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养殖为何那般坎坷？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是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团队写的一篇叫《代价沉重的进步，野生动物保护修法的建议》，提到了在全国人大“禁野”《决定》出台后，寻求替代性产业发展的解决模式，让我想起曾经经历过的保护与发展矛盾处理的经验。发展才是最好的保护！
目前炒得最热烈的是关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问题，当然也包括有些人所提的“全面禁止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可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野生动物”与法律定义的“野生动物”出现了偏差，惯例认为只有生长在野外的自由活动的动物个体或种群才叫野生动物，而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的野生动物却是国家重点保护或三有动物即是野生动物，包括人工饲养多代、习性已经完全改变也仍然叫作野生动物。在“禁野”《决定》中将国家重点保护、“三有”动物无论是自然野生还是人工饲养，除此以外其它的自然环境中的野生动物全部禁止食用。于是提出了修法的建议，希望通过修法来完善相关存在的问题。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愈演愈烈，野生动物似乎成为洪水猛兽，被人们描画成十恶不赦的妖魔鬼怪，把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归结到野生动物的身上。要么远离，要么彻底消灭，一片谈野色变，有人大冬天的也不忘记去捅蝙蝠窝。加之一些激进的人、媒体和一些NGO组织的推波助澜，让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更加尖锐强烈。在全国人大发出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之后，全国有近1500万“野生动物”养殖从业人员将失业，数万养殖企业（养殖户）无所适从，哀鸿遍野。
从疫情发生后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共同发文暂停一切与野生动物有关的审批、运输、交易、经营等活动，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动物不能交易、不能放弃、不能宰杀、不能食用，却没政策说应该怎么处理。2月24日全国人大出台了“禁野”《决定》，将相关规定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禁令下了，但却仍没有出台可操作的相应政策，禁止对象也不很明确，让养殖户更加进退两难。养吧，怕再往里白投钱，不养吧，看着动物们饿得可怜。有养殖户说，这么拖下去，要把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全国人大出台《决定》后，有些地方也紧接着出台了禁止决定，但对于哪些能养、哪些不能养、怎么转产、怎么补偿等政策仍不明朗。
除了一些养殖大省如江西、广西、湖南等养殖业发展较早，养殖效益已经显现，养殖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外，像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的许多养殖企业绝大部分是近年来通过媒体宣传（如中央七套的《致富经》等）、当地政府鼓励（有些省份出台的加快产业发展的意见、对专业合作社和小微企业的补贴）、国家政策扶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2019年国家林业局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意见）、金融资金支持才建立起来的。已经有一些养殖企业让一部分想要脱贫致富的群众贫困中走出来，并学会了养殖技术，再通过拆借、贷款等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养殖场。人工繁育动物成了他们全部的希望，成了老人可以看病、孩子可以上学、父母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唯一希望。
这场风暴袭来，有可能让这些养殖户一夜破产，雪上加霜。用养殖者们的话来说，“辛苦拼打四五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有网友分析，仅百多万养蛇人中，约95%的养殖户是通过贷款来扩大再生产的，如果禁养了，约95%的人会血本无归。其中20%的家庭会破裂，15%的人会转向其它行业，15%的人会选择打工度日，22%的人会永远翻不起身，25%会转产其它准养动物，3%可能会走头无路甚至走向绝路。
