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琴原创】淅川大声——讲述一个你应该知道的故事

“妈妈,淅(我听到的是zhé)川在什么地方啊?”送进耳朵的这句童声,和长安街上的阳光一样纯净。

是的,豫西伏牛山盆地的人们,第一次派出他们的父母官,到首都进行一场朴素得犹如宗教的仪式,将一瓶透明的清水郑重交给北京市市长。千里迢迢,为了说明瓶中之水的来历,交接现场的长安大街上,展示出一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示意图。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这个地名,就这样进入北京人的视线,对于一个孩童,这个地名新鲜得如同陌生。

然而,城市灯光中,还有多少人家,只知道南水北调,不知道淅川?华北平原上,还有多少土壤,饱饮清流,不问源头?

52年了,今天,清流终于北上,清纯得犹如眼泪;红线终于划成,红得如同血脉。我沉默了半个世纪的故乡,你就大声喊吧,我叫淅(xi)川!

五十年  举家迁移三次

多少故事和家园一起沉入丹江水库库底。

如果没有到过南水北调搬迁现场,你永远无法体验人群整体迁移瞬间画面的震撼:祖辈遮风避雨、生息繁衍的老屋分拆解体,结满厚厚烟灰的灶坑,贴着年画的堂屋墙壁,磨蹭出凹槽的门槛……全部坦露在天际之下,成为近的田野,远的群山的一部分,从此任由风雪雨露造访,日月星辰窥视。

带走吧,放过新媳妇花被的衣柜,浸着菜香的饭桌,供奉祖先的条几,那排满村头的长长车队,一件件拉走了一座从此消失的村庄。

又搬来一件,不,是一棵,一棵伏牛山最为常见的野柞树,透过精心包裹的塑料薄膜,可见根须泥土紧紧相连,显然,主人是要带它到远方共同生活。

“老乡,实在放不下了……“

“柜子不要了,这树也得带着,俺也算留个根哪!”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远行的乡亲们,只能用这个办法,把滋养他们的水土,留在自己身边,这水,这土,曾经是怎样一方富庶的家园呀!

“淅”,本义以水洗米,《淮南子·兵略》曰:“淅米而储之”,《仪礼·士丧礼》称:“祝淅米于堂上”,并称竹篾编成的过滤器具为“淅箕”。

是的,稻田成方,竹林含翠是淅川县境内常见的风光。一切得益于那条叫丹江的河流,它从洛山奇峰峻岭中奔涌而出,一路吐珠洒玉,把全县17个乡镇依次揽入怀中,滋养土地肥沃如膏,物美粮丰。古有名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是以淮河为界,南方种植橘树会结甜果,北方则变为苦涩的枳子,而淮河以北的淅川,入秋满山耀眼的金橘,剥开汁液四溢,品尝满口甜蜜。还有桑蚕、枇杷、猕猴桃,这些完全属于南方的物产,在淅川满山扎根,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上苍把这块北纬33度14分,东经11度47分的空间赐予淅川,让她得南北之风水。那条满载甘露的江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初丹江大坝建成,在淅川境内形成67万亩的水库,方圆百里农民又平添水产收入,农闲驾舟捕鱼,收网捞虾,万里碧波,一派南国风光。而两岸土地上,仅大石桥、老城两个乡镇出产的粮食,就占全县总产的二分之一,有“桥半县”之说。家家仓满廪实,户户大筐淘米,当是淅川百姓殷实富足生活的写照。

甚至,当时那一派绿山清水,还养育了战火烽烟中的逃难者。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省内名校纷纷迁徙至此,我那在伏牛山出生的父母,履历表中,就赫然填写着国立女子中学、开封第一高中的校名,成为他们最终走出大山的资本。

记忆中,母亲最为自豪的便是给我们讲述她在娘家,度过少女时代的淅川名镇荆紫关,十里长街店铺林立,品尝不尽的精美小吃,眼花缭乱的各色绫罗绸缎日常用品,商号描金镶玉,会馆牌坊高耸。沿外祖父家后墙石阶下来,便是丹江码头,母亲和她的同学们背诵着“百艇接樯,千蹄接踵”描绘家乡的诗句,沿江散步,那数天内可至商洛长安武汉的船桅,把一群少年的梦想带向远方……

这不是梦,水来了,涌入荡漾着书声笑声的校园,侵蚀着百年老铺香樟木雕刻的招牌,灌进四世同堂的庭院,卷走厨房里的粥香,卧床上的酣梦,更不消说,万亩良田成为湖底,千顷高山化作平湖!

