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生命体征和温度的文字
三十二年前，因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在昌平开办第一期文学评论研修班（后来被戏称为“黄埔一期”），让我去做班长，费振钟介绍那时还在高邮党史办工作的王干一同前往，起初我以为王干是一个老者，一见面却是一个大眼睛滴溜溜转的小年轻。无疑，王干是研修班里听课最认真、读书最勤奋（为了挑灯夜读贾平凹的《商州》，就熄灯问题与林道立差一点发生“武装冲突”）、写作最频繁的学员，这些都是他日后成名不可或缺的元素。当然，具备这些元素一般人都能够做得到，但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却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对作品的高度敏锐性，所以用“机敏”一词来形容王干对文学世界感悟的敏锐性是比较恰当的，说它是王干的天赋也好，说它是王干的秉性也好，这样的性情会是一把双刃剑。
王干让我为他的这本评论集写序，可以看出王干性情中的另一面，用聪慧的大度来直面自己的人生，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从事人文学科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二十年前，那场文坛的“断裂”事件，王干被卷入其中，虽然他自己否认直接介入，但朱文和韩东当时和他来往密切，在心理上绝对是惺惺相惜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其事件本身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姿态表明了文学已然走到了分化的断崖口，他们和我们的态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这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大家认清了文学发展的走向；也从“断裂”作家群的沉浮之中，看清了一个作家生命力的所在。包括王干本人的文学经历，也充分证实了一条文学的真理：除了文学的天赋以外，一个作家还得保有对文学的一份真诚，这个真诚就是对人性的尊重。
闲话不说，言归正传。王干的这本评论集是他几十年来专写江苏作家作品的集子，我数了一下，一共三十余人。从老一辈作家高晓声开始，到中年的赵本夫、周梅森、苏童、叶兆言、范小青、朱苏进，再到后来的“断裂”作家群，以及更晚一辈成名的作家，江苏知名作家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了。
说实话，一个评论家要展示自己一生的评论经历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当你将几十年前的文章都翻箱倒柜地寻找出来，再一次公布于众，总有明日黄花之憾，倘若尚有突破时代局限的文字留下一二，也就沾沾自喜了。显然，王干这些过期的评论当中是有一部分具有突破素质的，否则，他是没有底气拿出来的。我不想对王干的作家作品论进行逐一的评点，因为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不能说他对这些作家的评论不到位，而是认为这些评论虽然在当时是领风骚的，但是，一俟王干摆出了一副理论家的面孔来评论作家作品时，就会显得有些凌空蹈虚了。这就使我想起了与王干几乎同时出名的陈晓明来，用理论轰炸机来对作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扫射，那是陈氏评论的长项和专利，乃王干之所短；而王干所具备的长项又恰恰是陈晓明所没有的，那就是用比狗的嗅觉还要灵敏的那种特有的感悟或顿悟，去感受作家作品，也就是与作家一起走进生活的现场，去触摸和体悟那充满着毛茸茸质感的现实。
所以，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在这一本书里，王干评论苏童的作品是最多的，其他人只是一篇，至多不超过三篇，而苏童却占了五六篇之多。究其原因，不管王干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之所以陷入了苏童评论的怪圈之中，就是王干的评论最适合对苏童作品做出最优质化的呈现与再造，无论他是出于对苏童作品的真爱，还是出于他本人对苏童笔下生活的热爱，我们都可以见出王干倾力为之赞叹的行状来，这一部分是其评论集中最精彩，也是最出彩的篇什，其根本缘由就是，他是用文学创作的语言和激情来书写这些带着生命体征的评论的。
像这样的语言才是最接近作家作品本意表达的独特语言，极具表现力：“苏童在先锋派作家中，以其语言丝绸般的柔和和光滑独具一格，他小说的语言时常可以自成一体，不必指向叙事。在《河岸》里，苏童始终保持这种语词的飞翔感觉，并时不时地向人物读者进行俯冲。《河流之声》那个章节里，能看出孙甘露式的语言修辞的天赋，但又没有脱离人物和小说的具体情境，结合得近乎完美。”王干多处提及苏童语词的“飞翔感觉”，只这四个字，就高度凝练而准确地概括出了苏童的语言风格，虽然让人是靠意会去感觉和体验作家的语言背后的玄机，但是足以让人感觉到另一种超越理性概括的准确性，因为它有一种感性的温度让你激动。
当然，像这样把感性认知和理性分析进行混合搅拌后，从“意象”感受上升到“具象”分析的评论文字，也同样是精彩的：“苏童的小说也是圈，他使用灵性用感觉用色彩组成的神秘之圈，是用生命汁液浸泡出的意象之流，它自山地流动在心灵与大自然契合的那一瞬间，没有开始，没有结局，也没有高潮。它是流动的画面与流动的旋律熔合起来的诗潮，在这股诗潮里飘溢出桂花的芬芳、夜晚的宁静、历史的幽远和孩提的忧愁，我们必须调动自童年时代所保存下来的种种新奇的视觉、听觉、嗅觉、感觉去感受这种诗潮对我们感官的美丽的冲激，去体味种种意象里所潜藏着少年时代许多美丽的梦幻和看似轻淡实似沉郁的悲剧。也许，童年时光的种种诗意和感伤便由此涌上了你的心头，甚而至于笼罩着你，久久不离，像一个奇异的神秘的光圈。”在这里，既有调动文学意象的词语，也有分析概括的文字，二者交融，给人留下咀嚼回味的艺术空间。
