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乐至上,享乐至死:古罗马的纵情声色
“我接受了一座砖造的城市，却留下一座大理石的城市。”这是罗马帝国的创建者奥古斯都的一句话。
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平息了企图分裂共和国的内战，改组了罗马政府，给地中海世界带来了两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更重要的是，他树立了一个精明强干而又不乏仁慈的独裁者形象，以至于在去世后近两千年，其言行还在被其它政客或高明、或拙劣地效仿着。
身着大祭司长服饰的奥古斯都，他的本名是盖乌斯·屋大维。
作为城市，罗马在他治下实现了光荣与伟大，它的光环是如此耀眼，以至于在很多人眼中，它就是凯旋式、财富和建筑奇迹的集合，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喜闻乐见”的放荡和奢侈。
但这只是罗马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统治者们的世界。如果把镜头调转180度，那些逼仄的街道和拥挤的房屋就会展示在我们面前。游手好闲之徒在其中四处游荡，市民耽于以“面包和竞技”为主题的廉价享乐。
事实上，在光辉灿烂的历史表面背后，往往充满了鲜为人知的诡异情景、匪夷所思的奇特风俗，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痛苦和辛酸。它们在大多数教科书中被忽略不提，但如果要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它们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罗马人的不幸贯穿于生老病死。新生儿死亡率高达1/3，即使能免于夭折，也可能会面临被遗弃的危险。
男孩通常比较幸运，因为需要他去继承家业；如果是女儿，而又不巧出身贫困，那么没有仪式，没有怜悯，她们将被丢弃在下水道或其他地方，混杂在垃圾和牲畜的骸骨之中，这样父母就不用为她们的嫁妆负责。
古罗马人认为玩耍是儿童的天性，但家长的监护却经常失职。奥斯蒂亚的一块墓碑上写道：“我是双辕套车的车夫，我想跑得更快，但摔了下来，跌入了阴曹地府。”它记录的是就是游戏中的一次事故。
7岁的孩子被送入学校，学费虽然可以接受，但授课地点却是在沿街的房屋甚至是露天。最好的希腊教师只教小班，每班12名学生，但开价也是一般学校的数倍。
学校的纪律特别严苛，打瞌睡和逃课者将受到严厉惩罚，任何对教师的质疑通常招致毒打。儿时的经历令诗人奥维德刻骨铭心，他后来甚至为此咒骂黎明：“是你剥夺了孩子们的睡意，让柔嫩的手被枝条抽打。”
有时体罚非常随意，其目的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惩戒，而是强迫年轻人对权威要绝对服从。
到11岁左右，绝大多数儿童被迫与学校告别，而富家子弟则被送入“Grammaticus”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而在所谓的“技巧学校”，教师传授雄辩术和写作知识，从而让出身优越、有抱负的罗马青年能顺利参与政治。
这块浮雕反映的是罗马儿童上学时的情景
海外留学在贵族中也极其盛行，目的地通常是雅典、罗德斯岛或小亚细亚。整个教育模式完全是精英式的，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奥古斯都的统治被认为是“罗马人最幸福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悠闲而体面地活着。只有工作才能养家，而最好的职业（政治家和律师）又被上流社会垄断，同时鄙夷劳动的传统又根深蒂固。
从共和时代起，劳动就被当成不名誉的事——毕竟，为什么公民要去从事奴隶的工作？如果他足够走运，可以为政治家充当办事员，或者凭借一点本钱成为生意人（罗马人并不鄙弃经商）。
如果没有门路，他们要么成为无业游民，靠分发的食品颓废地生活；要么放下尊严，想方设法创造一些谋生手段：比如在竞技场为达官显贵占座；或是为拙劣的演说家捧场；甚至是帮人送葬。