同样是水,如今它要存储奔腾得高些,更高些,去滋润干渴的北方,孕育首都的心脏。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只有能够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伟人,才能这样调度大自然的山水!毛泽东当年的奇思构想,历经自此之后大中国的历届领袖决策,形成自1958年协议,21世纪中期相继动工,到2050年才能彻底完成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南水北调工程,而这个工程最重要的高高隆起的“大水缸”丹江水库,库区大部分水面和渠首,都在淅川境内。

水逼人走。多少次的测量加高,“大水缸”的深度从海拔124米、147米、155米到如今的162米,一个个村庄的消失,使淅川成为世界上移民人数最多的县份。人与自然,自然与政治,自然与历史,50年沧桑岁月,同样是历经大起大落的中国人,淅川人生活里增加了鲜为人知的迁徙之痛,许多户举家迁移三次!

在仓房镇沿江村,一户又一次面临搬迁的村民家中,我实录下户主何兆胜的讲述:

我是1959年3月18日走的,原来住的地方叫下寺公社何庄。那年我25岁,已经结婚,有了女儿,在生产队当会计,与老人分住,有三间房子,十多亩地。记得那天我去公社办事,有位认识的公社干部问我,上级号召年轻人支援边区建设,问我去不去,那时干部的话就是上边党的话,我想都没有想,说去。几天后就单身一人去了公社集合,一人一天发二斤馍,步行到马蹬(淅川一个镇名,现已淹没)后,大货车拉到南阳,每人发了一身棉衣,一条被子,上了闷罐火车,五天五夜没下车,到了兰州。那时一些人已经开始不得劲,头晕,吐酸水,后来才知道叫高原反应。到了目的地循化县,住进大荒地里的排房,才知道每天两干一稀,早上中午馒头咸菜,晚上喝稀面水,那儿的麦子味道和在家的不一样,蒸馍又黑又黏,面汤一股霉味。每天开荒,必须完成任务。晚上又饿又冷,想喝口热水也没有。一直到1960年,我盼啊盼,父母、老婆、孩子终于来了,心想可让一家人单独开伙食了吧,谁知道还让分开吃,实在太饿,晚上一家人煮野菜汤喝,俺媳妇懂事,说能到一起就是福,一个车过来的,半路上她亲眼看见冻死病死了三个女人!

后来,不断有人生病,脑壳疼,拉稀,十几天就不行了,老乡们都说这里“邪”,悄悄返回,路程太远了,听说不少人把命搭半路上了。记得是1961年政府让返乡,我们全家五口人,三个铺盖卷,逃荒似的回来。在村里还有没淹住的破房里住了5年,1966年,强制性把我们这些返迁户集体安置到荆门十里铺,到那里不久就因为和当地人习俗语言不通,打群架,我下决心带全家人悄悄往回走。

这次,身上没有一分钱,一路要饭,说好话搭车,回到老屋一看,全淹了,亲戚家,村边都不敢去,怕查出来再让走,就找个背风的坡地搭个茅草棚住下来,慢慢打土坯、垒墙,才有个挡风的家。俺们这儿为啥叫沿江村,都是偷跑回来,连成片住,政府后来才承认的。

沿江村这间土坯房里,伴着秋雨,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令人为之动容,始料未及的是老人的平静,50年颠沛流离,已经成为他人生无可奈何的内容,几个月后,他们全家将再一次踏上搬迁路!当然,历经磨难的国家,这一次给了他的子民最为优厚的条件:全村人要去的地方是豫北一个已经工业化的村镇,单门独户二层新房小院,孩子全部进工厂就业,出门就是水泥马路。

“这次出门放心了吧?”我试图从回忆的阴影中跳出,老人的回答和表情却永远在我记忆中定格:

“没啥,习惯啦。”

那一刻,一位职业记者的敏捷冷静即刻化为乌有——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淅川总需移民16.2万人,涉及11个乡镇,168个村,1312个组,加上线上留置的3.5万人,总动迁移民约20万人。多少血泪故事和他们的家园一起,沉入丹江水库的库底!我无法一一倾听20万父老乡亲的述说,我看见了困顿磨难带来的淡定、从容,他已经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永远无法用文字去记录赞美,只能用心灵去铭记。

