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萨德行动录：追捕艾希曼（3）
乘坐一号车的马尔金和塔沃刚把发动机舱盖打开没多久，就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凑了过来。这名年轻人热情地表示自己可以帮助他们修理车子。审讯专家赶紧用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请对方马上离开。年轻人一脸不快地骑着自行车走了。
七名队员继续等待。19:40分到了，但公交车却没有出现。
19:44分，有一辆公交车靠站了，但下车的人里没有艾希曼。在这之后，又有好几辆公交车陆续进站，但都没有看到艾希曼的身影。队员们开始感到有些担心，难道艾希曼已经察觉到了有人在监视他吗？
按照局长哈雷尔的命令，如果小队在20:00整还没有见到目标的话，就必须马上撤离。两辆车子停在路边超过半个小时的话很可能引起附近居民的怀疑。
20:00整，队员们询问队长艾坦是否应该放弃行动立即撤离？队长决定违反局长的命令，继续等待下去。
20:05分，又一辆公交车进站了。坐在二号车里的队员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下了公交车。他们不需要望远镜也可以认出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片刻过后，二号车点亮了车头大灯。等候在一号车旁的队员心领神会，做好了准备。
艾希曼拐过路口，朝自己的家走去。担任二号车司机的审讯专家按照计划提前启动了发动机。
就在这时，负责绑架的马尔金和塔沃发现艾希曼把右手伸进了大衣口袋里。目标身上带了枪吗？百密竟有一疏，这是队员们没有考虑过的情景。在几秒钟之内，马尔金决定放弃原来的锁喉动作，改为先控制艾希曼的双手。
当艾希曼从他身边经过时，马尔金迎了上去，用西班牙语说道：“稍等一下，先生。”趁对方张口要作答之际，马尔金扭住了对方的两只手。艾希曼拼命挣扎，最后两个人都摔倒在地，扭成一团。
队员们事后发现，装在艾希曼大衣口袋里的不过是一支手电筒而已。但这个小插曲让绑架行动变得有些拖泥带水。塔沃和藏在车里的队长艾坦赶紧冲了上去，三人合力把艾希曼拖进了车里，然后给他戴上了手铐和眼罩。
审讯专家立刻启动车子，快速驶离了现场。车子先朝着相反的方向开了几个路口，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后朝安全屋的方向驶去。如果现场有路人看到了绑架的过程，他们也会给警察指一个错误的方向。
行驶过一段距离后，一号车开到一条小巷里，把车辆牌照换成了一块外交车牌，然后又继续上路。审讯专家身上装着一本由文件伪造专家制作的奥地利外交护照。这本外交护照再配上他那完美的德语，绝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在路上，审讯专家一边开车一边用德语大声地警告车上的俘虏不要反抗，否则就立刻杀了他。
俘虏没有任何反应。审讯专家心里开始有些紧张。小队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尽管前期经过了多次确认，但他们确实有非常非常小的概率认错了人。按照局长的指示，如果他们抓错了人，则要尽快把对方释放。
审讯专家提高音量，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警告。这一次，俘虏终于说话了，并且说的是标准的德语。
审讯专家松了一口气，他们应该没有抓错人。从上车到现在，他们的俘虏根本没有问过他们是谁，也没有问过为什么要绑架他。也许，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一直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一路上，两辆车子都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在又更换了一次车牌之后，两辆车先后回到了安全屋。这时是20:55分，距离艾希曼走下公交车已经过去了50分钟。
队员们把艾希曼带到了密室里，命令他躺在一张铁床上，然后把他的一只脚铐在了床上。他的头上仍然带着眼罩。在他被关押的整个期间，不管是上厕所还是吃饭，这个眼罩都不会被拿掉。只有审讯专家可以与他进行对话，其他的小队成员在艾希曼面前不能发出任何声音，队员间相互交谈也不可以。万一后面的行动出了什么差错，艾希曼也无法通过声音或是相貌指认除了马尔金和审讯专家以外的任何成员。
医生为艾希曼做了体检，同时通过体貌特征与他手上掌握的关于艾希曼的资料进行了再次核对。党卫军成员通常在腋下会有一个标记了血型的刺字。在纳粹德国，党卫军成员被视作是比一般军人更加宝贵的人，需要得到优先输血的机会。然而，在艾希曼的腋下，医生只找到了一小块疤痕。
