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和伦理学有哪些显著特点？

引言

一种自然哲学的形成如同未经加工处理过的事实不能成为历史，而事实内在的自然动力也渗透进了史学家的推论之中一样，绘画的真正目的也不在于有形地反映可见之物，而在于对存在物之变化的感知。

《梦溪笔谈》卷17是有关绘画和书法的，其中包括一段著名文字，作者于其中宣称，绘画创作与对原物的相似性的庸俗要求无关。使艺术作品具有价值的因素是超越了事物之外在直观，归根结底是由于作品表达了其作者的思想、文化和人格。人们无疑会在宋代之前的中国思想史中，发现一些先例和类似的方面，但社会思想的内在性，从未被以如此明确的方式表达过，也从未被如此清楚地设想过。所以，可以解释自然界以及人类世界、伦理与宇宙之密切关系者，或者更应该说是其根本一致性的第一种哲学理论，是在11~12世纪确定的。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所著

运用这种包罗万象的、自然主义的和唯理主义的哲学来表述，就会达到中国思想史上的巅峰之一，也会达到古典时代或成熟时代。第一批入华耶稣会传教士们，所接触到的和除了伟大的莱布尼茨之外的欧洲人无法理解的事，无疑正是这种哲学，它变成了明清时代专制帝国的基础，也是解释伦理与自然的依据。11世纪的文人们非常仇视佛教，但却颇受佛教的布教方法及其苦修传统的影响。

这些人希望恢复他们所认为是自孟子（约为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以来，被中断的真正儒教传统。这种复古之风起源于继安禄山叛乱之后那历时久远的“民族主义”之反抗，同时也起源于人们称之为“古文”的运动。在返朴归真的中国传统思想中，以及在自佛教胜利之后遭受冷遇的经典中，都包括某种一旦显露出来，就会使人确保社会和睦和良好政治秩序的思想。它是由韩愈提出来的，后来于11~12世纪确定的某些方向，也曾由卒于韩愈之后约15年的李翱揣测到了。这股思潮在11世纪所获得的新内容坚信教育和严格伦理的良好效果，以及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了这个时代经常翻印文献的特有现象。

▲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

这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愿望，是对于可能会取代宗教解释学，对世界作全面解释以及对于宗教和佛教做哲学性研究。欧阳修揭示了自六朝以来在政治功能（治）和文化（教）之间出现的脱节：前者若无后者，就只能会失去灵魂和导致变质；后者若无前者，就会丧失与现实的任何联系和任何深刻的意义。对欧阳修来说，正如对当时的所有人一样，其时代任务就是振兴上古时代的理想、国家和社会。在他们看来，治国和教育本为一体（大家将会发现这些观念在后来很晚时代，于18世纪末的史学家和哲学家章学诚身上，得到了充分发展）。

但在11世纪的思想家们之中，最大的问题是人与天地的结合，以及人性与天命的统一问题。许多人都对宇宙演化、时间周期和世界和谐的问题，表现出了狂热。他们极力对此作出一种图解。周敦颐（1017~1073年）、邵雍（邵康节，1011~1077年）、张载（1020~1077年）都曾到《易经》中去寻找其启示灵感。这部秘术经典在3~4世纪的玄学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热潮。邵雍认为，对于宇宙的关怀，是以一种具有普遍性指向的符号为基础的。至于与其兄程颢（1032~1085年）同为周敦颐弟子的程颐（1033~1108年），他们则把对《易经》的研究与对孔子《论语》的研究、对《孟子》的研究与取自《礼记》的两篇（《大学》和《中庸》）的研究结合起来了。

▲北宋哲学家邵雍

从宋代开始，这四部著作便比真正的经典，都更受赏识，后来又被统称作《四书》，型成了11世纪时正在定型的唯理主义的、伦理说教性的和作为形而上学之基础的基本文献。继宋朝向长江以南撤退之后，朱熹（1130~1200年）对在11世纪文化思潮澎湃的气氛中，表现出来的非常错综复杂和特别丰富多彩的思想，作了一番总结；又把一种注疏经典的新方法记到了自己名下并运用到《图书》中。他果断地重新抛弃了训话的拐杖，用一种试图达到深刻意义的哲学解释，取代了自汉代以来就实施的字句解释。