十根香烟燃尽,战斗英雄跪下了

2010年6月26日,对于淅川老城镇陈岭服务区移民干部安建成来说,是个普通又重要的日子。他负责区域内的安洼村425位移民,4天后将离开故土,核实房产,前往安置点对接。几百个日夜操劳,几天后将要付诸行动,为了给搬迁用的车队腾出场地道路,他在现场已忙活了半天。本来要休息一下,看到开推土机平路的司机不熟悉,就到跟前指挥,眼看道路就要进村入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村民手拿石块,气冲冲说推土机铲到了他家的祖坟。原来,这位村民家老坟位于公路边,由于不太明显,加之荒草的掩盖,导致推土机在作业时蹭到了他家的坟边。按当地习俗,挖祖坟可是一大禁忌。

“一定要让安建成给我祖坟磕头祭拜!”对方毫无商量余地地提出了要求。一听这话,在场的乡镇干部和村民们都呆住了,鸦雀无声。

在农村,谁都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安建成的脸色瞬间变得黑紫。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足有上百号人,他把攥紧的拳头松开,掏出一根烟,几次才点着,一根又一根……

上百双眼睛都盯在安建成身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见安建成轻轻地按熄香烟,站起身,大声说:“乡亲们,我给他老人家谢罪了!”

一切按照当地风俗,燃炮,烧纸过后,安建成扑通跪在了坟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大声说:“老人家,乡亲们要搬迁了,今天惊动了您,我安建成给您老磕头谢罪!”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里,他起身拿起铁锨小心地给坟边添了些土……

事情平息了,人群散去了,安洼村全体村民如今已经在新的地方安居,我在安建成依然负责搬迁的新地点找到了他。

“那天,我抽了十根烟!我母亲今年80多岁,养了我们姊妹8个,我一个男娃,我父亲去世时我却不在身边,那件事,至今我没有告诉老母亲。”

“老先生去世你在哪里?”

“老山前线。”

一个至少应该让安洼村民知道,不,应该让世人知道的英雄故事至此引出——

出生于淅川县老城镇裴岭村的安建成,1982年高中毕业后参军不久就去了老山前线,带领一个班往前线麻栗坡运送给养。往返20公里,不算长的路程上,却有三道布满地雷的防线,被称为“生命线”,其间还有敌方巡逻部队。安建成和他的战友们每人肩上都背着30公斤的食品,每一次,安建成都走在最前边,唯一寄托安全的是我方侦查部队铺设的电话线,他牢牢抓住电话线,眼睛观察四周,好几次,都是凭感觉暂停前进,排除了敌人新布下的地雷,还有一次,干掉了对方暗哨,才得以安全前进。6个月里,硬是把数千公斤给养背上前线,保障供应,战斗胜利后,安建成戴上了大红花,荣立三等功。

安建成做出下跪决定的那十根烟时间里,脑海里浮现过吗:部队首长颁发的军功章,战友们信任的目光,母亲倚门等待的身影……他一定想到了,他是怀着同样的赤诚,将无数次匍匐在麻栗坡“生命线”上的身躯,拥抱了家乡的土地。

“淅川人民真可赞,我们的党真伟大,我们的政府真负责,移民干部真难当!”淅川县移民局长冀建成说出这四个“真”时候,把“干部”放在了最后,他深知最后这个“真难”,来自对移民的真正理解,对党、对政府的高度负责。

人世间从未有过的移山改水挑战大自然行为,给淅川县带来了三个“史无前例”:首先是移民搬迁规模史无前例,中线工程淅川总动迁移民20万人;移民搬迁强度史无前例,仅在去年8月到明年8月的短短两年里,淅川需要分三批,以每批1.08万、6.5万、8.6万的密度迁出近16.2万人,在世界移民史上前所未有;三是搬迁难度史无前例,50年漫长移民史遗留的伤亡、财产损失补偿问题,各种原因返迁的老移民占三分之一,其中最多已经搬迁过6次,都需要在这最后的三批搬迁中解决问题。随着中线工程进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淅川县历任县领导肩上,都平添了一副充满风险的重担,而关键的最后三批,落在淅川现任县领导的肩上。

“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搬迁已经成为过去,以人为本,和谐搬迁是中央、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基本要求,一定让群众百分之百满意!”作为移民工程的第一责任领导班子,除了保障全县正常经济社会运行,他们将淅川移民工作摆成应对自如的大棋盘,所有的智慧、心血、运筹,体现在这个棋盘上的一兵一卒——

“移民还没有送走,我一刻也不能离开!”8月的烈日下,县委副书记、县纪委书记宋超已经在移民现场工作了十多天,作为淅川县移民搬迁工作常务副指挥长,他随时准备处理好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滂沱大雨里,大石桥乡女乡长向晓丽与上访群众对话整整一天,口干舌渴,脸上却始终保持笑容,这位可以和儿子用QQ聊天的70后女干部,品德中保留着共产党人最原始的信念。我的笔记里,记录着她这样的话语:

“老百姓远天远地搬家,要求新地方只能比老地方好,一点也不过分,理解他们,工作就不难了。”

“我是一乡之长,群众不找你,找谁!”