审讯专家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开始了对囚犯的审问。
“你的名字叫什么？”
“Ricardo Klement。”这是艾希曼在阿根廷使用的假身份的名字。
“你之前还用过什么名字？”审讯专家继续追问。
“Otto Heninger。”躺在床上的囚犯说出了另外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审讯专家从来没听过的名字。
“你的党卫军编号是多少？”
“45326。”这个数字和审讯专家手里的资料是吻合的。
“你的出生年月日？”
“1906年3月19日。”
“出生地点？”
“Solingen。”
“你出生时的名字是什么？”
“……阿道夫·艾希曼。”
审讯专家看着站在床另一侧的副队长，两人伸出手在铁床上方使劲握了一下。他们已经抓到了他们要找的人。
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局长等来了他的特工，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局长都在不停地辗转于不同的咖啡馆中，以防他的特工需要与他进行紧急联系。
局长不动声色地听取了整个行动的报告，并对他的手下表示了祝贺。在结束会面后，局长安排自己的联络人把这个消息发送回了一万五千公里之外的以色列。在摩萨德之外，有三个人可以知道这个消息：以色列总理、外交部长和总参谋长。
在做完这些事情后，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局长离开了咖啡馆，在凉爽的空气中一路走回了酒店。在多年之后，局长仍然能够回忆起自己在那个晚上愉快的心情。
第二天，小队成员们仔细地浏览了当地新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警方介入的迹象。他们尽快把绑架用的一号车还给了租车行。在把艾希曼带上飞机之前，他们还需要把他在这里囚禁上八天。
对艾希曼的看守措施可谓是滴水不漏。尽管艾希曼永远都戴着眼罩、大部分时间都被铐在床上，还是永远有一名队员在密室内负责看守这名囚徒。每三小时一班，24小时不停。
密室的两扇窗户已经被完全封死，声音和光线都无法传出，密室内的灯24小时亮着。在密室内有一个报警器，可以立刻通知安全屋内的其他成员前来帮忙。在车库里永远停着一辆加满了油的汽车。一旦有人找到了这里，他们将会带着艾希曼迅速撤离。
在发现艾希曼失踪之后，他的家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在行动开始前，局长和队员们已经对艾希曼家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推演。局长判断，艾希曼的妻子和儿子会首先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大医院去找艾希曼，看看他是不是在车祸中受伤。然后，他们会去警察局询问是否有一个叫做Ricardo Klement的人被警察逮捕。如果这两种途径都无法发现艾希曼的下落的话，他们一定能猜得到，是以色列人把阿道夫·艾希曼带走了。
在这之后，他们会在阿根廷的纳粹圈子中寻求帮助，而不是到警察局去报警。因为如果他的儿子报警说他的父亲遭到了绑架，就不得不向警察解释为什么他的父亲有被绑架的价值，这就会牵扯出他父亲的真实身份。
事实证明，局长的推演是完全正确的。艾希曼的两个儿子和阿根廷的亲纳粹分子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四处寻找艾希曼的下落，但却一无所获。他们的父亲如同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与此同时，六名队员在安全屋里继续看守艾希曼，剩下的几名队员分散住在其他几间公寓里。
大家原本以为，可以无动于衷地杀害六百万人的艾希曼一定是一个狡猾、残暴的危险分子。在被绑架之后，一定会想方设法逃脱或者反抗。
但在几天之后，大家发现艾希曼完全就是一个软弱胆怯的可怜虫。当队员第一次要带他到院子里透透气时，他的腿抖个不停，差点都无法站立。他以为以色列人要把他在这里处决掉。在脱掉党卫军军服之后，艾希曼完全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胆小鬼。对于审讯专家下达的命令，他总是立刻毫无条件地服从，温顺得像一只绵羊。看着被铐在床上惶惶不可终日的囚犯，很难想象这就是筹划了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纳粹军官。
关押艾希曼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意外发生。队员们开始忙碌着准备行动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困难的环节：把艾希曼带回以色列。
