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 | 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
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
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
[法]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文
王立秋 /译
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有一种特定的说话方式；有些踌躇，某种程度上，在陈述完美的明晰性中，每个词都像新的词语一样跃出，就像在先前的词语中这些词语都是不可预见的那样。就像，这里，思想从未离开它自发的流淌，不相信语言容易的方面，语言中用语的习惯及其修辞。一种原创的思想——从深处来说——但却又是一种诗意的思想：充满灵感的词语，也就是说一种通过某种契机，只在表达的行为中保持或重新创造其源泉的秘密的思想。这就是我听到的扬科列维奇，甚至在他日常生活的言论中也如此——他关于哲学的公共言说是如何地响起，他带有钢琴伴奏的音乐般的评论，他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人权的永不疲惫的介入。他口语的韵律与呼吸依然，对我的耳朵来说，和谐地与他作品的铅印字体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是丰富，原创而多样的，深受无边的文化的滋养（哲学，文学和音乐），无疑因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包括俄语的知识而变得不可翻译。因为那种内在性一开始，在人们趋近他的时候，就在近似于无知无觉的形式的欢迎开放——因为那种诗或音乐的深层的咏唱，在他书面的或口头的话语严格自洽的串联下出现的咏唱，也因为忠实地漠然对待其时代起伏的智识“气候”的哲学信息无与伦比的内具品性，扬科列维奇教授在学生的心灵和他那一代人的整个知识界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一个分离的位置，在其职业各阶段都已经被承认如此——从高师到索邦——的位置。在他前往的任何圈子及任何能力，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都，在忠诚之外，有他本人具备相应的范畴和功能……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在他身上，智识禀赋的证据是如此的丰富，人们会立刻在他身上感到一个和蔼，严于律己（也许这正是伦理的特征），调和的存在的接近，在那些人他的人心中，这种感觉正融进一种对光明，高深和难以形容的纯粹的魅力的印象和记忆。
他在大学的课程吸引了许多人，甚至是在他的专论有时——或者说经常——偏向不再考试范围内的观念次序的失口。在我难以忘记的友人让·瓦尔在圣-热纳维弗山（在法国刚在解放后复兴的时候）成立的，为无“总课程”而进行哲学历险训练哲学家的哲学学院中，许许多多的学生和非学生不断地来（我见证了这回事）听扬科列维奇讲课，他的话语打破了一切思维定势。
几乎什么也不是
未被铭写之物：未思之物，正如现在巴黎人们常说的那样。但比那更糟（或更好）：他的教导趋向于那些尚未进入已经占据其“客体”的观念的“良好意识”的东西。在其原创的自由——这种自由不能被包含在“已完成”的同一和当下的平静之中——中它冒险走向生命的生活的方面。那是一种不断地重新开始，重新创造自身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那些“流逝的”时刻，在它们的生成中，不可被命名和认识。生活的生命的时刻，绵延的时刻！与为科学的观念所把我的，已经得到良好的构造和衡量（精确到小数位）的现实相比，这些时刻，几乎什么也不是/几近于虚无。几乎什么也不是或“我不知道是什么”，它不能被锁在“清晰界定的观念”的僵硬的框架中。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意义的表达难道不在召唤一种新的思想和言说的方式么？而这难道不是哲学本身的问题，在事物、实质和普遍观念的表象之前担得起自我的一瞥。在尚无任何持续的，有能力对最贫乏或最坚决的问题——什么？——作出回应或与之一致的领域寻求某种意义。但我们难道没有因此而处在原创的层面上么？
通过他的问题式及其表达的原创性，扬科列维奇加入并延迟了当代哲学史中伟大的时刻之一：昂利·柏格森的作品。新一代人看起来——或者想要——忘记这个作品在世纪转折点上的革命性和辉煌的回响（它在法国和全世界对一切形式的智识活动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影响）。
伦理
