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坝记

作者：斯雄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26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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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虽“不争”，但人和水争地，一向惨烈，自古不绝，水时常为人类的心腹大患。

　　在大江大河边长大的人，都免不了有为水患所困的痛苦经历。我在长江边长大，老家边上还有与长江贯通的中国第七大湖洪湖。这里古称云梦泽，新中国成立后称荆江分洪区，历来水患频繁。印象中，老家过去的建筑，都像是临时性的，似乎时刻预备着被水淹毁。至于田亩鱼塘，就更不必说了，一切仿佛都随时准备推倒重来。

　　到安徽工作后，梅雨季节江淮之间的雨情水情，是随时会被提起的话题，防汛抗洪的弦，时刻紧绷着。特别是淮河，总让人揪心。去年夏天，江淮流域的梅雨就很不捧场：入梅时间早，持续时间长，雨量特别大……罕有的雨情、水情，先是导致长江流域水位全面超警。至7月中下旬，雨带北移，又致淮河全线告急。正在北京休假的我，临时决定赶返安徽，第一站直奔位于阜南县的王家坝。

　　王家坝闸号称“千里淮河第一闸”，是淮河防汛的“晴雨表”，是淮河灾情的“风向标”。每到夏季主汛期间，王家坝都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淮河的确是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历史上，黄河泛滥，多次夺走淮河的入海通道，极大地破坏了淮河流域天然水系，沿淮人民与水旱灾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淮河水系紊乱，排水不畅或水无出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淮河的真实写照。“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在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的中国，尤其如此。新中国建政伊始，即开始了治水的历史。1951年5月，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拉开新中国大规模治水的序幕，淮河成为第一条被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

　　1953年建成的王家坝闸，全称淮河蒙洼蓄洪区王家坝进水闸，位于淮河中上游分界点左岸、蒙洼蓄洪区工程入口处，是淮河流域第一座调洪设施和安全屏障。王家坝闸自建成始，就担当着容纳上游洪水、削减向下洪峰的重任，上可保河南沿淮平原地区，下可守两淮能源基地、京九京沪交通大动脉。

　　2020年的淮河洪水，来势格外凶猛。水位最高时达29.75米，超过保证水位0.45米，已至极限。7月20日8时32分，国家防总下令，王家坝闸开闸。巨浪翻滚，如万马奔腾，一泻千里，十里之外都可听见咆哮声。

　　这是王家坝闸自建成后第16次开闸蓄洪。蒙洼蓄洪区与其他7个行蓄洪区联合运用，换来淮河下游水位下降0.2到0.4米，极大降低淮河干流风险。

　　水进人退、水退人进的博弈，在过去是一种常态。现在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不可持续。在人水共存共生之中，争与不争并不重要，关键是得给出路——既要给水出路，也要给人出路。

　　前年夏天，我到过蒙洼蓄洪区。与我想象中的蓄洪区不一样，过去要蓄洪，一般都是把人安全转移到大堤上。蒙洼蓄洪区刚开始建设时，除了修筑堤防，还修建了庄台和保庄圩，供老百姓搬迁居住。

　　这是淮河流域行蓄洪区独特的村落形态。当地人有个形象的描述：“庄台像是在蓄洪区内倒扣一个盆，人住在盆底上，蓄洪的时候又像个湖中岛；保庄圩则像是把盆反过来，正着放，盆四周由大堤围着，蓄洪的时候，盆外面是水，盆里面住着人。”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后，庄台和保庄圩已经成为行蓄洪区居民固定的居住场所，公共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不断改善。过去是为获取生存机会，如今已变为享受生活品质。

　　新中国大规模治淮以来，淮河的干支流上已经架设起一道道防洪安全屏障：与王家坝闸同时代，还建有由6大水库组成的淠史杭工程；有被称作淮河抗洪最后一张“底牌”的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一批重大水利设施正发挥着关键作用，“蓄洪兼筹”的防洪体系日臻完善，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手段和资源日益丰富。

　　人和水都有了出路，不再争夺发展空间，自然就能和谐相处了。

　　遥看王家坝闸，如巨龙横卧蓄洪库上游。站在闸的桥面上，虽然脚下洪水仍在咆哮，但已然不再感觉那么惊心动魄、提心吊胆了。

　　千百年来，在旱涝更迭中，沿淮人民已经探索出一条治水兴水的发展之路。除险兴利，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安康；水利万物，浇灌沃土，润泽四方。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古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如今已化作真实的、自由自在的美好生活，为淮河儿女所安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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