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苏东坡给自己许了个愿 / 开普饭

公元1100年春天来的时候，流放到海南的苏东坡有一天忽然跟小儿子苏过说：我一定不会被遗忘在这个鬼地方的，最近老觉得有一种要回到中州的感觉。（“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

大概是北归心切，心绪难平，他默诵抄写自己写的“八赋”，先恭恭敬敬洗干净笔砚，还点起香火祈祷一番，许了个愿：要是我一个字都不抄错抄漏，就一定能回到大陆。

抄完之后，东坡自己高兴不已。也不由他不高兴，知道“八赋”总共多少字吗？光前后《赤壁赋》就超过1000字，还有《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秋阳赋》、《老饕赋》、《黠鼠赋》、《思子台赋》，古人不用标点，粗略算来四五千字。如果不是天意，他怎么能背下来，默写出来一个字也不错不漏？

我曾经在老家平南县城的街头看到一个游戏摊：交两块钱，从数字1抄到100，要是一字不错，奖10元。我看了半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赢钱。

东坡抄书没几天，果然就来了皇上的诏书，命他以“琼州副州长”的身份到廉州等待分配工作（“以琼州别驾量移廉州”）。

这故事记录在北宋时周煇写的《清波杂志》里，为同代人所记，真实性估计在九成以上。

从海南回廉州

苏东坡心善，胆小，不幸人生道路颠簸不平，他很在乎意头，动不动就要起个卦发个愿。他如愿以偿得以从海南回到大陆，但老天爷存心折腾他，渡海后从海康——现在的雷州——往廉州途中，连日暴雨把陆路的桥冲毁了，他只好改乘小船。

农历六月三十日晚上，东坡看着周边水天相接，星河满天，又忧又惧，他又跟自己打了一个赌：自己花了多年工夫弄的《易经》、《论语》注解本带在身上，都是孤本，老天爷不会收我的米簿的。

像苏东坡一样，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起愿的习惯——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比如当天要找什么人、办什么事，出门时就跟自己打赌：要是过马路遇到绿灯就会如何，上楼梯的台级是双数一定会怎样，经过某间商店如果开门了就万事大吉……一旦押错了，心里则未免有一点小小的沮丧。

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一种所谓的“意头文化”。

这样说一点不算夸张。直到现在每年过年，街边书摊还能看到那种老式的日历，除了标着天干地支，还印着粗黑字体的“宜忌”事项：某日宜出门、宜扫地、宜理发；某日不宜交易、不宜砌灶、不宜结婚。人们说“老黄历不灵了”，就是嘲笑照着黄历上的宜忌行事，最后却不应验。

讲意头，就是心想事成，希望每日顺心如意，自然跟着就有各种寓意和禁忌。日子再难，过年也要劏只鸡，图的是大“吉”大利；弄条鱼，为的是年年有“余”。发生了不好的事，也赶紧往好里圆。出门遇见送葬的，本来是最不吉利的事，却说成“出门见棺材，升官加发财”。正是因为这种“集体意识”，柳州棺材居然成了炙手可热的旅游手信。

柳州旅游手信棺材（官财）

这种意头充斥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简直无日无之。吃饭时筷子掉了，说成“快”乐；把碗打碎了，本来是破财，说成“岁岁”平安。路上被石头绊了一下，也会吐一口口水，念一句“大吉利市”。

因为小时候这种影响，习惯成自然，我直到现在打喷嚏，偶尔还会脱口说“吉星高照”。

说到禁忌，想起一件糗事：有一次到码头采访休渔后出海的渔民，我问东问西，临走时祝福船老大：“出海大丰收！”船老大脸色霎时晴转阴，像牛一样鼓着眼睛看我。上岸后陪同的向导说：“你刚才差点没挨打。”

“为啥？”我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

“丰收就是被风收，渔民出海要说满舱，不能说丰收的，你还说大丰收。”

天！我恨不得给自己掌嘴。想起小时候到亲戚家过生日或吃喜酒，简直跟趟地雷一样，因为要给主家说祝福语，大人最担心小孩说错话，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这句不能说，那句不能说。如果说错了，就会呸呸吐口水圆场：“这个不算数，再说一句。”主家一般也大度：“小孩子不懂事，有口没心，没关系的。”

从禁忌来说，最避讳的就是死人，唯此为大，遇到跟死相关的事，比如走路看到地上有白布，一定要捡起来撕掉，我祖母曾经撕过我堂哥丢的一块毛巾。这种禁忌历史很悠久，最著名的就是春秋时的孙叔敖。他小时候路上遇到一条两头蛇，闷闷不乐回到家，跟母亲大哭自己要死了。因为传说中遇到两头蛇就会倒霉送命。

母亲问你把那条蛇怎么样了？孙叔敖说，我把它打死，怕别人看到就埋起来了。母亲安慰他说：“不用担心，你这么善良，上天一定会保佑的！”

孙叔敖怒砸两头蛇

相比之下，现在一些讲“意头”的人，心地远不如孙叔敖。身居闹市，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将熬过的中药渣倒到马路中间。问题不在于乱倒垃圾，而是为了让路人踩到上头，病像击鼓传花一样，沾到对方身上带走。

这种损人以利己的风俗，还有一种：如果小孩得了“夜啼症”，有人会用一张黄纸，写上四句话：

天黄黄，地黄黄，

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往先生念一遍，

我儿熟睡到天光。

黄纸贴在路树或电杆上。如果你看到这诗，真的念了一遍，得！这夜啼症就会转移上身，到你家去了。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意头”文化中的确不乏迷信的东西。但对于一种文化现象，不好直接用这种带有道德评价的词作“价值判断”。存在即合理，中国人普遍认同人的内心会外感于天，心想事成，心诚则灵，因此所形成的“人不能欺心”的理念不无积极意义。

想起有一年到桂北旅游，听导游讲狄青的故事：狄青到广西征讨造反的侬智高，在桂林看到一个庙，他走进去，拿出一百枚铜钱许愿：我将这些铜钱扔出去，如果都是有字的一面朝上，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吓！一百枚铜钱呀，这简直了！手下想阻止狄青开玩笑，但他手一挥就把铜钱撒了出来。

大家跑过去一看，我的妈呀，果然每一枚铜钱都是字朝上！

狄青叫人将铜钱直接钉死在地上，盖上草，待打完仗后再来还愿。这下子因有神助，士气大振，大军攻城拔寨，打败侬智高班师时再经过那个小庙，大家取起铜钱一看，原来两面都是有字的。

狄青征南

我觉得这故事充分说明意头与迷信的关系。天意不敌人事。许愿只是图个吉祥，给自己一种激励和安慰，用一种精神的东西给自己加持，做起事情来会特别用心落力。人们常说“尽人事，听天命”，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任何成功都不会从天而降，可以坐守其成，只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成做好。

但心想事成心想事成，你心都不想，事还能成吗？

思想像胡子，成熟就会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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