在5月19日，会有一名身型和长相都与艾希曼相近的特工装扮成以色列航空的机组人员乘坐专机来到阿根廷。在抵达阿根廷后，这名特工会把自己的护照和机组工作证交给行动小队。文件伪造专家会把艾希曼的照片替换到这两份文件上去。5月20日，艾希曼将以机组人员的身份通过阿根廷的边境检查关口。为了防止艾希曼突然求救，医生会给他提前注射药剂，让他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但同时又可以在别人的搀扶下自己行走。至于那位特工，他将使用另一个身份前往智利，然后从那里返回以色列。
5月19日下午17:52分，以色列航空的专机降落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塞萨机场。在完成必要的机械检查、飞行员进行强制性休息后，这架飞机就可以启程回国了。飞机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架专机来到阿根廷的真正目的。
5月19日晚上，假扮成机组人员的特工把自己的证件交给了文件伪造专家，后者把艾希曼的照片替换了上去。第二天下午，队员们让艾希曼洗了澡，然后给他穿上了以色列航空的制服。艾希曼这时也被告知自己将会被带到以色列去。他没有做出任何反抗，而是安静地服从了所有的命令。也许他担心自己如果不配合的话将会被立刻杀死。
晚上21点，医生给艾希曼注射了药物。在药物起效后，医生和另一名队员搀扶着艾希曼上了车，三个人一起坐进了后排。审讯专家负责开车，他今天的新身份是一名常驻阿根廷的以色列外交人员，要搭乘今天的飞机回国。车上其余的人都打扮成了以色列航空的机组人员，兜里装着文件伪造专家为他们制作的证件。
挂有外交车牌的车子上路了，后面跟着一辆备用车辆。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处，载有真正机组人员的小巴车也从酒店出发了。
按照事先的约定，三辆车子需要在22:30准时抵达机场，这样真假机组人员才可以混在一起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口。
22:30分，三辆车子都准时抵达了机场。在通过安全检查闸口时，第一辆车上机组人员被要求表现得吵吵闹闹，以分散阿根廷安检人员的注意力。还有一些人被要求坐在座位上睡觉。这样坐在第二辆车上看起来昏昏欲睡艾希曼就不会格外引人注意。
虽然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但机组人员们都按照要求去做了。三辆车子都顺利地通过了检查闸口。
接下来，三辆车都开到了专机旁。艾希曼在两个人的搀扶下登上了飞机，坐在了头等舱一个靠走道的位置。医生坐在他后面的座位上，以方便随时给他再次注射药剂。其余几位队员分散坐在了他身边的几个座位上。除了这几名队员，摩萨德局长也登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的发动机立刻启动了。只要得到塔台的指令，他们就可以起飞了。但塔台却迟迟不肯给出这最后的指令，原因是机上人员的护照还没有完成最后的核查。
这最后的几十分钟对于坐在飞机上所有的队员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难道阿根廷政府在最后一刻接到了情报，决定拦下这架飞机？
最后，局长决定主动去询问阿根廷官员。一位阿根廷官员红着脸，一边为自己的低效道歉，一边匆匆地在所有的护照上盖了章。随后，塔台给出了起飞的指令。
飞机的发动机轰鸣着，驶上了跑道，开始滑行。
午夜00:04分，飞机离开了地面。
按照原先的飞行计划，飞机需要先在降落在巴西加一次油。但局长决定避免飞机在南美洲再落地一次，他要求飞机起飞后直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西非的达喀尔。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已经略微超过了这款飞机的理论最大航程，但飞行员经过计算后还是同意了。
经过13个小时的越洋飞行之后，飞机降落在了非洲的达喀尔。在重新加满油之后，飞机再次起飞，并在十个小时后抵达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在1960年5月22日这一天，阿道夫·艾希曼第一次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
一下飞机，艾希曼就被押进了一辆没有窗户的车辆，向一处秘密的关押地点疾驰而去。等待着他的将是一场长达一年零一个月的公开审判。
被关押在以色列的阿道夫·艾希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