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纲：文学与公园 | 青山文艺 / 开普饭

“武昌在前头，逡巡不肯去；为爱青山矶，且对青山住。”这是明代文坛领袖、“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对青山的印象。沧海桑田，斗转星移，青山依旧在，成为了武汉市的青山区。青山有文脉，展示青山文艺作品，关注青山艺术家，“青山文艺”应运而生。

作者简介 李建纲，中共党员。1964年后历任武汉钢铁公司《武钢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理事、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兼《长江》文学丛刊副主编，《楚文学》主编，湖北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编审。湖北省文联第一届委员。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坐火车玩儿》，散文集《无意上仙山》、《去工地的路上》，小说散文集《走运的左龟连》，长篇纪实文学《民众乐园》，主编《世界幽默讽刺小说大观》系列丛书等。

在我这一生中，文学与公园总是联系在一起。

武汉有个青山区，这里小山巍然小河蜿蜒，野草闲花，一望无边。

1955年，新生的共和国要筑好钢铁的根基，要建设世界独一无二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发现了青山这块钢铁宝地。十万钢铁健儿集合在青山，我荣幸地便是那十万分之一。

对我来说，这真是一块福地。1956年，我刚到青山，就接到通知，跟随湖北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会议期间，在怀仁堂听周总理报告，在北京饭店跟周总理一起跳舞。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是多么大的幸福！不但鼓舞了我文学的勇气，而且激励我更努力地工作。

我的工作是负责给工地供应各种电器设备和材料。兵马未动，电力先行，我知道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我整天在工地上马不停蹄，四处奔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我是长年的先进工作者。虽然只是个小单位的小先进，奖品是搪瓷缸子加红皮笔记本一个，可是上面印着一个大大的奖字，便使我很得意，证明我为新中国忘我劳动来的。积劳成疾也是一个证明。我住进了疗养所。疗养所隔一条铁路与青山公园相连。我本就是个喜山乐水的人，而这里有山有水，有树林有草地，还有一座破败的小庙。这些都使我心醉神迷。每当病房事了，我便与医生打声招呼，夹了一本我订的书样的杂志，茅盾主编的《译文》，到青山公园探山访水寻花问柳去。

不过那时它还不叫青山公园。那一带地方就以那座小破庙的名字命名，叫楠姆庙。我一直弄不清这位楠姆神是何方神圣，比土地爷官大还是小。据说是保佑长江上的船民的，曾经烟火很盛。在我到来之前，他老人家便已卸任远去，庙也徒有其名。但这名却成了这整个地方的官名，可见它还是有些法力的。

这真是个好地方。有大片的草地，隔年的庄稼地。一面漫坡缓缓涌起，在顶上形成一座小山。仿佛本地好女子，将浓密头发向上拢起，在脑顶绾一个发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山顶便是楠姆庙的仙迹。青山之名是不是便由它而来呢？春天的时候，隔年的草地枯黄中显出绿色，早开的野花在微风中颤抖，有鸟儿在树林和灌木丛间飞来飞去，唱它们的歌。这是一处未开垦的处女地，有些荒凉，却又有点像《红楼梦》里的稻香村，颇富野趣。有一条小河淙淙流过，更使满园增添了生气。它是朴素而静美的，仿佛一个乡里小姑娘，不用涂脂抹粉，只穿一件有些宽大的斜襟碎花薄棉袄，含羞地躲在一头大牯牛的后边偷偷窥人。

真有这么一位小姑娘，牵着她的大牯牛，从我身边走过，别过脸去偷偷地笑我。我躺在一丛灌木丛下，呼吸着灌木的青条和泥土的气息，迎着阳光，看我的书。另一只手攥着一只卤得通红的猪蹄，时不时地啃上一口。附近一家小餐馆的脏兮兮的玻璃柜里，堆满了这种肥大的卤猪蹄。说来也怪，那时猪肉基本看不见，据说都赔给老大哥了，剩下猪脚一堆一堆的，几毛钱一只。我那时的工资是72元，一个人花，吃猪脚不成问题。有一次，我攥着一只猪蹄睡着了，一条狗过来啃，把我惊醒，我跟它争夺，它向我呲牙，我便让给了它。

