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三杰”的深厚情谊和宽广胸怀
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辛亥功臣、护国军第三军参谋长庾恩旸，称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为“护国三杰”，并把唐继尧列为三杰之首。这样的称呼和排列， 是非常客观、公正的。
今年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110 周年，也是护国首义104 周年，“护国三杰”， 与陆军讲武堂有种种关系，三杰唐继尧和李烈钧都担任或兼任过陆军讲武堂的教官，唐继尧还兼任过陆军讲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
唐、蔡、李三杰，虽然籍贯不同，但都出生于光绪八年或九年（1882 或1883 年）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由于蔡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四期，比唐、李二人毕业稍早，步入军界的时间也较早，曾任广西步军第一标统、广西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混成协协统等职。宣统三年（1911 年），蔡锷被调到云南，任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此时的唐继尧任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相当于营长）， 李烈钧也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武昌起义时，离滇回江西九江举事，1912 年任江西都督）。蔡、唐、李三人此时的官职虽然高低不同，但三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三人都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唐继尧、李烈钧两人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地地道道的同志。
唐、蔡、李三人情谊深厚。其中唐继尧与李烈钧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二人同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同为同盟会会员，二人在日本时就是要好的同学、亲密的朋友。宣统二年（1910 年）五月，四川总督赵尔巽电邀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的李烈钧入川，同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的唐继尧知道后，与李烈钧依依难舍，写了《五月送协和赴蜀》四首七言绝句赠送李烈钧（李烈钧，字协和，江西人）。其一云：“盖世雄才谁与俦？只应砥柱作中流。登高一笑昆明水，江海蛟龙贮得不？”其二云：“肝胆交情赠宝刀，偕行旧谊咏同袍。龙骧虎踞山河壮，留与他年说二豪。”其三云：“苍生涂炭最堪怜，泪洒天涯又七年。宝剑同磨江户水，联床夜夜话中原。”其四云：“不必临岐作叹嗟，滨池蜀道尽中华。旷怀举世皆兄弟，处处江山总是家。”第一首诗称赞李烈钧是如同蛟龙一样的盖世雄才，云南地方狭小，就像滇池难容纳蛟龙一样。第二首诗说我们二人是肝胆相照的密友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又在山川壮丽、藏龙卧虎的云南共事，留下了让后人传颂的佳话。第三首诗说我们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七年前在日本就互相勉励，立下了拯救中华的壮志。第四首诗希望李烈钧不要因暂时分别而伤感，大丈夫四海为家。何况，无论四川还是云南，都是中华的国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宣统三年（1911 年）三月，即昆明“重九起义”前夕，唐继尧曾与蔡锷等人同游昆明昙华寺。当天，唐继尧写下了《三月与松坡诸君游昙华寺》七绝二首，可见起义前的唐、蔡二人已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七绝之一云：“涤将心境净无瑕，照遍人间亿万家。不是阿侬偏太苦，四方多难忍看花。”七绝之二云：“不出斯人又一年，莫将心事问青天。春风也感苍黎苦，红遍山山泣杜鹃。”