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富勒：大学能在知识管理时代幸存下来吗？ | 西东合集

焦小婷 译

　　一提到“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大学教师们（学者们）便很容易据此自傲。他们往往认为，它指的是大学在社会上所起的主要作用。然而，这一词组的意义却刚好相反：社会是名副其实的知识生产的温床，大学从中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或益处。人们一直认为大学教师不够警惕，因为他们不顾成本和后果地，把知识当做为知识而学知识这样的事情去追求。只有当大学变成精英机构、独立研究人员变得很休闲时，这样做才有意义。然而，因为一些与单纯追求知识不相干的原因，大学要想更广泛地向公众开放，将会面临日益紧迫的全球性压力。如今，人们期待大学能够成为资历证书的分配器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而，大学教师们不再有能力完全控制自己的业绩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管理者的工作便停止运转。《财富》杂志前主编汤姆·斯图尔特（Tom Stewart，1997），曾把大学称为“愚蠢的机构”（dumb organization）。这一流行语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观念：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可被视为“聪明的机构”（smart organization），因为它通过优质的管理魔法，依靠那些相对没有受过良好培训的职员，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效益。相反，学界的正常业务，却因院系的头头脑脑们忙于记录受过过剩教育的教工们的活动，而反其道而行之。如果说麦当劳的营业总额远远大于其各部分营业额的总和，大学的总营业额则比它的各部分营业额的总和要小得多。
　　大学教师们大都否认知识管理的影响力，尽管从工商领域引进的大学校长数量猛增这一现象，至少从原则上表明，可以用同样的生产定额来衡量麦当劳和麻省理工学院。理查德·赛克斯（Richard Sykes）就是一个鲜明的近例。他被任命为伦敦皇家学院院长，主要是因为他成功地合并了两大医药跨国公司：葛兰素（Glaxo）和史密斯–克莱恩（Smith-Kline）。不足为奇的是，他一直努力推进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合并，希望将其打造成英国首座科研领先的大学（至少从科研创收上来看），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他还没有取得成功。不管怎样，赛克斯在英国学术管理文化方面播下的这一思想的种子，促成了曼彻斯特大学与其邻校——英国最大的（就学生人数而言）曼彻斯特理工大学的合并。这一举动被当时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俨然一副像是要将（美国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合并起来的架势。
　　我们自然会想到：下一个学术时代，能够抵御这些变化吗？坦率地说：我们为什么应该期待短期合同制大学教师的数量能够提高，以保证为他们提供了稳定工作的这一机构的完整性呢？博士们只要愿意并有能力获取更好的报酬和工作条件，很快就会获得麦当劳连锁店里那些没受过专业训练员工们的生存技巧和态度（Jacob & Hellstrom，2000）。事实上，当对变幻莫测的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变成首要价值时，自主的工作环境的正常影响力便开始衰退。毕竟，自主意味着人的才能在外在压力面前说“不”，这使得处于灵活多变世界里的资本主义显得异常死板僵硬。因此，教工的任期合同制，已经成为教师将自身研究领域内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的一种资历，即使有时他只有三名学生，其中两个还时常被老师讲授的内容所触怒。
　　然而，不单是那些职业知识管理者，还有很多学者，也都支持近来把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分开的措施。修正过的大学教学和科研的界定标准，始于19 世纪早期的德国。随着一个个新的网络学位计划和科学公园的建立，这样的举措每天都在发生：一个把大学威逼成制造文凭的作坊，另一个将其变为专利工厂。尽管它们起着反作用，但这两个“后学术”机构，在为那些货到付款人牟利的问题上，却有高度的共识和兴趣。在此背景下，大学显得异常弱不禁风。为了确证自己在这种紧迫的成本效益条件下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大学一直处于强压之下。然而，如果把大学就是“服务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这一观念，都归罪于大学里的知识管理者，乃至最近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浪潮，无疑都是错误的。
