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山丨钱锺书对《红楼梦》中颜鲁公对联的认识转变
李宝山
一、从林如求先生的考证说起
《光明日报》2018年8月31日第16版刊发了原《福建文学》副主编林如求先生的文章《颜鲁公联与对联起源》。该文通过爬梳《福鼎县志》《霞浦县志》等文献，论证了唐代已有对联的事实，从而否定了《蜀梼杌》所载五代后蜀主孟昶所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后世楹联之始的传统说法。此项考证成果，自然值得肯定；这也同时证明地方志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顾颉刚先生在1935年《〈中国地方志综录〉序》中所言“然而即在史书之中，故尚有未辟之山林，未发之金锡在：家谱与方志是已”①，今日并不过时。
然而林先生文中对《红楼梦》中所写颜鲁公对联的看法，则大有商榷的余地。兹就该文主要的两点问题，简陈己见如下。
第一，林先生引用不慎。他在文章第一段分析《红楼梦》所写贾探春房中“颜鲁公墨迹”对联“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时说：“据《癸酉本石头记后28回》中的第108回《情榜》考语：'贾探春——才志聪敏，生不逢时，远嫁难归。后海寇败退，不肯服从污流，逃至山野，终身与泉石为伴，可叹可敬。’表明探春远嫁后没有回来，成了一个与山野泉石为伴的'隐士’。而据现今120回本《红楼梦》，探春虽远嫁海疆，但在宝玉出家后，随统制大人回京省亲，众人'见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鲜明’云云，显然与曹雪芹原意不符。”现今120回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学术界主流看法目之为续书，自然有不符合曹雪芹原意的地方；但林先生既然能在《光明日报》发文，何以没有关注到该报曾刊发过一篇打假文章《吴氏石头记的倒塌》②。《癸酉本石头记后28回》明显是今人伪造的假古董，以之为据来反驳清代的续书，恐怕是找错了帮手。
第二，林先生推测过度。他在文中分析了曹雪芹写颜鲁公对联的用意：“不管颜鲁公联是真有还是实无，纯粹只是曹雪芹的假托，但作者在这里要向读者表明的或许还是唐代就有对联的意思。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家之首，请他来写一副对联挂在探春房内，不是最具权威和吸引力吗？”诚然，我们不能不承认曹雪芹的博学和《红楼梦》的宏伟，但这并不意味着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每个细节，都像林先生一样下了一番考镜源流的功夫。《红楼梦》毕竟只是小说而非科普教材，与其猜测曹雪芹在这里要表达关于对联起源问题的看法，还不如简单地说是为了从侧面丰富探春的人设。
二、钱锺书《管锥编》中对颜鲁公对联的认识
相对而言，我更欣赏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中论《全宋文》卷三四时的看法：“夫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既'明其为戏’，于斯类节目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即如《红楼梦》第四〇回探春房中挂'颜鲁公墨迹’五言对联，虽患《红楼》梦呓症者亦未尝考究此古董之真伪。倘作者斤斤典则，介介纤微，自负谨严，力矫率滥，却顾此失彼，支左绌右，则非任心漫与，而为无知失察，反授人以柄。”③
钱先生所谓的“《红楼》梦呓者”，在其1980年2月2日致香港著名红学家宋淇先生的信中有解释：“弟尝曰：近日考据者治《红楼梦》乃'红楼’梦呓，理论家言Red Chamber Dream乃Red Square Nightmare。”④也就是说，即使是专门做《红楼梦》考证的学者，都没有谁去考证“颜鲁公墨迹”五言对联的真伪。原因很简单，小说就是“寓言”“假设”，“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没有必要“斤斤典则，介介纤微”、言必有据。移用《红楼梦》中的谜语来说，就是观音未有《世家》传——虽善无征。
钱锺书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表达了相同的见解，即对文学作品不能“斤斤典则，介介纤微”。比如，其《管锥编》论《诗经·河广》篇时，将那种据《河广》“诗语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的人，称为“痴人”；据唐诗“斗酒十千”“斗酒三百”之语而“考价之涨落、酒之美恶”的人，则是将“吟风弄月之语，尽供捕风捞月之用”。这种情况，都是“以华语为实语而'尽信’之，即以辞害意，或出于不学，或多出于不思”。后面，钱先生专门以潘岳《闲居赋》和曹雪芹《红楼梦》为例：“潘岳《闲居赋》自夸园中果树云：'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红楼梦》第五回写秦氏房中陈设，有武则天曾照之宝镜、安禄山尝掷之木瓜、经西施浣之纱衾、被红娘抱之鸳枕等等。倘据此以为作者乃言古植至晋而移、古物入清犹用，叹有神助，或斥其鬼话，则犹'丞相非在梦中，君自在梦中’耳。”⑤又如，《管锥编》论《诗经·淇澳》篇时也说：“窃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⑥钱先生并于此处作增订说：“诗文描绘物色人事，历历如睹者，未必凿凿有据，苟欲按图索骥，便同刻舟求剑矣。”⑦而其在与著名红学家、词学家吴世昌先生讨论曹雪芹卒年考证问题时，同样提出了“古人诗句不足以证史实”的观点。⑧另外，钱先生早在1957年6月所写的《宋诗选注·序》中，就明确地指出过：“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⑨