这两首诗表达了唐继尧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希望有伟人出现拯救国民的情思，也含有要与蔡锷共勉，一道拯救中国的意思。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云南昆明也于农历九月九日（10 月30 日） 由蔡锷等人领导举行了“重九”起义。起义之前，在由谁来领导这次起义的问题上， 云南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不同的意见。不少人认为，云南起义应该由本省人出来担任领导。但唐继尧、黄毓英等却主张起义应由三十七协协统蔡锷来领导，他们的理由是：蔡锷虽然不是云南人，也不是同盟会会员，但他的资历和地位都比较高，平时就有同情革命的表现。黄毓英还自告奋勇单独晋见蔡锷，试探蔡锷对起义的态度。原先主张由云南人领导起义的同盟会会员，得知蔡锷对起义默许、赞同后， 又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同意了唐继尧和黄毓英的主张，一致拥载蔡锷领导云南起义。云南重九起义时，唐继尧虽然不是主要领导人，但他从事前策划到起义过程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特别是在推举由谁来领导起义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唐继尧具有高于他人的远见卓识和宽广的胸怀。
“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成立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军都督，唐继尧担任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兼陆军讲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1912 年1 月，清军反攻武昌甚急，云南军都督府任命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率兵增援湖北。行军途中，贵州代表周沆、戴戡等人联名，请求云南军都督府派兵帮助平乱。蔡锷乃电令唐继尧停止前进，入贵州平乱。叛乱平息后，贵州人担心唐继尧离黔后，贵州的安宁无法保证，合请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唐继尧力辞不就，直到蔡锷来电请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 唐继尧才勉为暂代。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深感滇、川、黔三省尚未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而云南的兵力又最强，于是便决定调蔡锷入京以削弱云南的实力。蔡锷得知后，便推荐唐继尧为云南都督，自己离滇入京出任没有多少实权的经界局督办。辛亥革命前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唐继尧从指挥一个营的中级军官管带，迅速晋升为手握云南省军政大权的都督，除了唐继尧本人过人的才干和高尚的人品外，也跟蔡锷的器重和提拔有关。如果蔡锷是个忌贤妒能的人，唐继尧不但不能迅速升迁，反而会遭到蔡锷的排挤和打压。
1913 年10 月，袁世凯以强力手段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袁世凯，于1914 年1 月解散了国会。3 月，召开约法会议，另行制订新约法。5 月，废除《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取消国务院，设立政事堂于总统府；又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的权力，参政由总统任命。袁世凯破坏民主，推行个人独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当皇帝的各种倒行逆施，使拥护共和的人士无比愤慨。远在云南的唐继尧， 除对袁世凯的窃国行为无比愤慨外，还对处于袁世凯严密监视之下的老朋友、老长官蔡锷的个人安危十分担心。1914 年秋，唐继尧趁部下周钟岳要去北京任职的机会，对周密语：“袁氏自平宁赣后，予智自雄，躏蹂国会，蔑弃约法，停止自治，扑灭民党，窥其举动，将不安居于总统，必有盗国之日。蔡公在京，安能伈伈伣伣屈伏其下？将来为袁所忌，必遭危险。不如脱身南来，共图大事。”周钟岳到京城后将唐继尧的原话转告蔡锷，并劝他脱身来云南。蔡锷对唐继尧的忧虑和劝告十分赞同，不久便密电唐继尧：“袁氏变更国体，事在必行，关系国家安危甚大， 公意若何？”唐继尧立即复电：“万难屈从！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主持！”“请公南来主持”六字，充分显示了唐继尧不忘旧谊，不忘旧恩，思贤如渴，甘于让贤的宽广胸怀。
