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福泽的“三段论”

日本能发展到今天，与二战结束后在麦克阿瑟强制下的改弦更张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认真贯彻了福泽谕吉的思想。

福泽谕吉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日本要变好，必须引入欧洲现代文明。在变革顺序上，他认为首先是改变人，其次是改变制度，其三才是改变器物。而且他强调，这三个顺序不能随意变换。

历史事实表明，福泽谕吉是对的，麦克阿瑟更是对的。日本人民之所以将福泽谕吉的头像印上钞票，并一再对麦克阿瑟表示敬意和感谢，其原因正在于此。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当年坚拒了要他在新加坡搞某种主义的建议，这也被他视为是新加坡终于强盛的一大关键原因。他强调新加坡的崛起，靠的是源于现代文明国的法治，而不是儒家文化。

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和走向，其实都可以给很多后发国家以启示。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证明了福泽谕吉的见解是正确的。几十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是改变人的观念也就是解放思想，然后是农村和城市的体制改革，循着这个顺序，才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加入世贸组织是至关重要的一大举措，正是这一举措，让中国迎来了较长一段时期的大发展。

但福泽谕吉说的这三方面，是否在我国改革开放40年后，就不必再引起重视了呢？实际上三方面都还要大改进，尤其是前两方面。

在人的观念层面，现在的中国人是否大多数都具备了现代文明理念和良好的信仰呢？显然不是。你看那公交车前的拥挤，再看超市降价时的抢货，再看老人倒下无人敢扶，再看医院的过度检查和医疗，再看对别人遭受苦难时的幸灾乐祸，再看无处不在的造假制毒，再看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你一定不敢太乐观。马相伯说他曾如一只狗一样叫了一百年，也不起作用；我想如果他还活着，恐怕还得一直叫下去。

至于制度建构，本文不想细表。但人类文明的百年千年精华，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该视而不见的。走错了路，后果必然非常严重；走对了路，自然一好百好。当年的柬埔寨就因为走错了三四年的路，导致在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

人的观念变了，制度建构好了，则器物层面的改变是水到渠成的事。就如一个公司，如果全体员工都树立了创新、竞争以及品牌制胜理念，公司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那产品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福泽谕吉的论断，我想作一点小小的补充。因为福泽谕吉所说的是在正常、和平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变革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但其实观念和制度变革可以同步进行，以制度变革推动观念变化，以观念变化促进制度变革，二者相辅相成。因为如果非得等到大多数国民的观念都先进起来再来搞制度变革，可能拖的时间会很漫长。快刀斩乱麻的好办法就是，先植入好的制度，在制度的调适和运行过程中来训练国民，来提升国民的观念，让国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其实日本自己就是这样的，麦克阿瑟当年就强加给日本以新的制度，在这种外来强加式体制的推动下，日本在各方面都日益现代化，日益文明化，终于成了全世界最富强和文明的国家之一。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有某类人上位，则在观念未变的情况下植入好的制度，也会导致换汤不换药，比如俄罗斯就是这样。现在的俄罗斯看起来是新制度，但国民观念提升不到位，所以在老普带领下又在实质上回到了过去。

不过象俄罗斯这种情况只是个例，所以我还是赞成日本式的变革：制度和观念同行，先强行植入制度，再在国际监督下实现全局的改变。

反过来，如果是先推行器物层面的改革，这被历史证明是不行的。因为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很大可能只会让巩固原有制度迎来更多更现代化的手段，让原有制度的改变更不可能。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对福泽谕吉的三段论，我基本赞成，只是帮他微调一下：前两者可以同时进行。但不管怎样，重中之重都在于两点，一是帮人民确立文明的观念，二是帮国家建构良性的制度。至于用什么方法，只能根据实际来考量。