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 | 论成都出土的早期佛教天王像
近年来，在成都地区相继发现了多批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最近发表的成都下同仁路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是继早年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等地出土南朝造像之后又一次重要的佛教考古成果。在新发表的这批考古材料中有4件天王像，其中2件发表了照片和线图。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早期佛教造像资料，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讨论。
为方便讨论，我们将2件发表照片和线图的天王造像简称为1号天王像和2号天王像。1号天王像（H3∶16）为坐像，有桃形头光，头戴五珠平顶宝冠，宝冠正面有花蔓状花冠。上身着铠甲及护颈，铠甲外有十字形束带，胸前有护镜。双肩外覆披帛，帛带经双臂内侧垂至台座前。下着裙，裙摆及膝，内着长裤。双手执一上宽下窄的杵状物，左腿盘，右腿屈膝下垂。台座为须弥座式，座前有一夜叉游戏状坐于台阶之上。夜叉上身袒裸，右臂向外屈肘，手托天王右足，左臂向外屈肘上举，手托天王左膝（图一）。
由于这两件天王像没有铭文，故在考古发掘简报中未对其年代给出明确的意见。这座造像坑内造像的年代跨度较大，从南朝一直到唐代，所以有必要结合以往发现的资料对这2件天王像的时代进行推断。
当然，如果进一步观察，下同仁路出土的两尊天王像与川博1号造像中的天王像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前两尊造像均为坐姿，后两者则为站姿；前两尊造像脚下均有夜叉扶持腿脚，后两者则均在所站立的莲台之下压踏有屈身承重的夜叉。这些差异可能与各自的组合方式、功能特点等有关。概而言之，下同仁路的两尊天王都是单体造像，是各自独立的崇拜对像；而川博1号造像上的两尊天王是一组造像中的胁侍，所以在身姿、台座、台座下方夜叉的处理等细节上会存在差异。但从总体的衣饰、持物等特点看，可以大体上肯定它们具有同一时代的造像风格，年代应当大体相近。
因川博1号造像背面刻有发愿文：“梁普通四年三月八日，弟子康胜发心敬造释迦文石像一躯，愿现在眷属常安隐（稳），舍身受形常见佛闻法及七世父母合一切有形之类普同此愿，早得成佛，广度一切”。可知其为梁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所造，据此也可将下同仁路出土的1号和2号天王造像的年代比定在南朝梁代。如果推测无误，上述这几尊天王像均是南朝梁代佛教造像中的天王形象，也是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年代较早的一组天王造像。
由考古简报可知下同仁路佛教造像坑共出土4件天王像，发表的两尊并没有确定名号，但四尊天王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佛教文献中的“四大天王”。那么这两尊造像是否是“四大天王”组合中的两尊呢？它们的名号有无可能确定？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研究早期佛教四大天王组合的渊源以及其各自形象都很有意义。下文先从早期汉译佛典中有关四大天王的记载来寻找进一步的线索。
众所周知，佛教中“四大天王”出现的年代很早，其名号和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在早期佛典中已经有四大天王的名号。如三国孙吴时支谦所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下已有四天王为释迦奉钵的故事：“时四天王，即遥知佛当用钵。……四天王各取一钵，还共上佛。……四天大王，赏别善人，东提头赖，南维睒文、西维楼勒、北拘均罗，当护汝等不遭横”。此经卷四“告车匿被马品第十三”中，则又将四大天王的名号分别译为东提头赖叉、南毗留勒叉、西毗留罗叉、北毗沙门天王。西晋时竺法护所译《普曜经》卷七也有相同的四大天王为佛奉钵故事：“四天王各取所持之钵，共贡上佛。……四天大王，赏别善人，东提头赖，南维睒文，西维留勒叉，北拘钩罗，当护汝等令不遭横”。虽然两经所译之天王名号在译音上有细微的差别，但总体上是相同的。支谦所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完成于孙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公元222～253年），竺法护所译《普曜经》为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都是早期的汉译佛经，其中出现的四天王名号应最早。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天王的名号从一开始就有“毗沙门天”的译法，宋人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满月传》中曾解释其原因：“又天王，梵云拘均罗，胡云毗沙门是”，认为可能是在梵文佛经中杂糅了胡本佛经的缘故。
公元4~5世纪，在汉译佛经中出现了对四大天王的诸多描述，并多将它们作为一个组合群体，强调它们所共同具有的护法、护世、增长福德等方面的作用。如后秦弘始年间（公元399～416年）佛陀耶舍和竺佛念所译《佛说长阿含经》卷五《第一分典尊经第三》记载：“一时，忉利诸天集法讲堂有所讲论。时四天王随其方面，各当位坐。提帝赖咤天王在东方坐，其面西向，帝释在前。毘楼勒天王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释在前。毘楼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东向，帝释在前。毘沙门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释在前。时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后我坐。复有余大神天，皆先于佛所。净修梵行，于此命终。生忉利天，使彼诸天，增益五福：一者天寿，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称，四者天乐，五者天威德”。公元5世纪初，凉州沙门智严与宝云译《佛说四天王经》内称“福德威威，典主四天，四天神王即因四镇王也，各理一方，常以月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察帝王臣民、龙鬼、蜎蜚蚑行蠕动之类心念口言、身行善恶”，可知它们镇守天下四方的观念已经显现。北凉昙无谶所译《金光明经》则更是被学者称作“一部护世经典”，此经记载佛赞四天王“汝等四王，乃能拥护我百千亿那由他劫所，可修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能护宫殿、舍宅、城邑、村落、国土边疆”，而它们的名号仍记为“毗沙门天王、提头赖吒天王、毗留勒叉天王、毗留博叉天王”。