而在当时，又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人口迁移限制，涌入罗马的外地人难以计数，他们在扩充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增加着原有居民的就业压力。
总的来说，在罗马“盛世”之下，生存非常容易，但生活并不轻松，对自食其力的人来说，出人头地的梦想可能是遥遥无期的。
罗马居民在出生、教育和工作上不平等，但疾病却对生命一视同仁。在一个卫生系统不甚完善、医学和巫术藕断丝连、传染病四下蔓延的城市中，要想保持健康其实很难，连奥古斯都本人都被诸多痼疾困扰。
公共医疗在罗马的确存在，但廉价必定低质，在贫苦人群接受的所谓“免费医疗”中，安慰成分很可能居多。
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程，死亡在罗马也不轻松。罗马人对身后事看得很重，如果不能举办体面的葬礼，那么人们就认为他的一生是不圆满的，后代也会名誉扫地。
因此，罗马人在生前就开始挑选墓地，并尽可能地把坟墓修建得富丽堂皇，即使财力不够，也要购买一块体面的墓碑。不仅如此，罗马人还喜欢让丧事广为人知，甚至让旁人也感到他们的死是社会的一大损失。
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要想死得隆重，就必须雇佣职业的送葬者，其费用通常是惊人的。于是一贫如洗的人们建立起“葬礼俱乐部”，成员需要缴纳“入会金”，然后按月缴纳会费，当某位成员作古之后，俱乐部将承担葬礼开销，同时发动大家将逝者送往安眠之所。
古典时代的城市病
在罗马人承受的种种痛苦当中，生老病死的不幸乃是一种必然，但有一种痛苦却是一种奢侈，它直接来源于城市的高度繁盛。
曾几何时，人类为了分享与幸福而创造城市，但结果却是拥挤和喧嚣。奥古斯都毕生致力于建造一座大理石的罗马，但他的功绩未成，“城市病”便已浮现。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对罗马的第一印象便是壮观的神庙、宏大的竞技场以及能够同时容纳3000人泡澡的大浴室，至于那些笼罩在阴影下的房屋都被彻底无视了。这是一种误区，不管怎么样，它们确实真正存在过。
今天，我们知道城市病是因为人口密度超过了经济和交通的承受力。以当时的标准，城市人口突破15万便可称得上是拥挤，而按照《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记录，公元前后，罗马的人口大约在75万-100万。
住房是极为紧张的，平民的房屋几乎只能用局促来形容，而卧室只有一种功能——睡觉。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很多建筑商开始兴建楼房，由此便诞生了被称为“岛”的多层居民区。
罗马住宅楼“岛”的还原图
此类住房的底层一般都是房主或比较富有的租户，狭小、阴暗的上层房间则是穷人们的家。这些楼房必须用混凝土建造才能保证安全，但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对此视若无睹。
搬进楼房总要承担风险，奥古斯都应该知道，早在公元前60年，便发生过楼房在狂风下坍塌的惨剧。
即使是窄小和危险的房屋，也不是每个罗马人都能拥有的。许许多多没有住房的人，比如奴隶和平民，只能在阁楼或是楼梯间栖身。一些人被迫租赁公寓，而房租又贵得惊人。
诗人尤维纳尔就曾说过：“用罗马城中一间昏暗破旧的公寓的一年租金，完全可以在周围的小城镇中买到一幢漂亮的住房。”
不仅如此，那些费尽周折取得立锥之地的人还要忍受无尽的痛苦：天一放亮，教书匠们便扯着嗓子喋喋不休；小贩竞相高声叫卖，工匠击打着锤子，祭司拖长了声调在祈祷……
而等到太阳一落，白天被禁止通过的车辆马上排成长队，车轴的摩擦声与赶车人的斥骂声响成一片。由于睡眠难保，很多健康的人生了病，很多病人不幸丧生。
但不同种族的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涌入市区，因为罗马已经不仅仅是一座首都，而是一种理想的具象化，它象征着幸福和机会，尽管实现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毕竟是聊胜于无。
