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柏林，屠格涅夫与萨义德

约瑟夫布罗茨基曾经这样告诫过西方学者，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这也就是以赛亚伯林在谈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时候不断回到俄国经验的原因，在《俄国的思想家》一书中，伯林比较过赫尔岑与巴枯宁两人之间对于个体自由追求中不同的驱动力，赫尔岑与巴枯宁都以个体自由的理想为思想与行动中心，但两者却有着根本不同，赫尔岑反对历史是有目的的进步，以及自由体现了历史的目的的观点。而在巴枯宁那里，一切个体都可以为反抗集体压迫的力量让步。而在谈到屠格涅夫的时候，伯林更是从他宽容大度的怀疑主义看到了屠格涅夫对于专制的畏怖和对激进手段的疑惧，在屠格涅夫那里，你无法找到任何可以背诵的教条、任何可以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在他的小说《父与子》中，主人公巴扎洛夫拥有一种对抗性的才智，他总是否定一切，在他那里没有任何坚不可摧的东西，他身上恰恰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矛盾性。萨义德在谈到伯林文章中的屠格涅夫的时候，提出他笔下的巴扎洛夫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永远怀疑一切，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萨义德认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而这同样是伯林在《俄国的思想家》所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