唐继尧为举行反袁、护国起义，早在1914 年秋就暗地里做着网罗人才，筹集军费等各种准备。当他得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口反袁起义失败后，现已由日本潜回到了香港，便立即派其堂弟唐萍赓以调查自来水为名，暗地里到达香港接应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等人入滇。唐继尧还以云南政府名义，去电河内越南总督，请保护由海防登陆经贵国境内来滇各人士之人身安全。后来又得知蔡锷已从袁世凯爪牙严密监视下的北京逃出，现已由天津、日本辗转来到了香港，唐继尧一方面命邓泰中至香港接蔡锷来滇，一方面派其堂弟、警卫团团长唐继虞率一警卫中队前往河口保护李烈钧、蔡锷等人的安全。由于保卫措施十分严密，终于挫败了阿迷县长张一鲲等人受袁世凯的指使阴谋在火车上刺杀蔡锷的企图。
1915 年12 月17 日和19 日，李烈钧、蔡锷等人都先后平安到达了昆明。12 月21 日，反袁护国起义已经万事俱备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在昆明护国寺召集上校以上军官和部分地方行政长官开紧急会议，正式决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兴兵讨袁。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唐继尧认为蔡锷是自己的老长官、老上司，德高望重，反袁护国起义的大事理应由蔡锷来领导，于是以十分真诚的态度再三向蔡锷表示：愿意将“云南将军”一职相让，请蔡锷坐镇昆明领导整个护国起义， 自己愿意领兵出滇讨袁。蔡锷十分感动，哭着对唐继尧说：“我此次来滇，协同举义，完全为讨袁、为救国，并非争权，亦非夺利，若果喧宾夺主，不论理论事实如何，总不足以示天下后世，更何以对滇中父老，深望蓂赓（唐继尧字蓂赓，引者注），鉴此苦衷，无再固辞，并盼总揽全局，统一军政，勿存客气，不辞劳怨， 独为其难，以赴事功。”唐继尧无奈，只好宣布废除袁世凯变更的“云南将军”名称，仍称从前的云南都督，听从众人的推举仍担任云南都督一职，留守昆明。唐继尧将滇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即最精锐的部队组成第一军，委任蔡锷为第一军的总司令出兵四川。由蔡锷率领的第一军是唐继尧督滇的骨干队伍，不但军械最优，所提供的粮饷也十分充足。由参谋长罗佩金赞助给蔡锷的十二万银元，可维持第一军两个月的军饷；唐继尧还叫蔡锷携带了从云南中央银行库存的一百万元兑换券（折合二十二万银元）作为军饷。蔡锷的第一军在川边作战时，尽管云南的财政和军事情况都很吃紧，但唐继尧仍汇去十万银元，送去部分枪弹，派出几支增援部队和一批补充兵员支援蔡锷。在蔡锷出征之前，唐继尧还答应蔡锷的请求，将自己贴身侍卫邹若衡（云南永善人）调拨给蔡锷作侍卫，可见唐蔡二人感情之深。滇军的其余部队组成第二军和第三军，委任李烈钧为第二军的总司令出兵广西， 自己兼任第三军的总司令，留守昆明。护国军第一、二两军离开云南后，袁世凯便令广东将军龙济光由广西攻入滇南，又令川军杨启元部从滇西北永胜、华坪一带入侵，各地的土匪也群起响应，云南的军情十分危急。唐继尧在沉着应战的同时，告于众曰：“袁氏盗国，决无成理。万一我军失利，吾一身当之，决无贻累人民！”
胸怀宽广的唐、蔡、李三杰，公忠体国，团结一心，终于取得了护国起义的胜利。但就在起义胜利的当时，就有人因要推卸拥袁的责任，或贪功求名，或不明真象，或私欲不遂，或无事生非，上演了一出出歪曲历史，扬蔡抑唐的闹剧。如梁启超为了推卸拥袁的责任，便不顾事实地说：“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云南何有焉？”（后来，梁启超有愧于良心，又在庾恩旸的《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一书的序言中更正：“帝制义起，国人劫于淫威，含怨蓄怒，侧目结舌，莫敢出气。首发难自会泽，黔桂粤湘浙，望风嗣响，曾不旬月而奸雄陨，国体复。”“会泽年未三十，甚少， 而功名之所成就者，已章章在人耳目。”但梁启超在事过以久的更正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此说流传甚广，被许多不明真像的学者所采纳，并写进了他们的著作中。因此很多书籍都说：云南护国起义是梁启超的学生、湖南人蔡锷领导的。