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李庆西：《三国志》所述曹魏士风与吏治——以蜀、吴诸臣列传为参照

说到三国时期士林风气，向来谈论多的是“魏晋风度”，是“竹林七贤”那些跅弛之士，毕竟《世说新语》那些故事给人印象太深。可是，《世说》取材本身有很大局限。书中述及三国人物主要集中于曹魏一方（尤其司马氏秉政时期及魏晋之际），吴、蜀士人仅寥寥十余者。其中东吴人物稍多，有顾雍、顾劭（邵）、诸葛瑾、诸葛恪、诸葛靓、贺邵、陆绩、陆逊、陆抗、陆凯、全琮等，蜀汉方面只是诸葛亮、庞统二人。

《世说新语校笺》（全二册）

徐震堮著

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不仅取材如此，其撰述旨趣亦较为特别。《世说》要义在于标举人格形态，以人物的神采、容止、局度、情愫、意态那些名目为品论和裁量标准，而尤其关注违拗名教礼法的言语举止。这种撇开政治伦理（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老庄孔孟的治世观念）的取向，自有人性觉醒意识，亦体现文学审美观念之进步。但是，作为可资参考的史料，它并不能反映三国士风之概貌。仅于魏晋一方，亦有相当的片面性。譬如，其举述魏晋士人很少有位居权力中枢的掾佐和谋士（仅荀彧、华歆、陈群数者），也少有地方长吏，除“竹林七贤”之俦，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夏侯玄、何晏、王弼、钟会那几个玄谈清议角色。

但从《三国志》看，那些服药饮酒口吐玄言的正始名士绝非风尚主流，曹魏士人亦少有希企隐逸而疏于吏治的风气。顾炎武认为曹操“崇奖跅弛之士”，以致“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日知录》卷十“两汉风俗”条），而陈寿的传述却大相径庭。以顾氏所谓“士风家法”而论，其中曹魏官员显然最合乎标准，大多是清正自守的角色。相形之下，蜀汉却大有浇薄之风，而东吴士人或质率抑或执拗，甚而惑溺与迷思。

《三国志》，宋衢州州学刊本

毫无疑问，曹魏士大夫以学问才艺名世者大有人在，前有孔融、陈琳、王粲等“建安七子”（杨修、路粹那些才子尚不在七子之内），后有夏侯玄、何晏、王弼一路玩玄学的“浮华之徒”（“竹林七贤”不入陈寿法眼，阮籍、嵇康仅于王粲传后一笔带过）。但翻检《魏书》诸传，记述更多、给人印象更深的，倒是一班勤劬务实的能吏、循吏。

不说荀彧、荀攸、贾诩那些被陈寿比之张良、陈平的人物，也不说崔琰、毛玠一类志节守职之辈，即如往往被人忽视的何夔，亦是国之重器。此人名声不彰，盖因《三国演义》未予露脸机会。据《魏书》本传记述，何夔做过县令、郡守，又为曹操相府东曹掾。主政长广、乐安时，采用剿抚兼施和离间手法平息多股匪寇，以“民安其乐”为施政方针，于治乱之道极有思虑。长广平乱之后，适逢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他上言抗辩，以郡域初定，民间尚处饥馑，申诉“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不能一味付诸明罚勑法，租税赋敛亦应因时随宜，不可一刀切与其他地区采取同样标准。这番道理真还把曹操给说服了。如今看来，其“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之旨，亦属难能可贵。

然而，何夔为曹魏政权所作贡献不止于此。作为主管人事任免的丞相东曹掾，何夔实为创设中正制度的先行者。本传载录他对曹操的一番建言：

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

这话很厉害，曹操用人向来是“唯才是举”，何夔却说不能光看才能而撇开“道德”标准，干部队伍里首先要分出“贤”与“不肖”。他之所以敢与曹操的主张唱反调，是因为政权运转离不开儒家那套伦理秩序，而曹操统一北方之后不能不面对政权建设问题。实际上这里已隐含才性论的玄学命题，但何夔的兴趣不在名实之辩；他所强调的道德操行，完全可以演绎成以政治态度划线的人才标准，正暗合曹操排斥异己的政治目标。其所谓“以贤制爵”“以庸制禄”（“庸”是功绩的意思）都不是什么新鲜说法，关键是对官员审查“必先核之乡闾”——当然是由官府出面核实，这就将过去的民间清议（月旦评）变成了执政者的政治审查。后来陈群创立“中正制”，恰是体现了这一思路。关于曹魏这套选举制度的具体内容，唐长孺先生《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文所述甚确，这里不多说。