综上所述，早期汉译佛教经典中已有关于四大天王的记载，四大天王的名号多记为“东方提头赖吒、南方毗留勒叉、西方毗留博叉、北方毗沙门”，但也有记为“东提头赖，南维睒文、西维楼勒、北拘均罗”的情况。由于这些早期经典的译作者多为来自月支、北凉一带的高僧，所以可能所持佛经既有梵语，也有胡语，或者在译经时梵语与胡语一起使用，才会在译名上出现一些细微差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时虽然已经开始强调四大天王所共同具有的护国、护世作用，但还看不出特别提倡对北方毗沙门天王信仰的迹象，这或许是早期四大天王信仰初传中土时的一个显著特点。
上述早期汉译佛经中已有关于四大天王形象、着装、持物等方面的描述，但均记载得十分简略。如前举三国孙吴时支谦所译《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卷四载：“即时四天王闻菩萨教，寻时便至。迦维罗卫大城中庭住供养菩萨，提头赖吒与无数亿百千揵沓和稽首被甲胄从东方来，住东方界，稽首菩萨鼓众伎乐在于虚空；毗留勒叉天王与无数亿百千鸠刀皆被铠甲从南方来，住南方界，稽首菩萨鼓众伎乐在于虚空；毗留罗叉天王与无数亿百千龙俱，各垂宝璎从西方来，住西方界；稽首菩萨北方毗沙门天王与无数亿百千阅叉，手执焰光明珠威耀晃晃，身被甲胄从北方来，住北方界”。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四大天王形象与持物的记载。从这一文献记载来看，四大天王均身披甲胄，但执物不详，仅有北方毗沙门天王“手执焰光明珠”的描述。
北凉昙无谶所译《金光明经》卷二“金光明经四天王品第六”记载：“尔时毗沙门天王、提头赖吒天王、毗留勒叉天王、毗留博叉天王俱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胡跪合掌”。此记载中的四大天王并没有身披甲胄，而很可能是着偏袒右肩的袈裟。
将成都南朝造像中的几尊天王像与之相比较，前者年代要晚近1个世纪。可以看出，无论是形态还是持物上，成都南朝造像中的天王像都与北魏承平元年石佛座上的四大天王组合像不同。川博1号造像只有两尊天王，且均为立像，一尊着武士装，一尊着菩萨装。着武士装者双手执一棒（杵）形物于胸前。着菩萨装者左手捧一物于胸前，右手托塔上举，两尊天王像的莲花座下都压有匍伏于地的夜叉。成都下同仁路1号造像和2号造像的天王形象均为坐姿，且均着武士装，身披铠甲，腿下均压有夜叉抬扶其腿脚。1号造像的天王双手持一棒（杵）状物，2号造像的天王双手捧持一塔于胸前。从这些特点来看，似乎较北魏承平元年石佛座拓本上的四大天王像已经有了较大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在服饰特点上已经出现了身披铠甲的武士装束；二是出现了持棒或捧塔的天王；三是在其座下或腿脚下出现了匍伏于地的夜叉。虽然目前还没有在早期的汉译佛经中找到相应的经典与之对照，但若根据唐代天王造像的特征进行比对，笔者较倾向于将持棒和捧塔这两种基本造型的天王像分别比对为南方天王毗留勒叉（或译为毗楼勒叉）和北方天王毗沙门。
南朝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也自有其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传统。据南朝梁代僧人释僧祐所著《出三藏记集》记载，刘宋文帝时智严与宝云便译出过《佛说四天王经》一卷，他本人所译的佛教经典中也有《四天王经》《四天王神咒》。而在这些经典的汉译过程中，其所依据的佛经版本、翻译者、访录者也相当复杂。如前面所举早期佛经《普曜经》，据僧祐记载便是在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由“本斋菩萨沙门法护在天水寺手执胡本，口宣晋言，时笔受者沙门康殊、帛法炬”而译出的。文献记载梁鄱阳王萧恢曾于天监末年因“感通”之冥在成都梁泰寺造四天王像，说明成都在南朝时期已有四天王造像的历史，但具体样式文献无证。不过，从本文所论成都南朝造像中所发现的天王像的情况来看，这个记载应当可靠。基于这些历史背景，成都南朝梁代四天王造像的来源是否有可能也源于江南一带值得考虑。
总结本文所论，第一，成都市下同仁路出土的两尊天王像，其造型、服饰等与在成都万佛寺发现的梁普通四年康胜造背屏式造像的天王像最接近，其年代应大体相当，可初步判定为南朝梁代。第二，早期汉译佛典中已经出现有关四大天王名号、形象、服饰、持物等方面的简略记载，但与考古发现的实物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既可能反映出经典与造像之间并非一定同步，也可能与经典本身的来源以及译经者、供养人、制作工匠之间在早期对经典的理解与呈现不同有关。第三，从目前已知的包括四川地区南朝造像在内的实物遗存观察，公元5~6世纪的四大天王像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系统或来源：一是以北魏承平元年佛座上的四大天王像和神王像为代表的北方系；二是以成都南朝造像为代表的南方系；三是以于阗、敦煌为代表的新疆、西域系。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梳理。成都下同仁路新发现的这两尊天王像，对于认识我国早期佛教造像艺术中四大天王这一题材的源流与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加以关注和探讨。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