可见，钱先生此种观点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便逐渐趋于成熟，以至于给人一种“一以贯之”的感觉。而“丞相非在梦中，君自在梦中”“缘木求鱼”“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等一系列精妙的比喻，都是在警示我们不要上了艺术作品“吟风弄月之语”的当，“捕风捞月”用力再勤，终究只是一场空罢了。
三、钱锺书《容安馆札记》中对颜鲁公对联的认识
其实，钱先生曾经也是“梦中”之人，只是到了他写《管锥编》之时，由于眼界的进一步扩大和思考的进一步深入，才对文学作品不再“吹求”。他曾在“梦中”的证据，被保留在其手稿《容安馆札记》中。
《容安馆札记》“是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读书笔记，一直到六十年代'文革’”⑩，比《管锥编》的写作略早。杨绛先生说“《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⑪，不很正确地指出了《容安馆札记》与《管锥编》两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不很正确，是因为后者不仅“发挥充实”了前者，也对前者的某些观点有所修正。本文讨论的钱先生对《红楼梦》中颜鲁公对联认识的变化，即是其修正观点之一例。
《容安馆札记》第798则是钱先生关于“批本《石头记》”的读书笔记，其中有一段近千字的文字，专论秦太虚和颜鲁公的两幅对联：
第五回秦氏房中壁上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按第四十回探春房中有“颜鲁公墨迹对联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夫清以前衹有柱铭门帖（元、明始盛行），无斋室中悬挂揭裱之对联，是以《考槃余事》、《长物志》等书只字勿道及之。余所见明人集唯《野获编》卷九“宰相对联”条、二十三“山人对联”；张居正《太岳集》卷六末附“文华殿对”五付；李开先《中麓闲居集》卷六《中麓拙对序》似不出春帖门对；王觉斯《拟山园初集》第廿四册中有联语，皆书门榜柱者，觉斯亦无对联墨迹传后。刘昌《县笥琐探》（《纪录汇编》卷一九九）：“汤公让柱铭云：'片言曾折虏，一饭不忘君。’又云：'长身唯食粟，老眼渐生花。’”此柱铭也。《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两边金漆柱上贴着一幅大红纸的春联，上写着：'丝飘弱柳平桥晚，雪点香梅小院春’”，第二十四回“那二门上有一对春联：'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然一柱铭而一门联也，可以窥见明制。故收藏对联墨迹，无古于清者。余在牛津图书馆覩王右军书对联墨迹，较之颜、秦书踪，又下视培塿尽儿孙矣。【张岱《琅嬛文集》卷一《柱铭钞》自序：“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我越中崛强断不学文长一字者，唯鸿宝倪太史。”】【元无名氏《三朝野史》（《说郛》卷二十七）：“'寄语园翁勤剗草，有待野老时看花’，此陈伟题建宁郡圃。……'老子亦曾来伺候，诸公聊复忍须臾’，此余玠题重庆府戟门并客位。……'月无贫富家家有，燕不炎凉岁岁来’，此吴必大为贾似道作，题湖上府门。……'英雄天下无双士，忠孝长沙第一家’，此理宗御书赵葵石寺题诸桃符诗句，杂见野史中，今类附于巻末云。”】【《蜀檮杌》谓孟蜀桃符始见记载。】【《陔余丛考》卷三十“门帖”引《茅亭客话》、《夷坚志》、《癸辛杂志》、《辍耕录》及《鹤林玉露》。】【《癸巳存稿》卷十一“门对”条引《茅亭客话》、《宋史‧五行志四》，又引《困学记闻》、《随隐漫录》（“京口妓韩香家桃符：'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癸辛杂志》、《山居新话》等书所载桃符。】此节自“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直至“红娘抱过的鸳枕”，如骈文作赋，不妨用典；而壁上一画一联，如古文作记，考信为宜，以免贻笑。⑫
与林如求先生仅仅考证对联的起源不同，钱先生于此做了一番更加细致的考证工作。对联有“柱铭门帖”与“悬挂揭裱”之分，前者是刻在桃符木板上悬挂于门柱或直接刻于门柱，后者则是书法作品装裱后挂于室内作为装饰。《红楼梦》中无论是秦太虚的对联还是颜鲁公的对联，均属于后者；而林如求先生文中所考证出来的唐代对联，如“唐太宗题晋祠对句”、《福鼎县志》所载林嵩“在草堂悬联抒怀咏志”、《霞浦县志》所载陈蓬“曾题所居两联”⑬，实际上均属于前者，与《红楼梦》中的秦太虚、颜鲁公对联均不同类。而钱先生在札记中的考证，则是认准了前提和对象的——专门考证“斋室中悬挂揭裱之对联”。
