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最早将《爱因斯坦相对说》翻译中文，母亲曾让女佣打法国巡捕耳光——杨杏佛之子杨小佛访谈录
杨小佛（左）、张建安合影（摄于2013年上海杨小佛家中）
张建安：在《啼痕》一书中，我看到了您父亲杨杏佛、任鸿隽还有您母亲赵志道在美国留学时的一张合影。当时第一感觉就是，您母亲真有气质，而且是个现代女性。请您谈谈您父亲遇害后您母亲的情况。
杨小佛：他们当时已经离婚了，但一直来往。父亲遇害后，我母亲当然很痛苦。
张：他们不是自由恋爱的吗？
杨：是。在美国留学时他们走到了一起。
张：您父亲不是孙中山的秘书吗，后来怎么去了美国？
杨：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我父亲不愿意去袁世凯的政府工作，经孙中山批准，我父亲和任鸿隽等人就由稽勋局派往美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稽勋留学生”。他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机械工程和化学工业，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取得硕士学位。
张：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也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吧？
杨：是，成立中国科学社，办《科学》杂志，都是为了科学救国。他们这一批留学生到了美国后，会很自然地将美国的先进科学与中国的情况做对比，产生科学救国的理想是很自然的。《科学》月刊是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我父亲担任编辑部部长。父亲是一个讲求效率的人。他与胡适、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留美学生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时，一方面参与科学社的社务和《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一方面从事翻译著作的工作。《科学》杂志最初十几卷中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强。1921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刚刚发表《爱因斯坦相对说》一个多月，我父亲就将此文翻译成中文，这是中文介绍相对论最早的文章了。他也喜欢写科学家的传记，写过《牛顿传》、《詹天佑传》。后来，他也经常给我讲科学家的故事。
张：那时候去美国留学的女学生很少，您母亲怎么去的？
杨：这与她的家庭有关。我外祖父赵凤昌是个痛恨慈禧的新派人物，我母亲可能也受了他不小的影响。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我母亲在中西女塾念书，她马上与几个同学秘密参加张竹君医师领导的救护队，决定乘船赴武汉战地。外祖父赵凤昌知道此事，不仅不阻拦，还赶到船上，带来衣物送行。只是，当她们到达时，战事已停，只好返回上海。可是回来以后，她却因擅离学校而被开除。在这种情况下，外祖父同意母亲赴美留学。
母亲赴美后在孟河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一所生活条件较好的学校，费用略高，但当年银价高，银元9角可兑美金1元，自费留学并不困难。母亲在那里读了五六年书，结识了父亲杨杏佛并相爱。他们的学校各处一方，两人经常互写书信，还以诗词抒情，假期中与中外同学组织野餐和旅游，整个留学生生活相当罗曼蒂克。我母亲家境富裕，我父亲他们办杂志时缺钱时，我母亲还资助他们。
张：他们好像就是在美国结婚的？
杨：父亲和母亲是在美国登记结婚的，不过当时也没有办什么仪式。1918年他们回国后，马上补办正式婚礼。
杨杏佛在美留学期间与赵志道（中）、任鸿隽合影
张：这么说，您父母的感情应该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们怎么又离婚了？
杨：他们是一对欢喜冤家，一会儿吵架，一会儿恩爱，前者多于后者。
我父亲回国后，先在汉阳铁厂工作，担任会计处成本科长。他实在看不惯工厂不把工人当人的管理方式，所以不到一年就辞职，前往南京高等师范任教，我们全家也就搬到了南京石板桥2号。条件好一些了，父亲就把杭州的祖母和六姑母接来一起生活。母亲个性强，脾气不好出走，也不善持家，更不会侍奉婆婆。婆媳间矛盾不断加深，后来祖母住到尼姑庵里面，父母为此经常吵架。他们的同学、友人都劝母亲出去工作，但母亲搞不好人际关系，始终拒绝出外就业。父亲对学生很好，学生们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久而久之，他们知道了我父母吵架的内情。有一位学生还以江红蕉的笔名写了一本小说《灰色眼镜》，就是以描写我家矛盾为主要内容。
人家说父严母慈，我们家不是。有时候父亲在外面公开请客，母亲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父亲，往往让父亲下不了台。后来父亲忍无可忍，宣称“不自由，毋宁死”。他还专门找了一个律师，要和我母亲离婚。
张：您母亲同意了？
杨：第一次谈话，她坚决不同意离婚。她说，脾气不好、夫妻吵架，几乎家家都有，这不是离婚的理由。
张：后来怎么同意的？
杨：是那个律师采用了激将法。他对我母亲讲：“我晓得了，离婚在中国对女同志、妇女是不利的，会说你生活有问题，”结果我母亲被他一激，十分气愤，就说：“有什么不利的？我不怕这个，这有什么？我从来不做男人的寄生虫，离就离吧，看看我如何自立！”本来这个协议离婚她不肯签字，结果就这样签了字。那个律师叫吴经熊，是上海很有名的律师，后来到台湾去了。
张：这个律师掌握了一个技巧，抓住了您母亲现代女性的心理。
杨：是。我母亲就是那种很独立的女性，她是什么都不害怕的。
1925年，我家住在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7号，就是现在的南昌路100弄。那时我家的女佣是一个叫范妈的孔武有力的农村妇女，对母亲非常忠诚。一天，法国巡捕带了一个中国便衣来收巡捕捐。恰巧母亲和范妈都在厨房，没听见前面的打门声，开门迟了一些。门一开，中国便衣就用上海粗话大声骂娘。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老百姓也不敢惹。母亲不管这个，她见这个便衣这样混账，怒不可遏，让范妈给他吃耳光。中国便衣见状不妙，逃出门外。一边的法国巡捕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仍然站在天井里。母亲见骂人的已经逃了，就叫范妈抓住法国巡捕打耳光。法国巡捕被母亲打得莫名其妙，一时竟然没有一点反应。母亲认为他脸皮厚，打上去不觉得痛。于是命范妈将他按在擦脚毯上磨来磨去。法国巡捕一阵痛楚，跳起来夺门而逃了。
张：您母亲真厉害！可是，这没有闯祸吗？
杨：是呀。我父亲下班回来后，知道此事，着实吃了一惊，说你们闯祸了，打巡捕就是妨碍公务，他们岂肯罢休。第二天上班前，我父亲带了缴捐的钱到公董局找到这两个收捐的人，说了不少好话，一再道歉，总算不了了之。事后，弄内邻居却说杨太太敢打法国巡捕耳光，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张：真是了不起。离婚以后，您父母还来往吗？
杨：经常来往。离婚分居后，父亲经常来探望我们。这个时候，父母之间既没有经济纠葛，也没有感情冲突，反而能和谐相处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也转到了社会活动和工作上。我呢，平常和母亲住在一起，星期天和寒暑假就到父亲居住的地方玩耍，父亲外出访友、讲学的时候，也常常带着我。
父亲出事后，母亲送了一幅挽联：“当群狙而立，击扑竞以丧君，一暝有余愁，乱沮何时，国亡无日；顾二雏在前，鞠养犹须责我，千回思往事，生离饮恨，死别吞声。”
杨杏佛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