贵族和元老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他们拥有豪宅，每一所的价格都超过300万银币，相当于至少3000个熟练工人的年工资。或许是天生神经衰弱，上流社会还是忍受不了市区的混乱和喧嚣，他们急匆匆地搬进了乡间别墅，并专心致志于宴饮和诗歌。
最初，别墅只是乡间的田产，但随着城市化成为一种负担，其作用便从生产转变为享乐。美轮美奂的马赛克壁画和巧夺天工的雕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金碧辉煌的客厅中陈设着孔雀、牡蛎、蜂蜜和葡萄酒，阿谀奉承的诗回荡在柱廊间，岁月被付诸及时行乐。
虽然享乐主义意味着物质文明的发达，但享乐过度绝不是进步，随着精英阶层在靡靡之风中沉醉，昔日充满活力的城市核心只剩下一个道貌岸然的虚架子，而昔日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则蜕变为纯粹的食利者。精英阶层臣服于物欲的，社会开始失去活力，而最终的结局必然是走向衰落。
享乐至上，享乐至死
但罗马的堕落又与众不同，它并非仅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共和时期，罗马人是一群粗鄙的农夫，他们用不屑来掩饰自卑，而一旦一夜暴富，其纵欲便注定是变本加厉的。
从凯撒到奥古斯都，帝国的触手伸向四面八方，尼罗河随战争汹涌，亚细亚被驯服，奴隶和财富如潮水般涌入，使这个斯巴达式的城邦蜕变为享乐主义的天堂。
面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社会的底层当然会表达不满，此时前者的手段颇为老辣，他们将廉价的享受抛洒给公众，宏伟的公共浴室、剧院和竞技场拔地而起。
于是事情变得非常讽刺，罗马平民可能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但享乐的渠道却是五花八门，廉价的放纵填充了日常生活，将朴实的美德和对政府的不满一并消除。
如果能从欢乐中汲取力量，那么我们仍可以说这种娱乐是有益的，但罗马人需要的仅仅是感官上的满足而已。随着斯巴达克斯的故事远去，为“荣誉、生存和财富”而进行的杀戮开始复苏。
曾几何时，角斗的目的是将灵魂献给死者，但在共和末年，这种庄严的祭仪渐渐蜕变和扭曲，奥古斯都将角斗视为一种拉拢民众的手段。宏大的表演收买了人心，使“第一公民”得以长期大权在握。
公元前31年，帕拉丁山和阿文丁山之间的“大竞技场”失火，奥古斯都不惜用来自埃及的方尖碑修复看台的基座。当地是市民娱乐的另一个中心，也是赛车表演经久不衰的举办地。它能容纳15万人同时观战。
赛程往往伴随着危险，在弯道附近发生死伤更是家常便饭。但主办方不愁找不到车手，毕竟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而戏剧作为一种更大众化的消遣方式而广泛存在。建于公元前13年的马赛卢斯剧场仍有大部分建筑保存下来，米开朗基罗正是从这里获得灵感开创了文艺复兴风格。
另一个挑战来自角斗，和它们相比，舞台表演制造的感官刺激实在平淡无奇。为增加卖点，女演员经常以半裸或全裸登场，下流的场面层出不穷。
主办方还经常让罪犯代替演员在杀戮的场面中被处死，从而制造血腥并吸引观众。总而言之，要想从这种低俗表演中得到教益几乎是不可能的。
甚至穷人也有放纵的去处。市区分布着近200座公共澡堂，因为得到国家资助，其中一些甚至可以不论贫富免费使用。自此，公共浴室成为贫民的享乐圣地，而洗浴也超出了卫生学范畴，演变为消磨时间的方式。
《罗马浴场》，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爵士所作
公元前19年建成的阿格里帕浴室每天要接待数万名澡客，而一次洗浴又通常持续数个小时，三教九流穿行其间，无业游民则经常在回家忍受恶劣的居住条件之前逗留整个下午，一些地方甚至公然藏污纳垢。
毫无疑问，这种生活方式对肉体和精神的破坏是巨大的，一座墓碑上甚至将它与酒色相提并论：“浴室、葡萄酒和纵欲毁了我们的身体，但如果没有它们，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墓主将罗马人膨胀的文化性格与荒唐的生活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浴室、葡萄酒和纵欲毁掉的不仅是他的生命，还有整个社会的未来和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