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随笔】法与礼：柳宗元大战陈子昂
最近终于实现一桩心愿，去了一趟湖南永州。
永州虽然地处湖湘之最西南，是古人心中的蛮荒之区，但地灵人杰，出产过不少成就卓著的文化名人。我不懂书法，是到那里之后才知“草圣”怀素是永州人；所属祁阳县“浯溪碑林”的文书石“三绝”乃颜真卿书写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清代书法第一人何绍基也是永州人，与南宋理学家周敦颐同属道县。《爱莲说》作者周敦颐自然是老少咸知的。我最景仰的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虽是山西永济人，一生思想文化创作的鼎盛期却是被流放永州的十年。
△柳宗元画像
大多数人提到永州，就会想到“永州之野产异蛇”，语出柳宗元的杂文《捕蛇者说》，还有就是他的《永州八记》。这次我们去拜谒“柳子庙”，在“柳子街”附近踏访了《永州八记》所记的那些景点，实在很普通：皆因作者文笔美，格调高，有情怀寄寓其中，令人难忘也。
对于我来说，柳宗元的诗文印象最深的，是讲哲学的《天说》、讲政治学理论的《封建论》。那是1973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评法批儒”运动所读的重点课文。这次从永州回来重读柳宗元，感慨最深的却是《古文观止》卷九所选柳文11篇之首《驳<复仇议>》。
这篇文章是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时给皇帝上的奏议，是驳斥那个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所作《复仇议状》的，义正辞严，不稍宽假。
陈子昂（公元661—702年）是初唐人，是武则天称赏有才的两个文人之一（另一个是草檄文骂她的骆宾王），武后曾让他担任右拾遗（谏官）。当时有一桩轰动官民的大案：据《新唐书·张琇传》载，同州下邽县徐元庆之父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死，元庆乃变姓名到驿站充当仆役。等了很久，升任御史的赵师韫来住这个驿舍，徐元庆手刃了他，然后自缚投案。当时朝议纷纭，陈子昂上书建议，应当对徐元庆“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表）其闾墓，嘉其徽烈……（并）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柳宗元在《驳<复仇议>》结尾说：请把臣的驳议“附于令”，让审判类似案件的人，不再“以前议从事”；可见，陈子昂的意见和建议为朝廷所采纳，真的成了国家的律令。
对此，比陈子昂晚生112年的柳宗元非常不以为然：对于同一个人、犯同一件案子，朝廷怎么可以依法判处其死刑，同时又依礼给予他表彰呢？这样法与礼不是互相矛盾吗？老百姓究竟该不该学习这样的人呢？柳宗元认为：“旌”与“诛”不能并用，朝廷制“礼”与“刑（法）”目的都在于“防乱”，“礼”要“本情以正褒贬”，“法”要“穷理以定赏罚”。徐元庆如果做了可“旌表”的仁义之事，杀之则是“滥”，造成“黩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庆的确有罪，就该“执而诛之”，偏要说他做了合礼义的事，那是“僭”，“坏礼甚矣”。柳宗元认为，如果说徐元庆是“守礼而行义”者，那么，他就一定不会与“王法”为敌。其实，《论语》对礼制的要旨说得很明白：“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陈子昂说：“按之国章，杀人者死，则国家画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庆宜伏辜（罪）。又按《礼》经，父雠（仇）不同天，亦国家劝人之（礼）教也。”不错，《礼记》的“曲礼上”与“檀弓上”都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话。但是，正如柳宗元在这篇驳论里所引，《周礼》上有言，意为：“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春秋公羊传》有言，意为：“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是互相仇杀的做法……”
那么，我们能说因为陈子昂是“富二代”，十七八岁才弃武从文，读书不如柳宗元认真，才片面摘引《礼经》而出馊主意的吗？就算陈子昂读礼不精，采纳他的意见而入律令及随后用它判案一百多年的官员，饱读经书的人多着呢！其实是，他们共享两个大前提：一，凡民杀官，不论有理无理，必须偿命；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徐元庆杀赵师韫使这两条发生了冲突，于是用“法”与“礼”分别来满足这两条。
柳宗元的开明与高明在于，他根本不承认这两条大前提。如果元庆之父确实有罪该死，师韫杀他于法有据，其“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若徐元庆是）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理由）旌（表）焉？”如“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那么，这种徇私滥权残害百姓的官吏都该处死（“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民）理（政）者，杀无赦”）！若是县尉赵某残害徐父，而他的上级“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元庆“吁号不闻”而如此杀赵报仇，“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显然，在柳宗元这里，国法、刑法与化育官民、维护人伦的礼教，在善恶论、是非观上，是一致而非分裂的，更不会有冲突。
无疑，柳宗元大战陈子昂获胜了！他的论证有理有据有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否则，清人编《古文观止》就不会这么看重这篇《驳<复仇议>》了。
△黄宗羲画像
其实，如果不涉及官民关系中对官吏的特别保护，恰如孟子不承认对“独夫民贼”应该愚忠，古人通常也是看重礼与法统一的。比如，楚人伍子胥为报残杀父兄之仇，带吴兵攻克郢都，对昏君加暴君楚平王掘墓鞭尸，作为楚王宗亲的屈原，并不认为伍子胥是大逆不道，反而在《涉江》里把伍子胥、比干引为同类，既忠且贤却不被信任。这是因为伍子胥报父仇，杀的是该死的坏人。又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之父黄尊素，天启六年（1626年）被魏忠贤的阉党害死于诏狱；崇祯皇帝即位，黄宗羲即怀锥入京伸冤。适逢朝廷会审党人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作为受害者家属出庭作证；对簿之时，黄宗羲“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崇祯皇帝并没有加罪于黄宗羲，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清史稿·黄宗羲传》）这是因为黄宗羲的复仇对象也是朝廷要惩办的罪人。
以今天眼光来看，黄宗羲复仇，在公堂行私刑是违法的。但是古人并不那么看重程序正义，宗羲之举乃在情礼之中，不算过分。
柳宗元的思想观念，对于陈子昂而言是进步的。对于当今之世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今天，我们讲“礼”（道德和伦理），基础是“人人生而平等”；讲“法”，则增加了“人道”、“人权”、“隐私权”和“程序正义”等观念，比如不许刑讯逼供，不许斩首，不许示众，不许辱囚辱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可惜，现在有不少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古代，有些人还不如柳宗元开明。最近有件事在媒体上吵得很热闹，令人啼笑皆非。有个财经女记者，因为男友潘某分手而自杀，居然有“200余媒体人”联名给安徽广播电视台台长写“公开信”，言辞激烈地要求台长开除潘某和“小三”。于律法，离婚都有自由，何况恋爱未婚而分手？于情礼，恋爱的分合是潘某与“小三”的个人隐私。这些所谓“媒体人”怎能像“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大批判，还逼人家领导处理这种私德之事？哎，不说了！
【作者系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时评家】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