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经济》观点精粹 | 相对贫困阶段应着力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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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貂，徐舒，杨汝岱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2期，原标题为《消费保险视角下农村扶贫政策的福利效应分析》。
研究背景
现行标准下农村全部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在2020年如期实现。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结束，扶贫的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相对贫困，关键在于预防返贫问题，因此提高贫困家庭对收入风险的抵抗能力尤为重要。相对而言，低收入家庭会面临更大的收入风险，但是由于信贷约束和缺乏有效的风险缓冲机制，当遭遇灾害、失业和疾病等负收入冲击时，往往会选择出售生产资料以保障最低生活需求。长期看，这将不利于生产资料积累和发展，可能会造成因病因灾返贫情况。现有文献在考察扶贫政策效果时重点关注贫困家庭收入和消费的改善，但是忽略了二者变化趋势的内在联系。消费保险（Partial Insurance）作为连接收入和消费的纽带，反映了家庭遭遇收入冲击时的抗风险能力，是衡量家庭福利至关重要的指标。探究扶贫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提高能够提高贫困家庭的消费保险能力以及政策可能的作用渠道，对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长期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以扶贫开发推动区域发展，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将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其中，国家级贫困县是扶贫政策的重要落实对象。已有文献发现针对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政策能够有效减少贫困发生率，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贫困县收入水平和改善消费水平。但同时由于贫困空间和贫困人口并非完全耦合，县级瞄准的扶贫项目在实施中可能存在瞄准偏误，这减弱了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012年以后，中国进入精准扶贫政策和区域扶贫开发政策融合新阶段，逐步确定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尤其是对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政策，开始从“大水漫灌”转向了“精准滴灌”，着力于解决过往开发式扶贫中的痛点和难点。探究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提高贫困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和增加家庭整体福利水平，以及精准扶贫方略的实施是否能强化该政策的效果，为相对贫困阶段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
王貂、徐舒和杨汝岱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2期上的论文《消费保险视角下农村扶贫政策的福利效应分析》测算了1986-2017年间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风险和消费风险变化情况，并从整体上估计了不同类型收入风险对应的消费保险参数。同时，文章创新性地将双重差分框架嵌入Blundell等（2008）的模型，依据1994年和2012年两个重要政策节点，考察了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保险能力的效果以及评估了精准扶贫战略对该政策的强化效应。此外，文章还从收入增长效应、收入风险效应和消费保险效应三个方面分解量化了扶贫政策对家庭的福利效应。
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影响家庭消费决策的主要是持久性收入冲击，而非暂时性收入冲击。同时，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实施能够提高贫困县农村家庭对持久性收入冲击的消费保险能力，精准扶贫战略进一步提升了该政策效果。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保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家庭、低教育程度的家庭和没有外出务工家庭。这表明扶贫政策具有较好的瞄准性，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缓解低收入家庭的信贷约束，提高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当地非农劳动供给等方面。福利分解结果表明，国家级贫困县政策主要通过消费保险效应提高了贫困家庭的总福利水平。
研究启示
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相对阶段扶贫政策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时仍需加大相关政策的力度，增强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具体而言：
第一，信贷和家庭劳动供给是收入风险重要缓冲机制。缓解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需不断完善和创新信贷优惠政策和普惠金融政策，加大扶贫小额信贷、创业担保贷款和助学贷款等政策的实施力度，支持贫困地区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做到精准投放，能贷尽贷。发挥劳动供给缓冲收入风险的重要作用。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梯度转移，利用公益岗位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增加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劳动供给。
第二，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兜底作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向贫困人口实行政策倾斜。如新农合、大病保险和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避免家庭因病致贫返贫；加强和完善农业保险，分散和平衡贫困家庭因自然灾害和农产品市场波动等造成的收入冲击，防止农户因灾返贫。
第三，文章福利分解结果显示扶贫政策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风险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在下一阶段扶贫工作中需要强化扶贫政策的增收功能，尤其在解决相对贫困中应通过发展产业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加强低收入家庭的创收和发展能力。同时，扶贫政策还要着力于减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风险，如改善贫困地区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水平和完善灾害预警机制，以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负向冲击等。
第四，尽管劳动供给是平滑收入冲击的重要机制，但由于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和收入风险较高，并且无法享受当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导致扶贫政策并没有提高外出务工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如何提高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抗风险能力，是相对贫困阶段扶贫政策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将外出务工劳动力纳入统一的扶贫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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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洪银兴，桂 林.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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