钱先生的结论，在札记一开始就道明了：“夫清以前衹有柱铭门帖（元、明始盛行），无斋室中悬挂揭裱之对联，是以《考槃余事》、《长物志》等书只字勿道及之。”随后，便展现其旁征博引的功夫，进一步证明自己结论的可靠。需要注意的是，钱先生的证据来源总库为“余所见明人集”，这个总库的库存大小，实有关于其所得结论的可靠程度——如果其所见明人文集太少，那么所得结论的可信度自然就不高。但以《管锥编》《谈艺录》《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中琳琅满目的征引来看，钱先生的阅读量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就明人文集的阅读数量而言，其父钱基博在1936年就有描述：“余读古今人诗文集最夥，何啻数千家；而写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儿子锺书能承余学，犹喜蒐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炤映。非夸语也！”⑭由此看来，钱先生是有底气以“余所见明人集”来作出相关结论的。
由于钱先生认为清以前“无斋室中悬挂揭裱之对联”，因此秦太虚、颜鲁公对联自然如“烟涛微茫信难求”。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札记最后一句认为骈文用典不必拘泥，因此武则天宝镜等物无须深究；但写到秦太虚对联（四十回写探春房中颜鲁公对联也一样）时，则“如古文作记，考信为宜，以免贻笑”。此时的钱先生，尚局限于类似于传统所谓“文笔之分”的藩篱中，他将《红楼梦》的文本分成了“骈文作赋”与“古文作记”两类，对前者宽容而对后者严格。诚然，对如“骈文作赋”类的文字，能够做到不去“斤斤典则，介介纤微”，已经需要相当的识力——红学界目前有关曹雪芹的多数考证，都还处于简单的“以诗证史”状态，即可反证钱先生之识力不凡；但其犹耿耿于“古文作记，考信为宜”，则与他在《管锥编》中表现出来的全面深入的“打通”之境，尚有一墙之隔。
四、结语
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出钱先生对《红楼梦》中颜鲁公和秦太虚对联的认识是有所变化的。在其早期的《容安馆札记》中，钱先生通过考证指出清以前“无斋室中悬挂揭裱之对联”，《红楼梦》中颜鲁公对联、秦太虚对联等描写便有违历史事实，“壁上一画一联，如古文作记，考信为宜，以免贻笑”。在其晚年的《管锥编》中，钱先生则指出“读者未必吹求，作者无须拘泥”，因为“夫院本、小说正类诸子、词赋，并属'寓言’'假设’”。有意思的是，钱先生在《管锥编》中说“即如《红楼梦》第四〇回探春房中挂'颜鲁公墨迹’五言对联，虽患《红楼》梦呓症者亦未尝考究此古董之真伪”，而实际上他本人早已有过详细考证，只不过后来由于观念变化而置之不论了。
我曾在一篇旧文中谈及，钱先生对吴世昌先生所说的“古人诗句不足以证史实”这句话，“可以使红学考证朝着更科学、更完善的方向发展”⑮；与此类似，钱先生对《红楼梦》中颜鲁公对联认识的转变，尤其是他后来《管锥编》中更加成熟的看法，也可以启示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俞平伯先生晚年感叹：“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真事隐去，必欲索之，此一反也。假语村言，必欲实之，此二反也。”⑯林如求先生的文章，以及钱锺书先生早年的观点，无疑都坠入了“假语村言，必欲实之”的歧途。而钱先生晚年在《管锥编》中对颜鲁公对联的认识转变，就如俞平伯晚年的某些反思一样，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深思。
注释
① 见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② 刘剑《吴氏石头记的倒塌》，《光明日报》2018年2月27日第7版。
③⑤⑥⑦ 钱锺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36页，第164-167页，第154页，第156页。
④ 见宋以朗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页。
⑧ 吴世昌《与钱钟书书（节录）》，见《吴世昌全集·第九卷·红楼碎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⑨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⑩ 陆灏《东写西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⑪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光明日报》2012年1月17日第2版。
⑫钱锺书《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52-2553页。原文为行书书写，密密麻麻极难辨认，释文参考“视昔犹今”新浪博客——博客此篇内容，承宋长丰学友打印一份相赠，特此致谢。
⑬林如求《颜鲁公联与对联起源》，《光明日报》2018年8月31日第16版。
⑭钱基博《读清人别集录》，《学术世界》第一卷第十一期。
⑮李宝山《高淮生〈钱锺书《红楼梦》引证辑录〉补正》，《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⑯俞平伯《乐知儿语说红楼》，《文教资料（增刊）》1995年第1期。
注：本文
注：本文原载《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第三辑（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宝山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