何夔一再犯险进言，而本传却道“太祖称善”，似乎亦是君臣相得之佳话。其实，曹操不糊涂，何夔是要替他选拔听话好使的官员，其何乐而不为。但何夔深知曹操生性多疑而峻苛，在相府做事自是伴君如伴虎，本传有谓：

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

每日揣着毒药去衙署当值，这是什么样的心境？何夔幸而未遭受杖笞，大抵处事有度，终以自己的方式（忠恪与谨饬）诠释如何任由权力碾压的官员操守和士者尊严。

相比蜀、吴二国，曹魏政权无疑更注重典章、礼仪和刑律等制度法规建设。这些事情自然由士大夫们斡运其间，可以说这是他们的终极使命。魏国始建，曹操即用“建安七子”中的王粲为侍中，负责制定典仪。本传称：“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王）粲恒典之。”汉末丧乱之后，不但朝仪尽废，宫里连一块玉珮都没留下，因王粲“博物多识”，当时只能根据他记忆中的样子来制作（裴注引挚虞《决疑要注》）。这只是涉及礼仪的一件小事，至于王粲如何“兴造制度”，可惜史书没有具体陈述。像王粲这样名噪一时的大文士，吟诗作赋还只能是业余玩票，须以更大的热情投身曹魏新政权的制度建设。

所有典制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选拔官员的轨度，三国之中又唯以曹魏独有创制。众所周知，陈群制九品官人之法，不但确定了官员品秩，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官方掌控的察举制度，其影响甚巨亦甚远，一直沿用到隋代始行科举才废除。从何夔到陈群，都是以权力运作解决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同时又合于儒家圣贤阐释的法理，自有一套军国架构之外的施政方略。

另外，刑律亦是曹魏士人关注焦点。曹魏建国之前，曹操曾议恢复肉刑（非指杖笞，即古时“劓刖灭趾”之法，汉文帝时已废除），因为刑律直接体现执政者之理念与威权，士大夫们更不能置身事外。孔融、荀彧、钟繇、王朗、陈群、王修一班大臣都参与讨论，赞成和不赞成的都有（见《魏书》各传、《后汉书》孔融传、《晋书·刑法志》等）。如，钟繇认为“古之肉刑，更历圣人，宜复施行，以代死刑”；陈群亦极力赞同，认为这类酷刑有“辅政助教，惩恶息杀”之功效。但此事有王朗等人反对，王修亦谓“时未可行”。一向用法峻急的曹操却拿不定主意，考虑到“军事未罢”，加之众议纷纭，终未予施行。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明帝时，钟繇又上疏再议劓刖之刑。因战争造成人口凋零，他从人口角度估量这种死刑替代方案的积极意义，甚而给出统计数字，每年可减少死刑三千人（受肉刑者不失生育能力，仍是繁衍基数）。王朗这回依然坚决反对采用这等酷刑，认为如果不够死刑，“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据钟繇传，其时朝议者有百余人之多，而大多赞同王朗之说，故而此议还是不了了之。但事后明帝下诏改定刑制，召集陈群、刘劭、庾嶷、荀诜一班人，参酌汉律，制定魏法，作《新律》《州郡令》等。关于曹魏复议肉刑之前后概要，可参看《晋书·刑法志》相关记载，此不赘述。

其实，事情还没有完。正始年间，又有夏侯玄、李胜、曹羲、丁谧等人追议肉刑。这些人都是大将军曹爽的心腹（曹羲还是曹爽胞弟），明帝时因“浮华”被抑黜，及曹爽辅政时期又开始活跃。这些人居然没有意识到司马氏之危险存在，仍以执政者心态沉浸在关于刑律的玄理性讨论之中。其实，玄学一派并非不涉现实政治，只是将礼法与刑法问题学理化了。他们的讨论大抵是朝议之外的清议或私议，亦各有著论（见于《通典》和《艺文类聚》）。