我读的那一期《译文》上，头条登的是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喜欢肖洛霍夫的小说。我第一次完完整整地读完的长篇小说便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此以前，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不能让我读下去，虽然我明知道那书是怎样怎样的伟大。《被开垦的处女地》正在《译文》上连载。那集体农庄的辽阔的田野上，庄员们欢乐的英雄般的劳动场面，与我们武钢建设工地上的壮阔的千军万马的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相互辉映，表现出了工人和农民们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的觉悟和火样的激情。当然我们的工地上是摩天的钢铁的水泥的构架，钢铁铿锵，电光闪闪，比之犁田播种更加雄伟而壮观。我边读书边在那印有奖字的笔记本上记下一些零碎的思想，后来发表出来便是：《去工地的路上》、《女工长及其他的人们和我》等等。

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当然首先归功于医生。那时的医生，是真正的医生，一心一意只为医治疾病，保护生命，心无旁骛。其次就必须感谢这青山公园了。感谢这青草地，感谢这小山坡，感谢这小河水，感谢满园阳光照耀的新鲜的纯美的空气。武钢人都记得，别说那尘土飞扬的建设工地，就是工人村、蒋家墩，空气里也有着一定的含铁量含渣量含尘量。当然我们那时毫不在乎甚至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我们追求的工业化嘛！可是我们还是更愿意走进青山公园，一走进去就花草满目，清气扑鼻，心旷神怡。

青山公园似乎是1958年正式建设并且命名的。逐步开拓了园地，广栽了树木，疏浚了河流。她由一位不事修饰的村姑成为一位妖娆绰约的仙女。

不过中国人都知道，那1958年，可并不是一个适宜悠闲自在逛公园的年代。我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超英赶美大干快上大炼钢铁上，一天要干20年的活。我们睡觉都在工地上。那时候谁要提上公园，他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他就是反什么什么，还了得！现在想来，我们真得感谢青山区当年的领导者们，他们偏偏在那一年开始修建青山公园。这需要眼光、胆识、勇气，随后历代的青山领导者们，代代相传，注重环保，一代一代愚公移山地硬把一座粉尘飞扬的钢铁之城，治理打扮成洁净美丽一座花城。我始终认为，注重环保，建设美好的人，都是心灵美丽心地善良的人。也是真正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只为创造自己的所谓政绩借以向上爬的人。

如今我记忆鲜明的，是若干年后我和我的孩子们走进青山公园。当其时也，我正在沔阳、监利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住干校。如今事隔多年，一提起干校胃里还打哆嗦。那日子难熬，盼的就是一年一次的回家探亲。回到红钢城来，天天领着三个儿子到青山公园去玩儿。我不在家的日子，6岁的老大曾经领着两个弟弟到公园去玩儿，过一条沟时他一蹦过去了，老二一蹦过去了，老三一蹦掉沟里了。接着又被人揭发他在墙上写反标，被警察叔叔拖到派出所去审问，叼着烟的民警硬要6岁的孩子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从此妈妈把他们圈在家里不准外出，所以我要带他们好好地去玩。问他们愿意到哪儿去玩？异口同声就是青山公园。我们在草地上打羽毛球，赛跑，摔跤，一条腿蹦。在灌木丛中捉蝴蝶、蚂蚱。滑滑梯，坐转盘，不亦乐乎。然后爬山登上望钢亭，看青山全景，看钢城的崛起。小小李更脱口而出，吟唱他念熟了的唐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已经背会了不少的唐诗宋词，把我的一箱子藏书都翻遍了。我现在还保留着那时的几张照片。三个孩子，大的7岁老二5岁小三3岁，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可是胖乎乎的一脸灿烂的笑容，玩得好开心。我也成了孩子。一进青山公园就把干校的烦恼丢到脑后，仿佛从地狱升上了天堂。这里没有批判没有斗争没有打倒没有灭亡没有狰狞的怒目相向，这里有的是平和宁静愉悦安详。花木摇曳挥去了我满腹的委屈，小河奔流洗去我心中的忧伤，草地让我豁然开朗，小山引我昂扬向上。公园啊公园，多亏有了你，让我觉得世界还是如此光明美好，如此值得留恋。