贵州养殖发展缓慢倒成了优势，但在贵州实际有近1900家养殖企业或养殖户，以食用为目的的养殖场占90%，养殖种类主要有竹鼠、豪猪、梅花鹿、蓝孔雀、鸵鸟、雉鸡、竹鸡、眼镜蛇等。有2/3是2016年以后才开始从事动物养殖，有些还只是投入还没有产出，仅基础设施就已经投入近10亿元，但2019年的直接收益还仅有4亿元。主要是靠脱贫攻坚项目发展带动起来的，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那些真正缺乏其它出路、没有劳动力的贫困户通过动物养殖实现脱贫是很好的项目。于是有些人得到了小额扶持或贷款，有一些人在银行欠了几十万元的贷款，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钱，辛辛苦苦的摸爬滚打，没日没夜、风餐露宿地守着深山里的养殖场，看着它日益壮大。指望着这些动物一天天的成长，长好了能给自己带来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让孩子能够有钱上学，父母能够得到赡养。这些人虽然是野生动物的经营者，但他们对野生动物一样的含有深厚的感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与动物们打交道久了，养殖户中许多人并不愿意食用自己养大的动物，把这些动物看成自己的亲人、看成自己的宠物，但为了生活，他们经营这些动物。他们也非常愤恨那些乱捕滥猎野生动物者，也非常愤恨那些靠合法证件勾结捕猎者“洗白”野生动物者。绝大多数真正的养殖户是守法的，是真正靠技术养殖利用动物。
我走访的一户豪猪养殖户，男主人虽然文化不高，但口才很好。那女主人是大学毕业生，却话很少。他们同甘共苦，靠打工积累了一些资金，然后回乡创业，带动群众一起致富，开起了豪猪养殖场。好不容易开始赚钱，遇到了城镇建设需要搬迁，他们没有给政府提过多的条件。养殖场不同于住家，搬迁过程中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老实的夫妇俩没有太多的抗议，尽管自己损失了几十万，但想想，还能通过自己的养殖技术赚回来，东山再起。搬到偏僻的新场地，甚至连手机信号都不稳定，也无水、电供应，但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重新将豪猪养殖发展起来，结果又遇到了新冠疫情。国家发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以后，却没有及时发布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政策，他说他总是彻夜难眠，无所适从，一提起此事就止不住两眼泪。
一位姚姓养鸵鸟的养殖户更是觉得冤屈。在外打工多年，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资金，并学习了鸵鸟养殖技术，2017年回乡创业，从河南、四川引进了鸵鸟和鸸鹋来饲养。总投资花了210多万元，几年时间从30只扩展到200多只，还带动了2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来参与养殖。2019年底在县城开了一家专门经营鸵鸟肉的特色菜酒店，效益不错，贫困户也得到分红。但现在停业了，种场里还有130多只鸵鸟，群众家里也还有几十只，每天要吃不少草料，但不能宰杀，也没有收益。那个鸵鸟肉餐馆每天还要开租金，却不能经营。眼看着就要破产，小姚怎么都想不通，本来鸵鸟就是以食用型特种经济动物引进的，中国不出产，不可能存在野外捕猎洗白，100%都是人工繁育的，怎么也不给经营了。走进场子里，鸵鸟群追着他乞食，他也只能默默落泪。
相比之下小赵要幸运得多，小赵与哥哥一起曾经在外打工和做二手车生意，积累了一些资金。从2011年就开始养殖蓝孔雀，他的养殖场就在城乡结合部，每天可以看得见远处的车水马龙，听得见城市的喧嚣，感受得到城市的繁华。但养殖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倒像是一处废弃的沙石场，离城市不远，但却感受不到现代的气息。两兄弟合伙，一人负责养，一人负责开山庄，专供蓝孔雀肉，生意倒还不错，每年有约60万元的纯收入。修房屋等基础设施投入的钱已经基本赚回，银行欠款也仅20万还未还。存栏的孔雀还有1500余只，若按平均400元每只算，还可以值60万元，怎么算都没有赔本。对于禁养他们虽然表示无奈，但倒还可以接受，只是愁是否国家会帮这1500只孔雀收购，这些孔雀又如何处理。
流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养殖场里的动物们天天要吃，而养殖户们本来就贫困，靠的是出售动物获取的一点经济实现饲料的周转。在停止出售以后，切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承受不起沉重的经济压力，买不起饲料，看着这些饥饿的动物们，只能对着动物们默默的流泪。有极少数养殖户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打开笼舍让动物们自己去觅食，但他们也知道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更何况这些养殖动物刚放出去，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因为他们通过多年的饲养已经失去了野外生存的本领，已经习惯了与人相处的环境，真要把它们放到野外，还有可能会引起生态灾难。