除外，侍奉曹氏三朝的高柔，精研刑律，可谓矻矻不休，其传中所述案例甚详。老吏断狱，自是明于人情法理，这里姑不一一举述。

如何执政执法，始终是曹魏士人的兴奋点。从史家那些冷冰冰的叙述中，不难感受到他们乐此不疲的兴味。

当初与王粲一同制定典仪的还有另一位侍中，就是卫觊（又作卫顗，《三国演义》作卫凯）。此人做过茂陵县令，建安初年为尚书郎。曹操征袁绍时，怕刘表偷袭身后，派遣卫觊往益州请刘璋出兵牵制。行至长安道路被阻，卫觊滞留关中，发现一个大问题：以前战乱时流入荆州的十余万家难民正陆续返回，可是归来者“无以自业”，关中诸将（郭汜、李傕旧部）竞相招募“以为部曲”。他意识到，若大批难民充实那些不可掌控的军队，而“一旦变动，必有后忧”。于是作书荀彧，提出重启盐政以解难民生计，有谓：

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竞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

这是一石数鸟的妙招：百姓既有谋生之路，官府亦增开赋税之门，同时断绝关中诸将之兵源。荀彧报告曹操即被采纳，命卫觊镇抚关中督办盐政。卢弼《三国志集解》认为：“卫觊此谋，与枣袛屯田之议论，同为当时要政。”（《卫觊传》注）顺便说一下，枣袛建置屯田在建安元年，其人开曹魏军垦之先导，亦是吏治典范，事见武帝纪、任峻传裴注引《魏武故事》。后来典农中郎将任峻又大力发展垦殖，进而实现曹操“强兵足食”的目标，故任传有曰：“军国之饶，起于枣袛，而成于峻。”

陈寿传述由地方官员起家的曹魏大臣，特别注意他们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举措，何夔、卫觊即是其例。不过，更具代表性的或是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那些人。

苏则起家为酒泉太守，后徙安定、武都、金城，都在西陲凉州地界。本传谓之“少以学行闻”，后来并没有以学问才艺名世，却成了克尽厥职的务实官员。本传记述他担任金城太守时扶贫济民之所为，完全是实干家作风——

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

苏则既有“恤民”之效，更有“平夷”之功。建安、黄初之际，先后有李越、麴演、张进、黄华等纠合胡人部落叛乱，苏则以一郡守号召诸郡，倾力援救武威，进击张掖，收复陇西。为官一方，保境安民，真是拳打脚踢不遑宁处。《魏书》又记杜畿事略，单车直往河东赴任，摆平暗通并州高幹的关西诸将，其胆略识见可与苏则比肩。杜畿治理河东，以宽惠为方针，走富民之路，按陈寿描述简直就是打造和谐社会——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杜）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其繇役，随时慰勉之。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劝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

杜畿任河东太守十六年，使河东“常为天下最”，曹操称之“股肱郡”。以当日情形，郡县之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军国大计，乃为军需供给有力保障。如，曹操西征韩遂、马超，军粮全仰仗河东一郡，“及贼破，余蓄二十余万斛”。

又，郑浑创制“移居之法”，安排移民生计，亦为安农息盗之垂范。郑浑先后治阳平、沛郡、山阳、魏郡，所到之处皆以稼穑为本，其传曰：

（沛）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乏。（郑）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灌溉，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

凡事如此亲力亲为，不能说仅仅是恪于职司，想来必有其热情与兴趣投入。从陈寿记录的情况看，曹魏官员对于农耕和乡村建设倾注的心力实非他人可比。所以，司马芝后来夸嘴说，“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上奏明帝语）。