年轻人喜欢公园，因为公园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对于武钢年轻的作家们、文学爱好者们来说，青山公园却是一个谈文论艺的好地方。尤其在那个“要武”的年代，文学成了禁忌的话题，在哪里也不敢谈，甚至在家里。更何况谁也不敢随便到谁家里去，以免牵连些无妄之灾。但是这些舞文弄墨的可怜虫们，却又贼心不死，或者说文心不死。只要有机会，就会聚在一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战战兢兢地却又是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地奔文学而去。我每一次回来探亲，这是必有的一项地下活动：到青山公园去。这些人，也有造反派，也有保皇派，也有逍遥派，也有颓废派，及至见面，脱去面具，原来都是文学派。我们找一个避静的角落，我们的谈话，只叫身边的草听见，花听见，树听见，连鸟儿都不让它们听见，免得它们到处叽叽喳喳去乱说。我们免不了谈一点各人的遭遇，谁在干校受苦，谁被监督劳动之类。奇怪的是都当笑话谈，仿佛谁都知道这是暂时的。谈四人帮的小道消息，也当笑话谈，仿佛谁都知道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黄鼠狼的尾巴臭烘烘的。“已经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这是李明印说四人帮。李明印出口就是《红楼梦》的腔调。李明印是炼铁厂的炉前技工，身材壮硕，为人坦荡，一个“粗人” 却酷爱《红楼梦》，已经读了几遍，正在考虑写一部炼铁工人的《红楼梦》。李声明认为诗和小说各不同，适合写啥就写啥，并且兴致勃勃谈他构思的小说。周震亚是中学老师，说文革中学生管不了啦，他就躲起来读书，读了大量的苏联小说。他信心十足地说：文革结束，你们看我的小说吧，都是柯切托夫式的。

果然不久，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革结束。我重操旧业，恢复《武钢文艺》。宣传部周部长亲自陪我上任，孙振茂书记关心指导。陈龄几个人立刻调来，壮大力量。我欣喜地看到：武钢从领导到作家们都憋了一股劲：四人帮破坏了生产，毁灭了文学，现在搬掉了四人帮这块恶石，我们的生产要上去，我们的文学艺术也要上去，要出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作品。

这时候，青山公园成了我们的文学殿堂。我们不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而是呼朋唤友大摇大摆地进去。青山公园是钢城的中心，无论住在哪儿，到它那儿都方便。我更是与它有缘，我又住到铁路边与它为邻了。是电修厂给我分的房子，房子不大，刚好我们一家五口填满。所以来了客人，我便领到青山公园去，仿佛青山公园是我家后花园似的。我在这里接待过《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人日报》的编辑、上海《萌芽》的编辑、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当然更有《长江文艺》（当时叫《湖北文艺》）、《芳草》（当时叫《武汉文艺》）的编辑还有武汉以及外省来的作家们。兴致勃勃的李更也跟着。他已经读过不少小说，鲁迅的，浩然的几部小说都读完了，对文学的兴趣正与日俱增，特别喜欢参与师长们关于文学的谈话。