朱熹及程氏兄弟的程朱学派，以“性理学”、“理学”或“理气学”之名而著称，他们在西方则以“新儒学”之名为人所知。这一学派在其时代受到了其他哲学流派，特别是由陆九渊（1140~1192年）所代表的哲学学派的反对。陆九渊根据一种使人联想到了唯识宗佛教教派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心”的一种时空延长。朱熹的观点在14~15世纪时，以正统的面目出现，可能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有过某些并无实际效果的影响，与亚里士多德和托玛斯·阿奎那的哲学对西方的影响具有可比性。中国哲学给人的印象十分微妙，因为对其名词术语的任何译法，都会立即被纳入到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概念的范畴中。某些近代的批评家，把由朱熹所代表的思想确定为唯理主义，把陆九渊和王守仁（1472~1529年）所代表的对立派别定为理想主义，从而笼统地把一种完全属于西方哲学的对立，纳入到了中国思想中。

▲南宋理学家朱熹

但这种区别却从来未曾有过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者时那样的意义。因为中国思想的新颖之处，恰恰在于它拒绝在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践之间划分任何绝对的区别。因此，在中国思想家中，往往更多的是倾向的对立（有时还是很强烈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对立。对于像陆九渊那样受一切皆空的佛教论点影响的人来说，在心之外已不再存在任何东西了。因而唯有伦理的进化才显得重要（这些主观主义的观念，从13世纪起或更应该是从蒙古人占领时代起，才占据统治地位）。其他人相反（正如浙江温州学派的功利主义者们那样），却肯定行为的优先地位和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在实证知识与行为之间、另一方面是在伦理修养与直观之间维持平衡。这些问题肯定具有某种哲学意义，但它们在中国，并不具有西方哲学所熟悉的那些形式。

▲夫子和学童

纵观11~13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得到一种经济和文化均取得了令人震惊发展的印象。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的惊讶，并不是佯装出来的。东亚和基督教西方之间的差距，极为引人注目。我们只要在各个领域（贸易总量、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艺术和文学）中，把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社会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坚信，我们欧洲落伍得相当远了。毋庸置疑，11～13世纪的两大文明，是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方的这种落后也没有任何使人感到惊讶的地方。

中世纪末叶，受一种新生活鼓舞的意大利城邦，均位于亚洲通商大道的终端，而欧洲则位于欧亚大陆的一端，处于文明大潮流和商业大潮流之外。其地位便可以解释，至少它的西部始终都避免了最严重的入侵。就在蒙古人立足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孟加拉湾之间的地区，从而导致伊斯兰世界衰落的时代，欧洲仍处于发展之中。它还利用了由一个从朝鲜到多瑙河之间的蒙古大帝国的创建所引起的交流和借鉴新潮。这样一来，在一部事实上仅被归结为西方史的世界史上，我们习惯于认为是开创近代社会的因素，实际上仅仅是在蒙古人入侵之前，从地中海到中国海之间的都市和商业文明发展的反应。西方接受了这种遗产中的一部分，并从中吸收了后来使自己得以发展的因素。12~13世纪十字军东征和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促进了这些因素的远播。

▲马背上的蒙古人

简单地列举东亚对中世纪欧洲的贡献（直接借鉴或在中国技术启发下的发明创造），就足以说明其重要性：纸张、指南针和12世纪末的艉柱舵、把水动力用于纺织业；在火器军械发展之前，便打乱了战争形势的那种使用反冲力的投射器；最后是13世纪的两轮车、炸药、纺车；与在中国一样，导致了产生活字印刷术的木版印刷物，以及14世纪末的铸铁；再加上一些其意义稍小些的新鲜事物。大家于此便会发现，这完全可能是促使西方近代到来的所有伟大发明创造。仅仅由于其海上扩张才摆脱了其相对孤立的西方世界之发展，也就是使亚洲的两大文明受到威胁的时候。

结语

中国由于蒙古人的剥削以及长时期的起义与战争，而于14世纪被大大削弱了。它必须作出巨大努力，以恢复其农业经济并重新得到平衡。新的社会分配和政权的新贵族倾向，在明代（1368~164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飞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