“比起当年的刘胡兰、江姐,你为党承担这一点算啥!”

与大石桥不同,香花镇党委书记徐虎面对的是丹江岸边最富足的一方乡亲,他一趟又一趟到新的安置点考察,把那里的交通途径、消费群体、风俗民情摸索透亮,并且与当地党政部门对接,勾划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二次创业规划,提出“搬迁就是机遇”的响亮口号,一户户做工作,搬迁确认书与创业协议同时答复。

作为县移民局一把手,冀建成局长不离身的有三件宝:文件袋、小毛毯、药瓶。随时随地办公、休息,实在不行了吃药。大搬迁前夕的20多份文件,7项具体建议,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

在已经退休的原县移民办公室副主任岳文华的家中,我看到最好的一间房子是一个“淅川移民资料库”,从上世纪50年代第一户移民至今,全部移民的家庭成员、财产状况、赔偿金额,都用表格形式记录在案,财产细化到当年人员的年龄、房屋、家禽,金额到元角分,全部用手写记录。还有和移民有关的文件、书籍、报刊,分类准确,整整齐齐摆满了十几个书柜,至今正在撰写的个人回忆录《参事摘要》,也是一个完整的移民工作日记。“我从十几岁参加工作就和移民打交道,当时的工作就是入户调查登记,一辈子离不开了!”老人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用毕生精力,保存一个人类非正常生存的完整案例。

“应急处置席、气象石油通讯席、航运保障席、卫生、安全……”在县政府旁边的一幢简易房内,淅川县南水北调移民安置工作指挥部,俨然是一个战地指挥中心,搬迁现场的风吹草动,立刻会在这里得到体现和处理——天气突变,停电,道路塌方,老人孩子头疼脑热。这套方案来自移民指挥部副指挥长余仕芳,他用当年军营里练就的本领,使移民搬迁的大工程成为一种掌控,精确到这样一个细节:在仓房镇搬迁必经的渡口,我看到移民渡口用的大船两侧,护栏上醒目的贴着一连串数字。“这是指挥部要求的干部站位,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号,到时按号站好,保护船上的群众安全渡江,”仓房镇党委副书记王群尹如是说。那一刻,我深信不疑:淅川县的移民是安全的,幸福的!

种树的老张,在渠首,听见无边的绿树在歌唱

“故乡难离,故土难弃”,“一代移,几代穷”,作为全国移民大县,过去的40年里,已有二十多万库区移民泪别家乡,如今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即将有16万人新加入移民大军。何谓家乡,有乡才有家,才有可耕的田亩,可帮衬的亲人,可祭拜的先祖,可听懂的乡音,那随水而逝的,是千万颗移民的灵魂!从支边移民到后靠安置,到自由选点,一次次失败的转移,让淅川移民饱尝了青海高原的风雪,大柴湖的湿瘴,插村落户的逼仄,那些被泪水浸透的故事,需要鸿篇大书去描述,眼前正在发生的,是这样的见闻:

已经有过两次搬迁过程的香花镇南王营村,剩下的几十户面临随时到来的搬迁,村民维持着最简单的生活状态,不修缮房屋,不添置家具,不少人家已经将像样点的用品提前处理,家未迁,屋中已如同水洗。70多岁的村民老杨却乐呵呵地讲起见到总理的情景:问我舍得不舍得,这个道理咋不懂,只要对国家有利,舍得!舍得!

舍得下家园的淅川人,如今在故土上付出劳作最多的,是种树护树。渠首陶岔的松树林,老城镇的果木林,中游寺湾滔河连片成方的桑树林……县里的年轻人甚至成立了植树队,在爷爷盖起的老屋旁,在父母开垦的田园上,义务种下和前辈财产一样永远带不走的树林,淅川县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林木一样年轻勃发的县长马良泉,为无言的森林做出这样的注解:“温家宝总理十年前来渠首视察,就要求确保丹江口永远是一库清水,不管损失多重,牺牲再大,我们都要让沿线人民用上甘甜纯净的丹江水!”

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急需发展的淅川会关闭每年千万元税收的造纸企业,老百姓为什么会停止号称软黄金、却有毁林副作用的经济作物黄姜的种植,更明白了,那深不可测的丹江之水,为什么和眼前的景色一样碧透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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