一段时间里，我们武钢的文学朋友几乎是定期在青山公园相会，不是谈恋爱胜似谈恋爱。我们或坐在小河边如王羲之的曲水流觞，或坐在竹林中如竹林七贤，或在草地躺卧，或在长廊漫步。我们谈笑风生，肆无忌惮地谈文学，不仅不怕鸟儿听见，还能把鸟儿惊飞。一些过往的青年的老年的文学爱好者听见我们的谈话，也被“文学”吸引，参加进来。我们有时候谈得兴起，忘了时间，忽见月上柳梢，竹影在地，游人已绝，满园明亮似水宁静如冰，竟使我们一时噤住，不敢出声。夜色中的青山公园，有一种透明的美，雕饰的美，神秘的美。我们被这美惊呆了。

很快的，武钢作家们纷纷发表作品。陈龄在《湖北日报》上整版发表了他的长诗《红莲颂》，下一部正在写。李明印在《武钢文艺》发表了他的《马月英上任》，旋即被某位著名导演看中，改编为话剧，由武汉话剧院上演，轰动一时。王维州、钟家茂、李声明、李北桂、王继、周震亚、王志钦、黄自华、鲁天贞、蒋育德、马景源、游发华、朱逢文等，都发表了他们的小说、诗歌和评论。武钢老一辈作家集体亮相，显示一支钢铁文学队伍的实力，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轰动文坛的现象。他们的作品受到普遍的称赞。我发表了《打倒贾威》又惹了祸。贾威同志无论如何是我们党的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你居然敢……

说起来，《打倒贾威》的写作动机，也源于青山公园。有一次我带孩子们去玩，走上拱桥时，忽然看见干校前二连指导员于某站在桥上，他也看见了我，并且面露微笑。我在他的治下当了三年审查对象，没见过他笑，一张斗争脸硬邦邦的，三年下来，结成了一张壳。现在四人帮粉碎了，他也来逛公园了，公园使他转变心态，壳脱掉了，还原成了一个普通人，会笑的人。这多好。至于一个小说的题目用了“打倒”二字，实在是因为文革中我们喊了十多年的打倒，已经喊习惯了。再说我就不能反其意而用之吗？我的打倒，只是一个形容词，意在清除被四人帮扭曲了的丑恶心理和形象，回归一个普通人的善良，经常的笑一笑。只要大家能够经常的笑一笑，逛逛公园，我的《打倒贾威》就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我的文友们在青山公园聚会时，这样的鼓励我。

光阴如箭，忽忽已是50年过去。50年的发展，青山公园已经成为青山的脸面，青山的肺腑，青山的胜地。青山人民的歌舞之地，欢乐之场，毫无疑问，也依然是文学艺术之园。青山公园使整个青山人杰地灵，甚至武钢的文学事业更加蓬勃发展，人才辈出，也离不开青山公园这块风水宝地。池莉、董宏量、郑建荣（因）、钟钢、黄春华、杨荣福、李府东(李明印子)、崔立民等等，如青山公园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更年轻如李更者，也承认他沾了青山公园的灵气。

我与公园有缘，离开了青山公园，却又住到东湖公园的旁边。东湖和青山遥遥相望，是武汉的一对美丽姐妹。我每到东湖，遥望青山，那山那水，一脉相连，也连着我的心。对我来说，青山公园已经成为我心中的一块绿地，一方乐土。草长青，树长绿，花长开，水长流。有一年我到红钢城去看望我的老友唐昭学，这位琼瑶的表哥。他住在八街坊，已经行动不便。但我们还是手牵手相扶持过天桥到青山公园去。我们在公园里过小桥绕树林穿花丛，寻找我们以往的足迹。我们碰到了好几位朋友，都是多年不见，白发苍苍。然而在这青山公园里，却一下就谈起了当年的我们，年轻的我们，风华正茂的我们。笑脸相迎，分外亲热。我们坐在长廊下，谈青山公园陪伴我们走过的这一生。我们高兴我们遇上了好时候，又不免感叹我们怎么这么快就老了。

其实无需感叹。我们的青春在青山公园里，我们的文学梦在青山公园里，而青山公园永不会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