柏格森发现了——通过“对意识直接给定的回归”，在我们科学时代的背后，我们的科学展开了写入“永恒现实”，写入在其时间中持存的不变的存在，以及所有智性样式的必要性——我们的生命时间，具体的绵延的原始重要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他都意味着事业、创造和自我更新，以及自由和未来的时间的无穷可能性。他把前者[科学的时间]描述为发自后者且在后者中衰退。但意识的直接给定，时发现成为可能的给定，本身就已被包含在它们揭示的那种绵延中。人类的时间和绵延不仅是，在伯根森看来，明智[sensé]的原始事件，在那种角色中取代不变的、绝对的存在，而且，也是原创的理解。伴随柏格森的历险——与整个发自希腊的，孤立和同一化存在范畴的理性的传统相反——的，是人类的，自由的绵延时间，这种时间，被宣告为第一哲学。
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献出了关于柏格森思想最美丽的著作之一。但他的整部著作，以一种对新的智性和新的对绵延的理解保持真实，通过极度微妙的分析来强调其伦理意义的方式。
人类的、自由的时间的绵延不再是“静止的永恒的变动的影像”；但它的自由并不等同于某种被中断了的时间或失去的时间的纯粹否定性。它看起来——反向平衡在对其存在的完全占有中如此确定存在的骄傲的、安静的永恒的——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一种对他者的担忧，一种无计算的投入，一种对他者的慷慨，善意，义务和爱。一种无报酬的慷慨，一种与互惠无关的爱；无对行使义务的良知而支付的“薪水”的得到行使的义务，甚至也无需作为不行使义务的恶意而存在的那种良知！所有的义务在我身上都是义不容辞的，所有的权利都是首先属于他这的。这就是绵延的不-偏-袒(dis-inter-estment)和扬科列维奇的伦理的总结（如果可能的话！）。那是一种无幸福论的伦理学，可以说，也是时间之“时间化”的伦理学。然而它也包括欢乐和向艺术与美开放的方式，但这并非作为源自愉悦或自满自身德性的愉悦或自满的欢乐和开放！扬科列维奇就像一个令人震惊的魔法师，能够预测塔木德的语言！他难道没在某种程度上在亚伯特文件[密什拿]读到安提戈努，正直的西门的一个门徒的文字，他教导我们：“不要像为奴役而服侍其主人的仆从，而要想那些不期待回报而服务的仆从”么？在三合林(古犹太最高评议会兼最高法院)37a中密什拿的那段引文中他难道没有读到：“每个人都有义务认为整个宇宙都是因他而被造”；这段话，拉比莫洛岑的查姆，十八世纪一位立陶宛拉比，作出了如下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义务认为，整个宇宙的持存，都专有地依赖于他，他（应该）为此而负责。”
指出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与犹太教之间的联系——确切地说是在那种被严格地构想为第一哲学的伦理之基础上——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位哲学家在抵抗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在这场运动中，他作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犹太人而与侵略者斗争。每个人都注意到，他谴责，在一切饶恕的可能性之外，谴责大屠杀或（意大利的）浩劫的罪行和罪犯（这个德里达在访华的演讲中有提到——中译注）。扬科列维奇从不同意平凡化欧洲人在基督教的欧洲犯下的暴行，把它们看成，就像社会学家那样，某种仇外心理或种族主义的特例。对人类人格和人类生命犯下的罪行的恐怖无疑是促成扬科列维奇的谴责的极度稳固的本质；但在阿道夫·希特勒治下的以色列的激情无疑也以一种宗教的方式对他产生了影响。他承载的以色列国的信仰的激情也不可能再中立于宗教的观点，尽管他允许自己在希伯来的国家行动上有所保留，后者在他与先知的灵感保持一直的时候并没有对他显现；甚至是他只是通过翻译和移置进人道主义伦理——但这种伦理在他看来是第一哲学——之语言的文本来认识这种激情的情况下也如此。
以色列的当下
一种既无意识，亦无崇拜，亦非希伯来的宗教。在指责伪善的时候，他继续称之为法利赛主义，忘记了这个词的起源。一种有，或没有神的宗教？当然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生命与这个伟大心灵的背景，通过法国文化，把它与已然普世的视野——犹太教如此有备地利于这种视野，尽管它还有自己不可翻译的谜。没有什么能把我们方形的字带回他。他名字的两个犹太音节就是被放逐的希伯来！犹太教的伦理只有在它为基督教教吸收并展开文本的时候对他来说才是熟悉的：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和俄国小说家、诗人，普希金，托尔斯泰，丘特切夫，以及法国道德学家，还有包含在1789原则中的一切圣经要素。何其多啊，其他伟大的名字！
但以色列不会轻易放弃他高贵，正直，纯粹的儿子。对他们来说，借由所有的她的历史的身体在场，借由她在希望中的耐心，借由她死者的在场，借由她在学校中歌颂圣经中的神秘音节的子女，是于当下在场的；而在所有这些地方，她的意义每日常新。
译自：Emmanuel Levinas, “Vladimir Jankélévitch”, in Outside the Subject, trans. Michael B. Smith,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93. p.84-89。
导读列维纳斯
西恩·汉德 |著
王嘉军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