相对而言，蜀汉、东吴很少有人真正面对那些“三农”问题。诸葛亮渭南分兵屯田，是在人家地盘上与魏军争夺农户与耕地，只能说是征战时“患粮不继”的权宜之策。当然，以诸葛亮之眼光，不会想不到应该从乡村夯实郡县根基，屯田垦殖也当于自家墙垣内作长久之计；但问题是，谁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方面，他几乎没有可用之人。诸葛亮麾下，只是张嶷镇守越嶲颇有治绩，而这样的人物曹魏那边却不胜枚举。如，牵招出屯陉北，“外以镇抚，内令兵田，储畜资粮”的做法就高明得多。而且，此人还有事必躬亲的作风，为解决当地井水咸苦，他亲自勘察地形，组织开渠引水。又如，正始中，王昶都督荆、豫二州，对于屯守与防御亦有切合实际的考虑。本传述其方略，有谓：

（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苑（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三州（按，即三洲口，在襄阳东北），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王昶趋附司马氏颇为史家非议（所谓“风节不立”），但论其屯田垦殖，可谓事功卓著。

按陈寿传述，蜀汉的士大夫们“雍容风议”者居多，埋头做事的很少。如，庞统做耒阳县令，居然“在县不治”，因为他是做大事情的人，不屑治理百里之县（东吴鲁肃誉之“非百里才也”）。然而，许多官员并不具有庞统的才能，却也“心大志广”。如，彭羕就是这样的例子，《蜀书》本传描述其人亦颇有趣——

（彭）羕仕州不过书佐，后又为众人所谤毁于州牧刘璋，璋髡钳羕为徒隶。会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纳说先主，乃往见庞统。统与羕非故人，又适有宾客，羕径上统床卧，谓统曰：“须客罢，当与卿善谈。”统客既罢，往就羕坐。羕又责统食，然后共语，因留信宿，至于经日。统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并致之先主。先主亦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

看来此人更像是《世说》叙说的魏晋人物，甚而过之。他是“从布衣之中擢为国士”，后来稍被疏忽，竟撺掇马超造反。这彭羕确实很有名士派头，不仅让庞统、法正青眼有加，又被刘备看中，由此见得蜀汉风气及人才取向。还有长水校尉廖立亦类似，“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不知其居官有何治绩，本传尽述其“臧否群士”“诽谤先帝”一类言论。

《世说新语》，明嘉靖十四年刊本

无独有偶，简雍亦有“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之名，就跟彭羕见庞统一样，本传描述他在刘备面前同样是跅弛不羁——“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简雍和糜竺、孙乾都是刘备座中谈客，大概经常聊些天下大势、小道八卦之类，刘备显然喜欢有人陪他瞎侃。另，杨仪之得宠，也是凭他一张嘴——“先主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为左将军兵曹掾。”其实，诸葛亮亦有此癖好，后来失街亭的马谡就常在他那儿坐而论道，“每引见谈论，自昼达旦”。

蜀中崇尚才辩，太傅许靖就是“清谈不倦”的主儿，其他以言语、捷悟闻名的还有伊籍、秦宓、邓芝数辈。《蜀书》各传描述他们的轶事，更像是《世说》里的段子，篇幅所限不能悉述。但有一人更为奇特，就是刘琰。本传称其“有风流，善谈论”，亦颇得刘备喜爱，传曰：“（先主）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刘备入蜀后，让他做了固陵太守，后主时竟官至车骑将军（这原是张飞的班位），“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诸葛）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此人除了炫其风流，并无施政才能，居然位陟显赫。刘琰后因挝妻被诛，亦是奇事，故有史家怀疑其妻与后主有染（《三国志集解》注引刘家立语），亦可为蜀汉士林百态之注脚。

《三国志》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59年版

另，按诸传所述，蜀中士大夫不少都是研经博古的学问家。如：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张裔“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杜琼擅内学，“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许慈“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胡潜“虽学不沾洽，然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记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尹默“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李譔“五经诸子，无不该览……著古文《易》《尚书》《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陈术“博学多闻，著《释问》七篇，《益部耆旧传》及《志》”；谯周“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精研六经，尤善书札”；郤正“博览坟籍，弱冠能属文……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