只字不提唐继尧，或将唐继尧排在蔡锷之后。这些闹剧引得一些想澄清事实真象者和爱好凑热闹的无聊者，纷纷向领导起义的几个人询问：唐、蔡、李三人谁是最主要的领导人？发动起义谁主动？谁被动？不愿表白居功的唐继尧本不想谈论这些羞于启齿的话题，纠缠的人多了，只好在蔡锷逝世不久面对云南公众发话：“松坡为国尽瘁，病殁于日本福冈医院，实为国家之一大损失。云南起义，系由孙先生倡导，吾滇自主为之，外间不察，有谓松坡为主动，云南为被动者。其实吾滇尚未起义之前，孙先生迭派董福开及吕志伊先后来滇。起义后，本人即派李宗黄赴沪，请示机宜。归根到底，真正主动者系孙先生，我与松坡均系奉命承教。但吾与松坡迭共患难，吾滇对松坡之死，应表示非常之哀悼，且应为之立祠，以表报功之谊，一生一死，乃见交情，是非毁誉，毫不必计较也。”（见《李宗黄言论集·云南起义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民国野史》对唐继尧的这次演讲也有记录，所不同的是该记录在“共患难”一句后，还有“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 蔡松坡果然主动，余亦当然主动，余果被动，蔡松坡亦当然被动”的话。当人们问到直爽的李烈钧时，李烈钧便实话实说：“干大事的，耻言功利，不过是非真假，不可不明。当年云南首义，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动，他就不会让我和松坡进云南去。即使我们贸然地闯进去了，他也可以缚而囚之，献给袁逆。唐先生只要肯于这么做， 他立将发大财（当时袁世凯的悬赏高达三百万），封亲王。所以我必须在此强调，设若当时唐先生不是早下决心，预为准备，我和松坡到达昆明前后仅只一周之间， 马上就能大军陆续进发，草檄讨袁，露布天下，那怕是演一出戏，也嫌急促，居然还会是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哩？世间没有这种容易事，所以我说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当时情景判断得清楚明白。云南首义这一个紧要关头，当然该以唐先生居首功，担重任，我和松坡不过是远道而去，适逢其会。承蒙唐先生不弃，让我们帮同他共襄盛举，认真要在民国的功劳簿上记一笔，那么，就该数唐先生居第一，松坡次之，至于我哩！确实是毫无功绩。”（见《李宗黄回忆录》）所言“毫无功绩” 一语，当然是李烈钧的自谦之辞。事实上李烈钧出兵两广，战绩显著，功劳也是很大的。蔡锷英年早逝，大约还没有人就这些问题纠缠过他，但他于起义前夕的十二月十九日抵达昆明时，见起义早已准备就绪，就高兴得脱口而出：“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你们已经样样准备好了！”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唐、蔡、李三人起义前后的言行和职务，正确的结论是很容易就能得出的。有了对唐、蔡、李三杰的崇敬，就不会犯“扬蔡抑唐”或“扬唐抑蔡”的错误了。试想，如果唐继尧是一个患得患失、满脑功利思想的庸人， 他怎么敢冒巨大的风险向部下密示起义时机：一、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二、黔桂川省中有一省可望响应时；三、海外华侨或民党接济饷糈时；四、如以上三项时机均无效，则本省为争国民人格计，亦孤注一掷，宣告独立。并最后将起义计划付诸实施。如果唐继尧是一个心胸狭隘、只想个人出名的小人，他怎么愿邀请名望比他高的蔡锷和名望与他不相上下的李烈钧来滇共商起义大事并委他们以重任吗？试想，如果蔡锷、李烈钧都是妄自尊大之辈，争名好利之徒，他们愿意尊唐继尧为头，听从唐继尧的安排、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带兵去前线与袁世凯的军队撕杀呢？
云南护国起义的参与者、鹤庆人李宗黄先生对唐、蔡、李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护国起义中的作用，说过一句十分客观、公正的话：“惟蔡、李不能见唐之伟大， 非唐不能成蔡、李之丰功。”是的，由于唐继尧胸怀大志，海纳百川，深谋远虑，当机立断；蔡锷智勇双全，娴于韬略；李烈钧才气纵横，骁勇善战，而他们三人又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再加上出征的滇军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勇敢的仁义之师，云南百姓是深明大义，拥护共和的公民，才成就了唐、蔡、李“护国三杰”的伟业。
作者：张 佐，云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