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超生孩”，你们还好吗

那些年的“超生孩”，你们还好吗

刘述涛

到现在，我仍能清楚的记得有一年的冬天，一大早，忽然间传来邻居罗大爷很响亮的声音，“谁把孩子放到我坑头（土话，指茅厕）门口，出来认啦，不认我可抱回家去养了。”

自然，这样的孩子是没有人认的，何况还是一个女孩子。后来这个女孩子的外号就叫做“坑妹仔”。慢慢有人说，这哪是别人放在他家坑头的，就是他家自唱自演的一场戏。这女孩是他家媳妇妹妹的“超生子”，本来想生一个儿子，哪知道是女儿，就上演了这么一出戏。而罗大爷家也就顺理成章的多了一个女孩，并且有人作证，可以以领养的方式上户口。

那些想要超生的人，总是能够想出五花八门的办法。我现在也还能够记起，我的一位表哥，为了超生，从广东到了新疆，又从新疆来到了我家。我表哥说起逃计划生育，行走在路上的事情，竟然口水都不掉一滴，他说这一路走，一路卖狗皮膏药，他站在街中心，敲着一边响锣大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这药能治新伤老伤以及关节痛，我这药……

有一天，我父亲同表哥喝酒，说他的腰酸痛得不行，给一贴狗皮膏药贴下。我表哥二话不说同，立马站起来，将腰上的红腰带一紧，然后含着一口酒全喷到父亲的腰上，大吼了一声，就在父亲的腰上按了起来，按完从他的包里掏出了一贴狗皮膏药，在煤油灯上了烤好，贴到了父亲的腰眼上。还别说，父亲的腰一下子挺直了许多，再也不说痛了。看来，我表哥还真的有点本事，比今天一些心无敬畏，打着各种幌子四处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强多了。

表哥后来终于如愿，生下了一个儿子。他抱着儿子，携着媳妇有说有笑的回家去。我母亲一边送表哥走，一边擦着眼泪同身边的父亲说，他这没心没肺的怎么就笑得出来，家里的房子，家具都给乡里搞计划生育的给搬空了，日子还怎么过？父亲笑着回了母亲一句，你自己一身肉都不知道怎么烂，还担心别人的肉怎么烂？

可不是，我们家也有好几位超计划生育的哥哥、姐姐。他们也面临着被乡里的人来强拖家具，强拉去结扎，强拆房子的可能。他们在怀着孩子的这十个月里，就像是一只老鼠东躲西藏，生怕被村里搞计划生育的人看到。

在那些年，进村里搞计划生育的工作队，有时候就真的像“土匪”一样，到了超计划生育的人家里面，都是见什么东西，扛走什么东西。还有些没有素质的工作人员，竟还会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将老百姓放在箱底的“老本钱”,“老货”据为己有。足可见，当一件事情上升为一场政治运动，对国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都有可能是一场灾难与浩劫。

也同样是在那些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假如看不惯，想要上点“眼药水”，只要是对方超了计较生育，多了一个小孩，那是一告一个准。哪怕是对方做好了各种准备，上面也会下来查一阵。我仍记得，我在禾源供销社上班的一天，有位同事忽然对我说，你帮我一个忙，明天一大早用自行走带着我儿子去小黄坑，找为民，让我儿子在他那里住上了一段日子。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上自行车带着同事的儿子，顶着凛冽的寒风往小黄坑去。如今同事的儿子都已经二十多岁了，他的孙子都出生了。不知道他还记得不记得这件事情，也许他早已经忘记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有人举报同事超生，所以他才将回到身边的儿子，又一次送了出去。

当我们行走在大街小巷，随时抬起头就可以看到“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温情标语口号，和一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的蛮横不讲理的标语口号。但该超还得超，该生还得生。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许多政府官员也都是一样，头脑之中还是有钱不如有人的观念。我们县曾有一位县级领导，因超生了一个儿子被处罚。后来有人问他值不值得，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才生了一个儿子。他笑着回了人家一句：“钱再多，会喊爸爸吗？”

就是，钱再多，也不如人多，因为人只会问你有几位孩子，而不会问你有多少钱。有一回，有一位很有钱的老板讽刺一位有四个儿子的老爹说，你儿子多有什么用，你看我就一个女儿，活得多好。那位四个儿子的老爹说，你钱多，把钱放桌子上，桌子能移动吗？不能吧，我儿子多，一人扛一条桌子腿，想扛到哪就扛到哪。气得那有钱的老板，半天回不了一句话。

也同样是在那些年，我们村里有一户人家，专门给人带超生的小孩。只要人家里一生下来，就抱到她家。她家最多时，有九个小孩子，看都看不过来，但却是每个月照看小孩子都能够上万，等于是依靠超生服务的产业，很早就走上了富裕之路。现在，那九个孩子都已经成人，每一年都到她家去拜年，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来感谢她，说她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童年。

好在，历史总是公正的，当如今开放二胎的政策全面放开，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生两个小孩子的时候，却不选择生的时候。我就在想，像我们这些只生一个孩子的父母，以及那些幼小时东躲西藏的超生子，你们是否同我们一样，总觉得，我们的人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遗憾，总还有一些无以言说的苦涩，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