真是硕儒群集，这些人凑一个国学研究院绰绰有余。这些人见了先主或后主，满嘴都是二帝三王之治，谈论国祚运势也是一套套的，可陈寿就忘了记述他们是如何处理政事。或者人家干脆就没有那档子俗务，如谯周就是以备咨询的角色，传谓“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辄据经以对”云云。朝中配置这样的班子，自然跟刘备的兴趣大有关系。先主传说刘备少时“不甚乐读书”，可这时候就怕人家说自己没学问。听说许慈与胡潜讨论辞义，以致“谤讟忿争，形于声色”，刘备竟兴致大增。于是召集群僚大会，找来倡优，扮许、胡二人登场，“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近人钱振鍠讥之曰：“此事不惟为汉儒门户之终，且为后世梨园之始。”（卢弼注引）

东吴士人亦不乏才学之辈，如张纮、虞翻、陆绩、严畯、程秉、阚泽、薛综数者皆是。但东吴立国面临更多问题，不仅北方曹魏虎视眈眈，江南宗部和山越更是肘腋之患，攘外安内都是紧要之务，不遑经营文藻风流。像顾雍、周瑜、朱治、朱然、吕范、朱桓、陆逊、贺齐、全琮、吕岱、陆凯一班做事情的大臣，都有讨逆征虏及治理郡县的经历，大抵明白百姓生计乃军国大计之本，故而士大夫往来大体亦见质率之风。

不过，东吴君臣之间始终存在某种紧张状态。孙权本性刚愎而悍戾，又长期称臣于魏，含忍勾践之辱，遇事多有独断之谬。因此，士大夫直言敢谏便成常态。如，张昭、顾雍、虞翻、陆逊、陆瑁、吾粲、步骘、顾谭、朱据、陆凯……这些有声望的大臣，皆有直谏之名。据《吴书》诸传，士大夫们犯颜谏争，主要集中于若干重大事件：

一、交通辽东公孙渊，丞相顾雍以下几乎所有朝臣都反对。老臣张昭泣谏不听，干脆“称疾不朝”，以致孙权不惜烧其家门，逼他上朝。

二、又因公孙渊背盟投魏，孙权欲亲自率兵征伐，陆逊、陆瑁、薛综等皆上疏谏阻。

三、渡海征夷洲、朱崖（今台湾和海南），亦遭驳议，陆逊亟言“反覆思惟，未见其利”，孙权不听其言，后来大悔。

四、任用吕壹为典校（曹魏称校事），纠劾百官，搞得人心惶惶。太子孙登数谏不纳。诸臣虽不敢言，却凝聚了同忾赴难的抵拒力量。

五、立储之事屡现变故（鲁王孙霸觊觎储位，与太子孙和形成二宫抅争，孙权又废孙和立孙亮），先后有陆逊、吾粲、顾谭、朱据、屈晃、陈正、陈象等人抗言干预。结果吾粲、陈正、陈象“下狱诛”，顾谭流徙交州，朱据、屈晃廷杖一百。朱据是孙权女婿，竟未能得免，又被“追赐死”。吴主五子传曰：“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

（相反，向称曹魏用法深重，高堂隆屡谏不已，却有“匡君”之誉。明帝治宫殿，其切谏从俭，帝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如此竟成一桩美谈。《魏书》收入诸臣谏疏甚多，高堂隆仅其中一例。）

当初出兵海外，大司马全琮（孙权另一女婿）亦有规谏。孙权后来悔悟，与全琮言及此事，全琮说：“当是时，群臣有不谏者，臣以为不忠。”他不像陆逊那样凡事敢于执正谏争，这里说的却是一句大实话，盖士风如此。不过，也不能简单说是忠不忠的问题，士风作为一种集体意志，亦是士大夫们的话语表达形式。

