球汉文学是依靠汉籍记录和传播的,那么,什么是“汉籍”呢?既然汉文学的生存有赖于汉籍的生存,那么在琉球,“汉籍”是如何生存的呢?我们打算分几步来说清楚这两个问题,今天先谈一个笼统的认识。

一份关于琉球汉籍的清单

在我们看来,要认识一个事物,首先应该把这一事物同与它关系最密切的其他事物相比较。那么,同琉球汉籍关系最密切的事物是什么呢?大概有两样东西:一是琉球文书,二是琉球的变体汉文典籍。也就是说,要确认什么是“琉球汉籍”,那么,既要把典籍与文书区别开来,也要把使用两种文字的书——用汉文书写之书与用变体汉文书写之书——区别开来。
相比之下,前一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汉文典籍与变体汉文典籍的关系是文字载体的关系,其意义是传播学的;而文书与典籍的关系是文献形态的关系,其意义是发生学的。这在学科结构方面也有表现——完整的东亚汉文献学包含典籍学、文书学、记录学三部分。典籍是经过编纂,用于公开表达,面向全社会的文献;文书是为处理人际事务而制作,用于特定人之间的交流或约束,面向少数当事人的文献;记录用于记事,以期备忘,以写作者本人为主要阅读对象。三者功能不同,但往往彼此交叉。看看中国古代典籍的成书过程就知道:典籍往往产生于文书档案的集合。
在我们看来,以上认识,是和操作实践紧密联系的。比如要研究琉球汉籍,首先要建立一份关于琉球汉籍的清单;要确立清单的标准线,就要比较和分析。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份清单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不成熟。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已知“琉球王国时期琉球人翻刻的汉籍和自撰的汉文著作,在琉球王国故地遗存已不足五十种,在日本国内似也不超过百种”(严明《近世东亚汉诗流变》,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另外有人认为,琉球人编撰的汉籍133部,其中“汉诗文集共有二十多种”(高津孝《琉球的出版文化与琉球汉诗集》,载《人文中国学报》第二十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这两个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说法。
《近世东亚汉诗流变》严明著
不过在我们看来,其标准线不明确,统计也不够完全,因为在宫良殿内文库、阪卷—宝玲文库、伊波普猷文库、仲原善忠文库、岛袋源七文库、原忠顺文库(下文分别略称“宫库”“宝玲”“伊库”“仲库”“岛库”“原库”)等琉球古文书文库中,收存了1200多件文书;在位于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也有一个书库叫“楚南家文书”(下文略称“楚书”)。在这些文库中,可以见到许多符合标准的古典籍——也就是经过编纂、用汉字书写(包括少数偶尔旁注标音符号和返点符号)的书籍。这些书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而据我们统计,其中有以下46种汉籍:
(一)琉球版中国书:
《孝经》(仅见于宫库),《二十四章孝行之录》(仅见于宫库),《千家诗》(仅见于宫库),(明)茅伯符《琉球馆译语》(仅见于伊库),(明)陈侃《使琉球录》(仅见于伊库、宫库),(明)吕坤《吕子节抄》卷四、五、六(仅见于宫库),(明)侯继高《全浙兵制考·近报倭警》(仅见于伊库)
(二)琉球人所抄日本汉籍:
佚名《实语教》(仅见于岛库),佚名《经典补注》(仅见于宫库、宝玲),(明)安梦松撰《孔圣全书》(仅见于宫库)
(三)琉球人所撰之汉籍:
史部写本:蔡温《中山世谱》(宝玲),佚名《王代记》(仅见于伊库),郑秉哲等《球阳外卷》(伊库,宫库),程顺则《指南广义》(仲库),佚名《服制》(仅见于宫库),佚名《中山王府相卿传职年谱》(伊库),佚名《琉球国碑文记》(伊库),佚名《汉文集》(仅见于宫库),佚名《糺明法条》(仅见于宫库),佚名《林政八书》(仅见于宝玲),佚名《呈文集》(仅见于楚书),佚名《禀报集》(仅见于楚书),佚名《拟庆贺登极表》(仅见于楚书),佚名《飘流别地方求口粮呈》(仅见于楚书),佚名[漂风难夷收官口供](仅见于楚书),佚名[册封关系](仅见于楚书)
子部写本:佚名《习字手本》(仅见于宫库),佚名《郑嘉训书》(仅见于宫库),佚名《古波藏亲方御手迹》(仅见于宫库),佚名《真字手本》(仅见于宫库),佚名《行书唐诗帖》(仅见于宫库),佚名《大桥长右衙门殿御手迹》(仅见于宫库),佚名《狂戯いろは诗歌》(仅见于宝玲),佚名《一门和睦传》(仅见于宫库),佚名[花木养方之书](仅见于宫库)
集部印本:阮宣诏等《琉球诗录》(宝玲),阮宣诏等《琉球诗课》(宝玲),林世功等《琉球诗录》(宝玲),林世功等《琉球诗课》(宝玲)
集部写本:林世功等《琉球诗录》(仅见于宝玲),佚名《琉球咏诗》(仅见于宝玲),佚名《御茶屋之御挂物并御额御挂床字写》(仅见于宝玲),佚名《中国册封使渡来の时の正·副使及从客と琉球诗人との唱和》(仅见于宝玲),佚名《诗集》(仅见于宫库),佚名《联句集》(仅见于宫库),佚名《细字手本》(仅见于宫库)
以上这些书,是在一一读过以后归类的。比如《孔圣全书》,其底本是宽文八年(1668)武村三郎兵卫的刊行本。宫良当宗据此刊本抄写而来,所以我们将其判为“琉球人所抄日本汉籍”。又如在“琉球人所撰之汉籍”中,有《球阳外卷》和《服制》。《球阳外卷》是民间传说集,因从《球阳》一书中辑出,故名;又称《遗老说传》。它在伊库有两写本,分别编为IH013号、IH014号。今依《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第14册,列在“史部”。《服制》则是松茂氏当宗抄写于光绪六年(1880)的文书集。所抄为琉球王府评定所于1725年至1737年之间关于葬礼、丧服等制度的规定,用汉字书写,所以也判为史部书。至于佚名[漂风难夷收官口供]、佚名[册封关系]等,书名中的方括号表示原无书名,此名由后人所拟。
关于以上这份清单,我们想说这样一句话:今存琉球汉籍(琉球人抄写、刊印或撰著的汉文书)共有140种;其中46种见于各文库,而且有36种仅见于文库,未见于其他图书馆——占琉球汉籍总数四分之一强。这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典籍是在文书这片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所以,只有全面掌握古文书资料,才能准确认识古典籍