　　一些大学老师，经常怀着感恩之心、怀旧性地感念政府的福利政策在全盛时期给大学提供了充足资金，但是他们往往忘了，隐藏在学界对决策者的吸引力背后的，其实是提供服务。公众愿意交付更高税务，因为他们（或其子女）有可能通过获取某一学科知识的资格证书来促进其工作发展前景，或者说大学教师或许能够提出改善社会生活质量的灵丹妙药。如今，这样的心态只存在于日益私人化的资金环境下。
　　总之，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意指出卖关键性的东西以获取短期利益，典出中世纪传说中浮士德以灵魂为代价交换三个愿望的满足]，在披着社会民主伪装的虚夸言词下的双重福利政府时期，受到重创。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大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强化，但曾经的它们可是社会经济再生产的首要阵地。长远来看，这一交易使大学失去了其政治独立性（进而也就失去了其知识独立性），随着政府取缔法律和金融方面的保护，这一点已经变得日益明朗。在大学为全体纳税人服务并以它带给纳税人的利益多少为基准来评判它这一发展阶段过后，如今的它正在被推向全球化市场，在这一市场上，美国的大学已经在享受提供知识含量颇高的商品和应需服务。
　　这至少是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学界政治经济转换所呈现出的状态。现在，大学首脑们经常抱怨，附属于福利政府的大学，阻止了政府向学生收取与世界舞台上的美国大学相抗衡所必需的全额学费。他们似乎认定，美国人愿意为在最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付出更多，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他们在市场上的地位，这一点早已得到证实。然而，这却解释不了，比如，常春藤联盟是如何设法正式、合法地收取世界上最高的学费，但实际上却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付学费。或许可以用历史悠久的普世主义、民主和精英领导理念来解释，为什么常春藤联盟会制定这样的政策。但对欧洲人来说，其神秘性却在于，他们是如何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的。
　　因此，欧洲人对美国这一现象的理解，尤其是在精英层面上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们忘了，是什么使大学对世界文化作出鲜明的欧洲式贡献。这一点我将会在后面讨论。但从更基础的层面上来说，这一理解上的偏差，让我们想起了长期以来边际效用思想（marginal utility thinking）对价值观的界定所产生的不良影响。福利国家经济学和当前的新自由主义都认同，经济建设来自于相互交易，即商人们彼此之间同时进行交易，彼此交换各自相互竞争的利益。理性的代理商愿意接受某种价格，但仅限于一定量的商品或服务。除此之外，还会出现“利润减少”（diminishing return）现象，因此，理性的代理商们会把他们的消费换到别的地方去。这就意味着，短期内，商品和劳务是由它们对消费者的影响前景来评判的。这种观点和大学的特征全然相反。
　　值得赞扬的是，福利经济学家们早已意识到，长远来看，他们所谓的经济观念，只会让可能增长的利益出现贬值，特别是对那些与代理商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来说（Price，1993）。如前所述，福利国家之所以把大学视作“公共商品”的实例和生产者，主要是想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提供费用和享受利益方面，通过真实的表征，保护社会大众的利益，要比只关注特殊群体便宜得多。但对冷漠无情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下面这一点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妥协：高等教育是一个具有不确定价格体系的市场。就因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就会如此吗？这一疑虑激发了知识管理者，他们呼吁摆脱政府阻碍以保证大学间自由竞争，从而尽快迫使它们面对市场力量调整机构，甚或下放职责与权力等。
　　然而，这一思维定式下掩藏着一种固有的直觉：一切经济活动的范式都是商品交换，这种为日常家用而进行的商品交换，在乡村市场上每周都会有。从这一点来看，一个主要的实用性问题在于：如何在太阳落山前清理好市场，以保证人人都能买卖到自己想要买卖的商品。这一问题的提出，至少产生出与大学一直面临的经济形势相左的三种假说：
 