吴中尚有另一种风气，就是崇信怪力乱神。当初，孙策不信神仙，被于吉戏弄，是《江表传》《搜神记》记述的故事。但在陈寿笔下，孙权偏嗜谶纬符命，每出师征伐，必占问凶吉；因有吴范、刘惇、赵达那几位“神明”，专门伺候这事儿。按诸传记述，他们的占候推步之术几乎皆有应验。如，关涉东吴运势的几桩大事——破黄祖，刘表死，擒关羽，皆在吴范预测之中。韦曜《吴书》称：孙权登基时，让人推算自己能做几年皇帝，赵达说得很准，“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自黄龙元年至太元二年，恰好二十四年）。又，刘惇曾根据星相判断丹阳有灾变——孙权的弟弟丹阳太守孙翊被人刺杀。说来孙翊亦好占卜问筮，其妻徐氏就擅长此道。可是出事当日稍有疏忽就被人捅了。吴人这类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亦见得士人趣味所在。

吴范、赵达都早有预言——“东南有王者气”，这话让孙权很受用。但孙权不只深信这类异术，自己也想学一手，无奈这些装神弄鬼的半仙都不以其术告人。赵达死后，孙权听说有书稿，遍求不得，竟开棺搜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套怪力乱神就在士大夫中间不胫而走，阚泽、殷礼、公孙滕一班名儒善士皆拜在赵达门下“屈节就学”。其实，这类以占验见知的方伎人物魏、蜀皆有（魏有朱建平、周宣、管辂，蜀有周群、张裕、赵直），亦不乏信众，却并未在士人中间形成风气。

检视《三国志·吴书》，所谓星变、灾异、祥瑞一类，层出不穷，所载远远多于《魏书》《蜀书》。被史家著录的这类现象，或多或少，亦自反映着各方士大夫之集体意识。

有意思的是，在陈寿笔下，曹魏大臣几乎没有昏官、贪官、庸官（曹爽兄弟及其朋党“骄淫盈溢之致祸败”，乃与司马氏讧争之结果，此姑不论）。反之，品藻高洁者倒是大有人在，如田畴、管宁之俦，守志不屈而不求利禄，颇有夷皓之节。还有一个徐邈，其通介有常，不为世风左右，更为后人所称道。徐邈七十岁以后拜为司空，却固辞不受。他说：“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可见此人很有自知之明。其实，徐邈在凉州刺史任上治绩可观，不比何夔、苏则、杜畿他们逊色。传谓：

河右少雨，常苦乏谷。（徐）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

可是，蜀汉就几乎找不出这样的地方长官。东吴不乏良吏，但郡县都以剿抚山越为要政，亦自未能由富民之道改造地方。陈寿撰《三国志》，或许是从兴亡更替之际寻找何以兴亡的答案——为什么承祧汉祚而被人寄予同情的蜀汉早早出局，最后胜出的竟是峻苛、阴诈的曹氏司马氏？其实，作为对比的选项，应该不只是各方君主贤明与否，也不仅在于将军和谋士，一国之士风与吏治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

曹魏干部队伍何以如此纯洁而具有效力，倒也令人疑惑。这里是否有撰史者的改窜与加工，或以优化组合方式重塑这支队伍，重新营造士人风尚与人格形态？未必不能作此猜想。陈寿在《魏书》中另置方技传，纳入朱建平、周宣、管辂一类人物，似乎亦是纯洁队伍的隔离措施（蜀之周群、张裕，吴之吴范、刘惇、赵达等占候卜筮角色，却各入列传）。

《魏书》诸臣列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清廉相标举。如，荀彧、荀攸“皆谦冲节俭”“家无余财”；袁涣“家无所储，终不问产业”；张范“救恤贫乏，家无所余”；国渊“居列卿位，布衣蔬食，以恭俭自守”；王修家中“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毛玠“常布衣蔬食，家无所余”；鲍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司马朗“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郑浑“清素在公，妻子不免于饥寒”；司马芝“卒于官，家无余财”；华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和洽“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杨阜“会卒，家无余财”；满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田豫“清约俭素，家常贫匮”；徐邈“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胡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王基“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士大夫以清廉俭约为率，自是令人敬佩，但何以非要搞得家无余财、妻儿饥寒？为官致贫成了政治正确标签，难免没有某种炫耀成分。

毛玠传有谓：当初毛玠为丞相东曹掾，主持选举，“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对此，曹操赞叹不已：“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何复为哉！”

“使天下人自治”，这正是曹氏乃至司马氏统驭天下之家法。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记

 本文选自《书城》2018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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