毋庸置疑，一个评论家，不可能永远陷入文学创作的语词当中进行作家作品的分析，那样也就不能称其为评论了，我以为，在其他作家作品的评论中，王干对作家作品的概括分析的独特点未必十分准确，但是，在评论苏童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却是十分自然熨帖的，我之所以采用“熨帖”一词，就是要表达一个评论家能够在进入作品充分的体验过程中，发自肺腑的概括才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和升华的过程：“在1993年的一篇《苏童意象》中我曾将苏童小说分为三大类型，一是童年视角的记忆性的乡村叙事类型，一是关于女性生活的红粉系列，还有就是香椿树街的城市生活系列，后来苏童又增加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这种分类，未必准确，但基本上能够概括苏童小说的重要特征，好的视角，细腻的心理，城市的变迁，成长的主题，历史的无奈，由此带来的人性的扭曲和伸张。”
分析人物同样如此：“这显然是在叙事，是在表现颂莲秋日烦乱的心绪和越来越乖戾暴躁的性格，所用笔墨不加心理分析，也没有变形夸张之处，是纯粹的写实的白描，但整副场景却给人意象性的阅读感受，具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感。这一方面是由于落叶本身在中外诗歌中特有的意象内涵唤起人们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苏童将其场景与叙事进行定格处理，便形成了一种意象块面，这种方式延伸了意象的内涵，也为白描灌注了新鲜的汁液。因而当《妻妾成群》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时，小说里的生活场景乃至色彩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入镜头。色彩本位论者曾认为张艺谋的电影艺术在于实现了故事的意象化，那苏童的小说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疑，这些都是王干评论文字中最干净，也是最出彩的地方，往往给人惊鸿一瞥的感觉。
这恐怕才是王干评论与其他评论家之间的区别所在。
可惜的是，王干蛮可以将这样的文本分析贯穿到那个与苏童有着同样感觉的毕飞宇的文本分析当中，但是他没有，这是他的失误吗？或许，他觉得一个苏童就耗尽了他的才华和灵敏，也就不难理解他没有把好友韩东的作品也纳入这样的文本分析之中，但对我而言觉得奇怪。尽管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但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一直想为韩东的小说写一篇评论，但始终未能写好。我觉得韩东的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是相当独特的，他的小说从形式上看不出什么奇异之处，甚至有些陈旧，但读下去，在那些近乎枯竭的文字缝隙间又发现处处暗藏‘杀机’，处处有埋伏，处处有意味。套用韩东的那首著名的《有关大雁塔》诗中的‘警句’，便是：关于韩东，我们又能说些什么？”无疑，感觉是对的，但为什么就不写呢？其实韩东的小说比他的诗歌还有嚼头，至今，其《障碍》《交叉跑动》等篇什中的细节描写还时时浮现出在我的眼前，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让人记住的往往是细节描写，被人记住就是一种成功。韩东有许多地方与苏童十分相像，王干却没有在这里充分展开他那充满激情的评论，确有遗珠之憾。
王干当初也非常看重朱文，也许有人认为朱文将来会成为“大师”而蛊惑了王干。二十多年过去了，摒弃一切前嫌，我还是仍然坚持我当初的判断：韩东的才华远在朱文和吴晨骏之上。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须赘言，其实王干当时也意识到了这点，只是过于放大和夸张了朱文小说的长处，而忽视了一种小说家最大的忌讳与隐患，那就是对“历史的必然性”的疏忽，王干也意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朱文的小说已经无懈可击了，恰恰相反，朱文小说中常出现的随意性因为把握不住‘飞’的冲动而失之过分，他在躲避生活的沉重的同时，也会同时丧失生活的厚实，很容易滑向浮泛和贫乏。作为游走美学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朱文的路还刚开了一个头，他还要走很久。”可惜朱文也只是，也只能开一个头，他不能维系下去，除了缺乏心性上的定力外，少的就是对现实生活描摹的准确性和超越性。于是最后还是放弃了小说，去捣鼓电影去了，没有像有些人热切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大师”，历史做出了一切合理亦合情的注释。昙花已逝，铁树犹在。
三十多年过去了，文坛的风风雨雨会改变一个作家或评论家的命运，但改变不了的却是各色人等对文学的那份真情或是虚伪，这是我们每一个钟情文学的人都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愿王干揣着十二万分的虔诚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一直走到底，相信他是不会辍笔的。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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