一批拥有特殊内容与形式的古文书

我们另外想说的一句话是:作为方法的“域外汉籍研究”,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研究古文书同古典籍的关系。
一般来说,古文书同古典籍之间有三种关系:
其一,古典籍以文书的形式存在,往往手抄,有时为摘抄。以上所列的琉球汉籍,大多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这类文献视同于汉籍,作为汉籍流传与再生研究的直接对象。
其二,古文书记录古典籍,或记其书名,或记其内容,或记其流传。比如宫良殿内文库所藏《万书集》,载“书物目录”,著录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又载“和述书物目录”,著录用和文书写的书籍:共达几十种。这类文献既表明了琉球人的汉籍观念,又为汉籍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其三,作为准汉籍的古文书,亦即有编纂倾向、传承倾向的古文书。其特点是:或有序跋,或抄辑在一起,或增加了篇名,或有目录,或署作者、编写者、传授者姓名。比如宫良殿内文库有《花木养方之书》,书中记有“村山师傅传授”(传授者)等字样;有《孝女口说》,封面写“登川亲云上作为”(作者);有《细字手本》和《稽古书面集》,署整理者(编写者)为松茂氏当昭。这些书或在编写方面,或在传承方面,模仿了汉籍,因而反映了汉籍在琉球再生的过程,也反映了琉球人制作汉籍的动机与途径。不难推想,如果从以上三方面对琉球各文库所存1200多件文书逐一加以考察,进而同已公布的琉球汉籍进行比较,那么,我们一定能阐明汉籍在琉球的流传方式、影响深度,及其再生方式和再生缘由。
值得注意的是,琉球还保存了一批拥有特殊内容与形式的古文书,例如:(一)伊波普猷等文库所保存的多种琉歌集,包括《歌集》《古今琉歌集》《おもろさうし》,收载古今歌谣;
(二)宫良殿内、仲原善忠等文库所收藏的多种漂流文书,包括《漂流唐人の经过报告书》《难船唐人の报告书》和文学笔记《满次郎漂流记》,以及作为漂流文书模板的《汉文集》;

宫良殿内文库所藏《汉文集》书影(5帧)

按:此《汉文集》抄写于光绪十四年(1888),高22.7厘米,宽15.2厘米,共34页。编号为MI043.由松茂氏第十一世当整抄写。其内容是琉球八重山岛难民向中国官员请求救助的禀文,属于漂流文书的范文集。此书每篇正文用汉字书写,其后用朱书的候文加以解释。作为一部典型的文书型典籍,它有三个特点:其一用于指导写作,具有文体学意义;其二双语书写,用于学习汉文;其三字迹工整,有很明显的传播功能。

(三)阪卷—宝玲等文库收藏的数十种记录上江户使团出使经过的图书,包括《琉球人行列记》《宝永七年琉球人来聘》《琉球人音乐见物御达书并音乐见物之控》和日记体的《离方间切之村々回见日记》;
(四)伊波普猷、阪卷—宝玲等文库收藏的多种琉球古典音乐乐谱,例如《工工四》《琴工工四》《八重山工工四》《琉球乐典安富祖流工工四》;
(五)各书库收藏的中日琉使者的笔谈书,例如《琉馆笔谈》《琉客谈记》《古实方答》。
这些文献在内容上超越了中国汉籍的范围,形式上也有丰富表现。看见它们,我们不由得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书籍分类的本质是什么?在东亚汉文化圈的视野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哪些新鲜意义?这问题提示我们:书籍品类实际上是对文化品类的反映。若要“辨章学术”,就要结合文化品类来考察书籍品类;若要“考镜源流”,就要考察来自中国的编纂意识、书写制度同琉球本土社会结构、文化传承习惯的相互作用。由于在不同地区,文化的品类、书籍的品类都有很大不同,所以,这一方法是超越中国学者的旧习惯的。但正因为这样,关于古文书的研究可以究明书籍产生的机制,究明在传播中发生变异的原因,也究明汉文文献学的原理。

本文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21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题为《谈谈琉球古文书中的汉文典籍》,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组稿:《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

排版:小孟

统筹:凤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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