那些较早成立起来的养殖企业，对待这样的禁养还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对于那些为了脱贫攻坚从2016年以后才开始建起来的养殖场，几乎还没有什么收益，几十上百万的投入，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真要不给养了，他们不知道这笔投入怎么收回？也许只能再次背井离乡，也许终老客死他乡也还不起沉重的债务。
虽然贵州不是养殖大省，但是贵州为了脱贫攻坚而建立起来的养殖场占了绝大多数，现有的养殖企业中涉及精准扶贫户就达6103户，纯粹靠参与养殖动物来获取经济。停止了人工养殖就停止了他们的收益，如果不解决他们的发展方向，他们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只能重新回到贫困的底层，继续着那些暗无天日的生活。
谁都向往光明，谁都向往有好的生活环境。曾经的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为交通落后和信息闭塞，当地群众非常贫困。但是在保护区的周边有许多小煤矿，煤矿需要坑木，保护区的树木直接砍到矿上就可以卖钱。成立保护区后，加强了对乱砍滥伐的打击力度，保护区管理人员几乎实现24小时3班倒制的巡逻巡查，几乎所有人员的工作任务就是查案子抓人，尽管这样，还是有人铤而走险。
砍坑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陡峭的喀斯特山路上连空手走路都困难，但为了生存，有群众用嘴含着电筒，两只手把着坑木，在陡峭的山路上慢慢的爬行，将一条一条的木材趁着黑夜运到矿上，每条坑木可以拿到四、五元钱。他们满是汗水的脸上露出说不清楚的笑容，因为，也许那是孩子上学的书学费，也许是明天的油盐钱，也许是为了买一包洗衣粉。他们还得冒着被抓住受处罚的风险，冒着因跌倒受伤的危险。在这样的环境下，哪能对资源有什么文明可言？
后来保护区进行了一系列管理上的改革，将发展社区经济作为管理的要点。当这些贫困的靠砍坑木为生的群众能够吃饱饭，能够穿暖衣，能够让孩子上学，能够给老人治病的时候，他们露出了真正的笑容。嘴上不说，但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感激。再有发现破坏保护区自然资源的情况，是村民们第一时间站出来制止，将破坏者抓住，或是举报到保护区管理局。曾经对发生山火无动于衷的村民，现在发现情况能够迅速组织起来，还没等管理人员到达也许山火就已经扑灭。
发展替代经济，每一个村、每一农户都有各自的特点，但这需要人去做，需要细致细心的与群众交心谈心，需要的是加强管理，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我们值得追问“禁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那加强对野生动物和栖息地保护，通过人工繁育替代市场需求，规范经营利用和检疫程序，能够更好地实现保护的目标。如果是为了公共卫生安全，应该对养殖动物的安全性进行科学评估，弄清真正的风险点，实现严格管控。
虽然特种动物养殖是致富最快的一个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要寻找替代经济，要有一个专门的识别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吕植老师的文章中，提到这些以环保为目的的NGO组织，应该多把心思放到怎么帮助社区群众发展经济上，这就是真正的环保。只有让他们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够实现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义，民不足而可以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一味地只谈保护，保护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但失去了民生，怎么可能可持续的保护？生态建设，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生存环境的建设。人也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员，更何况人处于生态系统的控制链上，人的行为是生态系统的关键点，处理不好人的问题，一味的去谈保护，是毫无意义的。
特种动物养殖关系到的不仅仅是直接养殖户，还关系到那些为养殖户提供饲料、提供劳动力的群众，关系到养殖场所在地的特色餐饮服务业、食品加工业。特种动物养殖是一个长效的链，如果一味的只盯着眼前，看不到长远，看不开面，处理不好养殖户的问题，将失去民心，出现新的生态破坏，影响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