　　第一，  每位商人都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相比之下，这两种角色在大学和未来的顾客（包括学生）之间，不管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  没有一位商人愿意要多余的商品，更不用说去尽可能地积攒商品。闲置商品要么腐烂，要么成为小偷们的攻击对象。相比之下，急剧的知识积累——不管是课本上的，还是头脑中的或数据库里的——却成了大学的主要使命。
　　第三，  每位经商者的需要，都会由一个循环结构体系来提供，其理想的需求量应该和乡村里的市场周期相吻合。不存在固有的、无法满足的（买卖）愿望，只存在周期性的愿望，愿望一经产生就会得到满足。相比之下，终止需求的想法，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如此异常，以至于任何试图停止甚或是疏通其实施的行为，都会被视为镇压行为。
 
　　然而，大学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进行经营，而不单单是充当多元服务的提供者附属于其顾客，一旦学术商品被卖出，这种不相关联的交易就会终止。古罗马法令原初赋予大学以社团身份的原因在于，大学的兴趣目标追求，超越了当时任意一位独立的个体会员，因而，大学提高了对个人特定用途资金的发放和赠与，这些个体在非世袭的前提下是这一机构的一分子。他们往往通过考试或选举，自主选择自身的身份，这就需要他们情愿成为自己原有身份外的某一类人。除大学外，原初的社团组织还包括教会、宗规、行会和城市。商业企业直到19 世纪才逐渐被视为公司。在此之前，交易的实施，要么是一种临时的、有目标的活动（相当于军事探险），要么是一种扩大的家庭传承，一种罗马法下传承社会身份的约定办法。
　　大学里的社团原型，绝非历史上人们一时兴起所致。最古老也是最成功的美国大学，是由英国的异教徒们建立起来的。对他们来说，教会的合作形式独树一帜。17 世纪以来，美国大学毕业生被培养成所谓的“校友”，他们把自己的大学时代，视为界定其人生的重要过程，乐于和每一位值得尊敬的考生分享。校友们的捐助，以新教徒“什一税”为基础，为下一届学生提供基金，使其能够同样享受到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的机会。作为回报，这些校友们会购买服装杂志，招待体育运动队（校友们每个周末都热衷于此），自愿、正式（有时也很随意）地参与制定大学政策等。常春藤联盟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学生，都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接受的大学教育。与此同时，领先的美国公立大学，也展现出同样（有时甚至更强）的趋势。因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这些“公立大学”，它们的费用70% 都来自私人赞助，只有一小部分来源于学生的全额学费。
　　与此相反，在先前福利国家的政治制度下，大学的“私有化”有两大主要策略：一是受市场驱使的学费，二是毕业税。它们都是为了维持机构生存而制定并运转的长期规划，实际上相当于一系列短期计划。这些强制支付方案，最多也就是使得大学可以更换它们投资到学生身上的资本，但它们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些奖励机制，鼓励学生们作出比学校投资大得多的贡献。如果说有什么不利的话，这些学费和税收，可能会变成怨恨、不服从、乃至财政全盘失败的一种来源，因为在一个将知识当成地位商品去追求的世界上，很难以短期内的衡工量值（value-for-money）为基准，去评判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因此，为了克服知识管理者自嘲地称自己为愚蠢的机构这一现象，大学必须努力做到让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这一点至少意味着，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依据它为包括学生在内的现有顾客带来的短期利润来做评判。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一理想，保证了机构拥有开阔的视野。毕竟，在新知识的生产（通过科研活动）、加工和传播（通过教学手段）上，大学是独一无二的。前者意味着大学教师生成了社会优越性和特权的新形式，后者则根除了这一点。社会资本的创造性毁坏，使大学成为独创的企业组织机构。然而，大学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和维持的。随着福利国家缓慢而稳定地走向衰落，将大学恢复成原本的组织机构已是刻不容缓，大学的“私有”化形式，要比主控现代经济思想、如今又危及这一机构整体性的“商品交易会”（tradefair）模式，优秀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